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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利是一位“结石宝宝”的父亲，作为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受害者，他却因为曾经和涉事公司的赔偿谈判而被捕入狱，罪名是敲诈勒索。
如今，他被改判无罪，但曾经的生活早已分崩离析
最后的判决终于来临。
郭利在庭外等了很久。他的女儿是当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受害者，而他自己因为维权却被认定敲诈勒索而入狱。郭利抬头望了望“第九法庭”几个汉字，缓步进入庭审现场。
这是4月7日下午3点30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郭利敲诈勒索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改判郭利无罪。从法官宣布判决书到郭利本人签字确认，仅仅用了3分钟。但从他被捕入狱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8年。
此后，郭利没有在广东逗留，而是立刻奔赴火车站，赶往上海，与两位前同事见面。
4月初的上海街头，晚上仍然有些湿冷，几天前便已经转阴，但雨水仍旧没有落下。郭利手持登山杖，戴着太阳镜，加上头巾和骑行手套，给人感觉总是风雨兼程的样子。
回想起前天下午，郭利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久。”郭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在他们看来，让公检法去承认判罚有误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一路走来，郭利最想感谢的便是他的父母了。当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郭利的母亲不断强调着一个词，“如释重负”。她觉得，多年来那个压在全家人身上的无形的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
“原审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郭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财物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终审判决书最后这8个字推翻了7年前的有罪判决，让郭利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回想自己在过去9年走过的弯路，年近50的郭利不禁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己本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受害儿童的家长，却在索赔维权的过程中变成了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的被告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怪诞的事，荒唐的事，实在是太多了。”郭利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2008年，多名食用三鹿集团所生产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这些奶粉被检测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由此引发了国内乳制品行业的一场“地震”。
经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披露，除了三鹿，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和雅士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都检测出了同样的问题，声称“奶源100%来自国外”的雅士利旗下“施恩”牌奶粉也赫然在列。
因为郭利的女儿小涵曾食用过该品牌奶粉，郭利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之后，郭利将家中剩下的和新購买的部分“施恩”牌奶粉送检，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显示，女儿食用的施恩奶粉三聚氰胺量超标132倍。
郭利联系施恩公司，竟被告知自己购买的那些问题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因此拒绝赔偿。一向喜欢“较真”的郭利却拒绝妥协，他不断对媒体反映情况，并利用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对施恩公司展开了调查。
当时，施恩公司在宣传中声称，其奶粉是由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授权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制造。但经过核实之后，郭利却发现，上述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在美注册的空壳公司，没有任何生产设施。施恩公司于是不得不主动找到郭利，争取“息事宁人”。
最终，施恩公司与郭利达成和解协议，一次性赔偿郭利40万元，郭利则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其他赔偿要求。6月15日，施恩公司就其“假洋品牌”身份问题正式向公众道歉。
事实上，与其他受害者父母得到的赔偿相比，40万元的数额已经可以说是奇迹。据卫生部通报，截止到2008年12月，三聚氰胺事件波及的儿童共有29.6万人，重症患者得到的赔偿仅有3万元，而一般性治疗更是只有2000元。
面对少得可怜的赔偿金，绝大多数家长只好选择了接受，虽然不多，但“聊胜于无”。也有一些患儿父母拒绝了这样的赔偿标准，决定继续踏上索赔之路，但各自为战的索赔后来大多都没有了下文。
郭利觉得，自己作为父亲，多少给了心爱的女儿一个交代。
就在郭利以为自己的维权之路终于可以暂时画上句号的时候，形势又生了变化，而后急转直下。
