魏晋南北朝，上起建安，下至隋统一，历时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四百年中，社会一直处于动荡分裂的状态，然而处于汉末的建安年间，却是一个光辉的新起点。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将文学的创作意义提升大经国治邦的高度。自此，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始了，文学开始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正如宗白华所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期，然而却是精神上最自由，解放，寓于智慧，浓情与热情的时代，算是富有艺术的时代。”
　　在古代文学的漫漫长河中，文学的自觉性早在汉代便有了苗头。汉人将精于学术者成为“文学之士”，将工于词赋和杂文散文写作者成为“文章之士”，已显然把文学和学术区别开来，并承认其独立地位的趋向。从贾谊到祢衡，从枚乘到赵壹，从司马相如到张衡，两汉赋家从未终止过对辞赋题材，功用，风格和表现艺术的探索。散文繁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独立之文大大量出现。汉代文学不但总结了先秦的经验，而且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司马相如的“赋家之心”便是如此。汉代文学的自觉倾向，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带有一定的约束性。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是对汉代文学倾向的继承和发展。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倾向与汉代的表现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志性特征：
　　一、学术思想的多元化以及以老庄为主题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广阔的天地。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最近本的思想根源。
　　为由于社会原因，儒家思想以不复有当年的威力，取而代之的是从宇宙本体出发，探求本末，论述人生、社会、自然哲理的玄学。这种既不是道家亦不少儒家，却兼有二者品质的学派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玄学的流行，使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蔚然成风。文人志士开始放弃宗教隶属的舒服，摆脱官场的纠缠，非汤、武而薄周、孔。玄学中对自然的热爱也影响了那个时期文人的创作倾向，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陶渊明，无不潜心山水以避世。这一现象不仅使山水诗的兴起，而且极大的促进了魏晋时期的创作题材，完成了主题和艺术精神的转变。
　　二、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创作的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于个性化和风格多样化。
　　（一）就诗歌而言，突出的特点是五言诗的成熟和繁荣。五言诗最早产生于民间，到了汉代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大量存于汉乐府中。五言乐府诗新鲜，活泼，深受贵族和一般文人的喜爱，但是由于它来源于民间，质朴通俗，又受到正派文人的鄙视。因此，虽然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像古诗十九首那样优秀的五言诗，但总的来看，写五言诗的人不多见。建安时期开始，那种热情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建安诗人中除少数写四言诗和七言诗，大部分是人都热衷于写五言诗的创作。在其中的创作热潮中，曹植的《与汤德祖书》中“人人谓自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各自努力，竞相驰骋，彻底打败；汉代四百年来文人创作的沉寂局面。
　　（二）在辞赋创作上出现了有体物大赋转向抒情小赋的趋势，完成这种转变，病史抒情小赋的创作成为辞赋的主导倾向的，是建安作者。赋是汉代的主要文体，汉赋作为汉代经济繁荣，國势强盛的反映，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词汇和艺术技巧，是十分宝贵的文学财富，但是，汉赋特别的汉大赋，以体物为工，少有寄托，或劝百讽一反收诱导之效，或寓讽谏之义而隐藏的很深，有明显的不足。抒情小赋最早在西汉时期便已出现，直到东汉中期才得以重视。汉末的赵壹等以用赋来表达愤世嫉俗的感情，到了建安时期，才将抒情小赋推向高潮。曹丕的《典论？论文》中里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建安辞赋实为诗家之赋，赋家以诗为赋，偏于书写自我性情，既讲究辞藻的华美，又追求情感的浓郁，故那个时期的诗赋有大体相同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
　　（三）散文则多发慷慨之音和悲凉之情。曹操曾说：“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曹植则说“慷慨以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幹）。慷慨，情绪激昂，多指人的精神状态或出言气盛、感情色彩极强以至于直做悲叹之音。和以慷慨、悲凉为美作为所有建安作家的心态不同，崇尚辞采华美只是部分建安作家的审美倾向。但是这部分作家的审美倾向，却能代表建安文学发展的主流，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
　　三、文学自觉最显著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文人自觉和创作的繁荣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就是在这种理论自觉地产物。在文学文本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建树，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