在和解达成之后不久，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节目《一个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头》，在节目的最后，郭利表示将继续索赔。郭利的代理律师解释说，这个节目在和解协议达成之前便已开始制作，但不明就里的雅士利集团还是感到有些错愕。
2009年6月29日，郭利接到了雅士利集团的电话，让郭利再次提出条件和索赔要求，公司会“尽量满足”。
当时，面对雅士利集团突然抛来的橄榄枝，郭利感觉有些蹊跷，但一时也说不出原因。他一开始表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的必要，但在对方貌似慷慨的再三提议下，他决定珍惜这次机会。综合考虑了女儿健康的长期影响和自己的误工等各项损失之后，郭利提出了300万的赔偿数额。
在谈判的第二天，也就是2009年6月30日，雅士利集团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日后从案卷材料看，在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仍然与郭利接触，并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
2009年7月22日，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也正是在那里，守候多时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一起，将郭利抓捕。
在法庭上，面对雅士利集团出具的录音和有郭利签名的书面材料，郭利感到十分愤慨，却又百口莫辩。然而，随着对证的不断深入，他的辩护律师便在雅士利集团提供的录音材料中发现了一些端倪，案情愈发变得疑点重重，扑朔迷离。郭利和他的辩护律师认为，雅士利集团精心设计了圈套引诱郭利，造成他主动索赔并且“得寸进尺”的假象。然而，几经周折之后，潮州中级法院依旧给出了勒索罪成立的判决。 直到2014年出狱以后，经过不断的努力，郭利才终于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雅士利的“钓鱼行为”。
当年的雅士利公司在2013年被蒙牛公司收购，但那些证据不会消散。在《新京报》“我们视频”近日公布的视频中，一批关键的录音材料被披露出来。
在其中一段录音里，雅士利公司成员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郭利，并连续五次让郭利提出条件和要求。而在另一段雅士利公司内部的录音中，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其他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并祝他们“凯旋而归”。正是在那次谈判中，郭利提出了300萬元的赔偿金额。
而促使雅士利集团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则是一名神秘女子张某的鼓动与配合。在录音中，她打电话给雅士利集团，声称郭利在已经得到施恩集团的40万元赔偿之后，准备继续利用媒体和公众来“把事情弄得更大”，并进一步要挟，以得到更多的赔偿金。这终于引起了雅士利集团的惊慌。最后，她建议雅士利集团控告郭利“勒索”。
虽然有种种猜测，但暂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名女子的动机。在录音中，她自称是郭利前妻的朋友。为了让张某从郭利前妻口中套出对郭利不利的话，雅士利集团甚至主动给张某提供了录音笔等工具。
如今，郭利依然会不时想起在潮安看守所和揭阳监狱里度过的那些日子。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狭小的单人牢房，24小时亮着的灯光，成为他刚入狱时的全部记忆。“监狱里是没有晚上的，时间久了，会觉得白昼和黑夜其实差不多。”他扶了一下太阳镜，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潮安县看守所与雅士利集团总部所在地，仅仅隔了几个街区。即使在被转移到几十公里外的揭阳监狱之后，郭利依然觉得，雅士利集团好像还在监狱的隔壁，如同一头看不见的巨兽，伴随着他度过了这1800多个日日夜夜。
转到揭阳监狱之后，饮食和住宿条件依旧很差，郭利经常拉肚子。夏天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将身上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了西瓜。这些钱都是他的父母从每个月不多的退休金里挤出来的。
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记忆和表达能力都在逐渐丧失。他开始练习朗读，那些中文图书、英语新闻和德语读物都成为他摆脱压抑的工具。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乐趣，而朗读更像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谈。
后来，他成为了监狱里的广播主持人，朗读每天的监狱动向。原来监狱里也是一个小社会，他这样感叹道，那些犯人们凭借着各自的技能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一样。
郭利也拾起了一些已经生疏的爱好，比如画画。书籍序言末尾的空白处，或是废弃的稿纸，都是他可以落笔的角落。那些画大多与他的女儿有关，尽管只是炭笔，线条也比较粗糙，却成了他纾解愁绪的方式。
自从入狱以后，郭利便“从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女儿却时刻都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有时候，他也不能十分确定女儿的样貌，便只能画背影。
在其中一幅画中，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两个人都只有背影，不知道要走向何处。父亲背着白色画板，上面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写着“家？无家可归者”。代表屋顶的两笔线条还清晰可见，基底也依然存在，但中间支撑两者的很多东西已经崩塌了。
服刑期间，他接到了妻子送来的离婚协议书，也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郭利的父母身体不好，母亲长年患有糖尿病，在郭利入狱以后便常常失神。2012年的一天，她不慎滑倒，造成股骨骨折，为此动了一次手术。
然而郭利依旧不想放弃。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与民事诉讼法相关的书籍，为的是刑期结束之后继续上诉。他越来越感到平和，也在不断的阅读中获得了更多的勇气，不再因孤独而感到沮丧。
郭利忽然觉得，监狱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修行。虽然后来每每提及入狱，自负的郭利仍然将其称作一种“构陷”和“耻辱”，但他却从监狱的日常生活中扼住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2014年7月22日，郭利结束了狱中生活。他将那些画和两箱书籍带了出来，却也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没有读完的图书，他甚至觉得“有些遗憾”。
郭利入狱以后，他的父母想尽了办法，向北京的司法机关和媒体反映情况。他的父亲负责写信，母亲则负责寄信，一切的希望都被寄托在那些陌生的收件地址中。然而，这些信件全部石沉大海，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慢慢地垮了下来。
后来，他们联系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被告知，想要重审此案，上诉方必须到广东出席开庭。两位老人此前已经为打官司花了很多钱，一直靠不多的退休金过活，而且年老多病，身体和经济能力都很成问题。直到郭利此前的律师联系到他们，在去广东出差的时候顺道作为郭利父母的委托人出席了开庭，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2013年5月，郭利父母的再审申请被正式受理。
2014年7月出狱以后，郭利经过了长时间的查证与追踪，终于找到了具有关键作用的录音和书面材料，证明当时确实是雅士利集团主动联系郭利，让郭利提出赔偿要求，并在报案以后仍然引导郭利撰写书面申请，继续进行所谓的高额勒索。这让已经尘封数年的案子再次出现了改判的曙光。
“一来，并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二来，报案之后继续引导我撰写申请，这根本不是我犯罪。”郭利说。
在查证的过程中，郭利也有了一些意外发现，有些结果甚至让他“难以置信”。
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被捕一周之前，前妻给雅士利集团写了一纸声明，声称坚决反对郭利的做法。更让郭利备受打击的是，前妻在声明最后写道，“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这样的声明也使得郭利在这次精心策划的“围捕”中孤立无援，让雅士利集团的控告显得更加言之凿凿。
郭利觉得，前妻虽然没有多少维权意识，两人在2008年之前也已经有了离婚的想法，但她再怎么也不至于不顾女儿的健康。郭利更愿意相信，前妻是在张某等人的“诱导和胁迫下才写了那个声明的”。 在后来终于等到改判结果之后，面对媒体的采访，郭利坦承，“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如今，将近50岁的郭利觉得，过去10年的经历很坎坷，“倒霉了这么久，也許接下来的生活就顺了”。但事实上，有些事情已经无法重新开始。
郭利现在患有周围性神经系统损伤，记忆力低下，有时也会感到晕眩，经常迷路。他已经无法工作，只能依靠低保补助和亲友的接济维持生活。他觉得自己已经与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有些脱节了，智能手机更加复杂，微信的很多功能他也觉得非常陌生。
但另一方面，他也庆幸自己已经习惯了简单的生活，无论再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他偏爱自行车的随性，更喜欢步行的简捷。
他开始不停地走路，登山手杖成为他随身携带的工具。从西直门到青年宫，从新街口再到积水潭，他在这个依旧充满活力的城市，试图找回身体里消隐很久的旧日气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索性一路走下去，在天黑的时候打车回来。
只是，郭利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没有入狱，他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让他更加无法释怀的是，他让父母为他不断担心忧虑了八年，他这个父亲也在女儿的童年生活中几乎消失了八年。这个家庭的裂缝过于巨大，他只能尽力去弥合。
据郭利称，前妻患有抑郁症，没有抚养女儿的能力。自从他入狱后，女儿便一直与姥姥一起生活。上一次他见女儿的时候，还是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到现在已经10个月没有见面了”。但让郭利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很优秀。他想将她的监护权争取回来。
在他的印象里，女儿身体不好，经常无故生病，脾气有时也比较暴躁。郭利希望能让女儿的身体与心灵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他的愿景里，那些画里的背影正不断开始转身，她的模样也开始变得更加清晰。
“一开始维权就是为了女儿，被捕之后的上诉更多是为了自己，但终究还是为了证明清白后可以重新回到女儿的身边。”郭利这样说道。
郭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他将继续维权，并准备“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照顾父母依旧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这次回京，他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将自己的一些事情告诉女儿。至于前妻，他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过，有些事情“实在不知道如何谈起”，他更倾向于“顺其自然”。
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郭利慢慢明白，本来就没有什么突然的终点与起点，可以让他开始一种所谓的“新生活”。自己只想努力回到那个曾经被迫驶离的轨道。他希望还来得及，也许一切还不太晚。
如今，他被改判无罪，但曾经的生活早已分崩离析
最后的判决终于来临。
郭利在庭外等了很久。他的女儿是当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受害者，而他自己因为维权却被认定敲诈勒索而入狱。郭利抬头望了望“第九法庭”几个汉字，缓步进入庭审现场。
这是4月7日下午3点30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郭利敲诈勒索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改判郭利无罪。从法官宣布判决书到郭利本人签字确认，仅仅用了3分钟。但从他被捕入狱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8年。
此后，郭利没有在广东逗留，而是立刻奔赴火车站，赶往上海，与两位前同事见面。
4月初的上海街头，晚上仍然有些湿冷，几天前便已经转阴，但雨水仍旧没有落下。郭利手持登山杖，戴着太阳镜，加上头巾和骑行手套，给人感觉总是风雨兼程的样子。
回想起前天下午，郭利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久。”郭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在他们看来，让公检法去承认判罚有误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一路走来，郭利最想感谢的便是他的父母了。当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郭利的母亲不断强调着一个词，“如释重负”。她觉得，多年来那个压在全家人身上的无形的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
一个父亲的反击
“原审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郭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财物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终审判决书最后这8个字推翻了7年前的有罪判决，让郭利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回想自己在过去9年走过的弯路，年近50的郭利不禁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己本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受害儿童的家长，却在索赔维权的过程中变成了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的被告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怪诞的事，荒唐的事，实在是太多了。”郭利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2008年，多名食用三鹿集团所生产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这些奶粉被检测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由此引发了国内乳制品行业的一场“地震”。
经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披露，除了三鹿，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和雅士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都检测出了同样的问题，声称“奶源100%来自国外”的雅士利旗下“施恩”牌奶粉也赫然在列。
因为郭利的女儿小涵曾食用过该品牌奶粉，郭利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之后，郭利将家中剩下的和新購买的部分“施恩”牌奶粉送检，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显示，女儿食用的施恩奶粉三聚氰胺量超标132倍。
郭利联系施恩公司，竟被告知自己购买的那些问题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因此拒绝赔偿。一向喜欢“较真”的郭利却拒绝妥协，他不断对媒体反映情况，并利用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对施恩公司展开了调查。
当时，施恩公司在宣传中声称，其奶粉是由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授权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制造。但经过核实之后，郭利却发现，上述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在美注册的空壳公司，没有任何生产设施。施恩公司于是不得不主动找到郭利，争取“息事宁人”。
最终，施恩公司与郭利达成和解协议，一次性赔偿郭利40万元，郭利则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其他赔偿要求。6月15日，施恩公司就其“假洋品牌”身份问题正式向公众道歉。
事实上，与其他受害者父母得到的赔偿相比，40万元的数额已经可以说是奇迹。据卫生部通报，截止到2008年12月，三聚氰胺事件波及的儿童共有29.6万人，重症患者得到的赔偿仅有3万元，而一般性治疗更是只有2000元。
面对少得可怜的赔偿金，绝大多数家长只好选择了接受，虽然不多，但“聊胜于无”。也有一些患儿父母拒绝了这样的赔偿标准，决定继续踏上索赔之路，但各自为战的索赔后来大多都没有了下文。
郭利觉得，自己作为父亲，多少给了心爱的女儿一个交代。
“围捕”郭利
就在郭利以为自己的维权之路终于可以暂时画上句号的时候，形势又生了变化，而后急转直下。
在和解达成之后不久，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节目《一个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头》，在节目的最后，郭利表示将继续索赔。郭利的代理律师解释说，这个节目在和解协议达成之前便已开始制作，但不明就里的雅士利集团还是感到有些错愕。
2009年6月29日，郭利接到了雅士利集团的电话，让郭利再次提出条件和索赔要求，公司会“尽量满足”。
当时，面对雅士利集团突然抛来的橄榄枝，郭利感觉有些蹊跷，但一时也说不出原因。他一开始表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的必要，但在对方貌似慷慨的再三提议下，他决定珍惜这次机会。综合考虑了女儿健康的长期影响和自己的误工等各项损失之后，郭利提出了300万的赔偿数额。
在谈判的第二天，也就是2009年6月30日，雅士利集团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日后从案卷材料看，在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仍然与郭利接触，并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
2009年7月22日，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也正是在那里，守候多时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一起，将郭利抓捕。
在法庭上，面对雅士利集团出具的录音和有郭利签名的书面材料，郭利感到十分愤慨，却又百口莫辩。然而，随着对证的不断深入，他的辩护律师便在雅士利集团提供的录音材料中发现了一些端倪，案情愈发变得疑点重重，扑朔迷离。郭利和他的辩护律师认为，雅士利集团精心设计了圈套引诱郭利，造成他主动索赔并且“得寸进尺”的假象。然而，几经周折之后，潮州中级法院依旧给出了勒索罪成立的判决。 直到2014年出狱以后，经过不断的努力，郭利才终于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雅士利的“钓鱼行为”。
当年的雅士利公司在2013年被蒙牛公司收购，但那些证据不会消散。在《新京报》“我们视频”近日公布的视频中，一批关键的录音材料被披露出来。
在其中一段录音里，雅士利公司成员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郭利，并连续五次让郭利提出条件和要求。而在另一段雅士利公司内部的录音中，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其他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并祝他们“凯旋而归”。正是在那次谈判中，郭利提出了300萬元的赔偿金额。
而促使雅士利集团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则是一名神秘女子张某的鼓动与配合。在录音中，她打电话给雅士利集团，声称郭利在已经得到施恩集团的40万元赔偿之后，准备继续利用媒体和公众来“把事情弄得更大”，并进一步要挟，以得到更多的赔偿金。这终于引起了雅士利集团的惊慌。最后，她建议雅士利集团控告郭利“勒索”。
虽然有种种猜测，但暂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名女子的动机。在录音中，她自称是郭利前妻的朋友。为了让张某从郭利前妻口中套出对郭利不利的话，雅士利集团甚至主动给张某提供了录音笔等工具。
监狱里的朗读者
如今，郭利依然会不时想起在潮安看守所和揭阳监狱里度过的那些日子。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狭小的单人牢房，24小时亮着的灯光，成为他刚入狱时的全部记忆。“监狱里是没有晚上的，时间久了，会觉得白昼和黑夜其实差不多。”他扶了一下太阳镜，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潮安县看守所与雅士利集团总部所在地，仅仅隔了几个街区。即使在被转移到几十公里外的揭阳监狱之后，郭利依然觉得，雅士利集团好像还在监狱的隔壁，如同一头看不见的巨兽，伴随着他度过了这1800多个日日夜夜。
转到揭阳监狱之后，饮食和住宿条件依旧很差，郭利经常拉肚子。夏天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将身上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了西瓜。这些钱都是他的父母从每个月不多的退休金里挤出来的。
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记忆和表达能力都在逐渐丧失。他开始练习朗读，那些中文图书、英语新闻和德语读物都成为他摆脱压抑的工具。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乐趣，而朗读更像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谈。
后来，他成为了监狱里的广播主持人，朗读每天的监狱动向。原来监狱里也是一个小社会，他这样感叹道，那些犯人们凭借着各自的技能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一样。
郭利也拾起了一些已经生疏的爱好，比如画画。书籍序言末尾的空白处，或是废弃的稿纸，都是他可以落笔的角落。那些画大多与他的女儿有关，尽管只是炭笔，线条也比较粗糙，却成了他纾解愁绪的方式。
自从入狱以后，郭利便“从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女儿却时刻都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有时候，他也不能十分确定女儿的样貌，便只能画背影。
在其中一幅画中，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两个人都只有背影，不知道要走向何处。父亲背着白色画板，上面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写着“家？无家可归者”。代表屋顶的两笔线条还清晰可见，基底也依然存在，但中间支撑两者的很多东西已经崩塌了。
服刑期间，他接到了妻子送来的离婚协议书，也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郭利的父母身体不好，母亲长年患有糖尿病，在郭利入狱以后便常常失神。2012年的一天，她不慎滑倒，造成股骨骨折，为此动了一次手术。
然而郭利依旧不想放弃。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与民事诉讼法相关的书籍，为的是刑期结束之后继续上诉。他越来越感到平和，也在不断的阅读中获得了更多的勇气，不再因孤独而感到沮丧。
郭利忽然觉得，监狱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修行。虽然后来每每提及入狱，自负的郭利仍然将其称作一种“构陷”和“耻辱”，但他却从监狱的日常生活中扼住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2014年7月22日，郭利结束了狱中生活。他将那些画和两箱书籍带了出来，却也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没有读完的图书，他甚至觉得“有些遗憾”。
转机
郭利入狱以后，他的父母想尽了办法，向北京的司法机关和媒体反映情况。他的父亲负责写信，母亲则负责寄信，一切的希望都被寄托在那些陌生的收件地址中。然而，这些信件全部石沉大海，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慢慢地垮了下来。
后来，他们联系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被告知，想要重审此案，上诉方必须到广东出席开庭。两位老人此前已经为打官司花了很多钱，一直靠不多的退休金过活，而且年老多病，身体和经济能力都很成问题。直到郭利此前的律师联系到他们，在去广东出差的时候顺道作为郭利父母的委托人出席了开庭，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2013年5月，郭利父母的再审申请被正式受理。
2014年7月出狱以后，郭利经过了长时间的查证与追踪，终于找到了具有关键作用的录音和书面材料，证明当时确实是雅士利集团主动联系郭利，让郭利提出赔偿要求，并在报案以后仍然引导郭利撰写书面申请，继续进行所谓的高额勒索。这让已经尘封数年的案子再次出现了改判的曙光。
“一来，并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二来，报案之后继续引导我撰写申请，这根本不是我犯罪。”郭利说。
在查证的过程中，郭利也有了一些意外发现，有些结果甚至让他“难以置信”。
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被捕一周之前，前妻给雅士利集团写了一纸声明，声称坚决反对郭利的做法。更让郭利备受打击的是，前妻在声明最后写道，“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这样的声明也使得郭利在这次精心策划的“围捕”中孤立无援，让雅士利集团的控告显得更加言之凿凿。
郭利觉得，前妻虽然没有多少维权意识，两人在2008年之前也已经有了离婚的想法，但她再怎么也不至于不顾女儿的健康。郭利更愿意相信，前妻是在张某等人的“诱导和胁迫下才写了那个声明的”。 在后来终于等到改判结果之后，面对媒体的采访，郭利坦承，“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新生活”
如今，将近50岁的郭利觉得，过去10年的经历很坎坷，“倒霉了这么久，也許接下来的生活就顺了”。但事实上，有些事情已经无法重新开始。
郭利现在患有周围性神经系统损伤，记忆力低下，有时也会感到晕眩，经常迷路。他已经无法工作，只能依靠低保补助和亲友的接济维持生活。他觉得自己已经与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有些脱节了，智能手机更加复杂，微信的很多功能他也觉得非常陌生。
但另一方面，他也庆幸自己已经习惯了简单的生活，无论再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他偏爱自行车的随性，更喜欢步行的简捷。
他开始不停地走路，登山手杖成为他随身携带的工具。从西直门到青年宫，从新街口再到积水潭，他在这个依旧充满活力的城市，试图找回身体里消隐很久的旧日气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索性一路走下去，在天黑的时候打车回来。
只是，郭利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没有入狱，他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让他更加无法释怀的是，他让父母为他不断担心忧虑了八年，他这个父亲也在女儿的童年生活中几乎消失了八年。这个家庭的裂缝过于巨大，他只能尽力去弥合。
据郭利称，前妻患有抑郁症，没有抚养女儿的能力。自从他入狱后，女儿便一直与姥姥一起生活。上一次他见女儿的时候，还是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到现在已经10个月没有见面了”。但让郭利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很优秀。他想将她的监护权争取回来。
在他的印象里，女儿身体不好，经常无故生病，脾气有时也比较暴躁。郭利希望能让女儿的身体与心灵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他的愿景里，那些画里的背影正不断开始转身，她的模样也开始变得更加清晰。
“一开始维权就是为了女儿，被捕之后的上诉更多是为了自己，但终究还是为了证明清白后可以重新回到女儿的身边。”郭利这样说道。
郭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他将继续维权，并准备“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照顾父母依旧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这次回京，他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将自己的一些事情告诉女儿。至于前妻，他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过，有些事情“实在不知道如何谈起”，他更倾向于“顺其自然”。
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郭利慢慢明白，本来就没有什么突然的终点与起点，可以让他开始一种所谓的“新生活”。自己只想努力回到那个曾经被迫驶离的轨道。他希望还来得及，也许一切还不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