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和生逢封建末世，一生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重大历史事件，身处动荡乱世而历尽危苦，故而其《秋蟪吟馆诗钞》不仅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晚清末世社会的诗史，更是深刻反映诗人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心史。纵览金和生平，太平天国堪称其人生的转折点。
　　太平天国运动何以给金和如此大的打击？这需寻绎金和的心路历程。金和生活的晚清，是山飞海立、内忧外患的悲剧时代。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浸染的士人看来，太平天国起义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无不同，皆属乱臣贼子之流，是对统治秩序的蓄意破坏与冲击。而太平军攻城及占领后的暴行的确令人触目惊心，“金陵百万户，平居如俭荒”，及“劫火同暴秦”（《秋蟪吟馆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所引金和之诗文，皆出此书）等描绘金陵遭劫情状的诗句在金和诗中俯拾皆是。至于金和本人，金陵遭难时，“家凡九人，死者四人，出者亦四人”，这些都在他内心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国祸家难的重创，自然将金和推向了农民军的对立面。在金陵沦陷的过程中，金和虽将清军的腐朽无能、不堪一击尽收眼底，但他依旧抱有士人阶层的幻想，企图通过自己的美芹之献，与清军里应外合夺回南京。为此，他亲赴向荣幕中游说并献计献策，却无功而返。在此过程中，他对统治集团腐朽残暴的本质反倒有了更为彻底的认识，这无疑又加剧了他对统治集团的离心倾向。合作无望，却又无力反抗，诗人只能怀着一颗矛盾痛苦的心，生活在两个对立阶级的夹缝中。一方面，是太平军带来的无可化解的家破人亡之恨;另一方面，是对清军由失望、绝望再到憎恨的认知过程。无法改变的阶级立场和无处安放的忠君爱国之心实际上已令金和处在了虽生犹死的心境之中，而如此进退失据的苍茫心态也是这一时代文人内心的共同写照。出逃金陵后，迫于生计，金和曾出馆各地。多年的辗转飘零不仅未能寻到一丝建功立业之机，生活的困窘反而日益消磨着诗人的壮志。“抱负卓荦，足以济一世之变，而才与命妨，连蹇不偶”，国仇家难、功业幻想的破灭以及精神家园的沦丧，金和实以一身承之。战祸带来的恨而不得其恨和爱而不得其爱的生命体验，成为金和生命中始终无法解脱的枷锁，爱恨皆由此生发。因此，他无时无刻都渴望找到一个无“兵”无“贼”的世外桃源，强烈的情感诉求致使他在人生终点发出的都是“余生衰病甚，何处问桃源”的喟叹。而以金和为代表的东南寒士群体，大抵也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走完一生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十余年中，社稷倾颓之哀，痛失亲友之悲，流离丧乱之苦，颠沛飘零之感，种种心绪纠缠交织，共同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中金和复杂悲苦的心史。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的骤然来袭给居家金陵的金和带来的是生存状态乃至精神信念上的毁灭性打击，《再赠瑾山即题其三十岁小像》一诗字里行间充溢着遭劫的悲楚与酸辛：“堂上亲沉疴，不得奉甘脆。闺中妇最弱，不能庇伉俪。膝前儿遽殇，不忍述梦呓。楹书付劫灰，墓表缺时祭。亲戚久生别，朋辈每长逝。”家人贫病无依，幼子夭亡，亲朋逝世的消息时时传来……无数个体生命的遭际就这样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无奈向前，不幸遭难的巨大痛楚与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日夜煎熬着诗人的内心。更令诗人难以承受的则是太平军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贼不知文学，虽孔孟之书亦毁，噫，此文字之劫也。”（佚名《粤逆纪略》，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太平军入城后，金和家中藏书被目为妖书尽数焚毁，城外多座寺庙亦被破坏。在金和这样的传统士人来看，“楹书付劫灰”的遭遇无异于是“斯文之丧”的标志。对真正的书生来讲，书乃其珍宝，对书情深义重乃是文化心态的深层酵化。书被焚毁，诗人的精神支柱遭到重创，无疑将之推向了更加绝望的境地，更激发了他对太平军的仇恨。
　　金和先祖累世名宦，虽至祖父辈家道中落，但士人的担当意识却分毫未减。出于“国仇方切齿，家难复吞声”的激愤，基于屡次科场失意但又欲谋求仕进的现实考虑，金和积极与清军联络，试图夺回南京。在金和奉母命去向荣军中游说之前，曾“中夜起坐不能寐，十指尽秃余咬痕”，乱世中忠孝不能两全之痛和内心的纠结尽显无遗。此时，南京城内的反抗正在有序进行，“更有健者从，夜半誓忠义。愿遥应将军，画策万全利。分隶贼麾下，使贼不猜忌。寻常行坐处，短刃缚在臂。但期兵入城，各各猝举燧”。金和满怀信心前往游说，却不想“谁料将军忙，未及理此事”。金和失望地感叹道：“吾舌能令金马泣，军心之似木鸡驯。”不久后，内应事泄，同谋张继庚被杀，金和再也无法回到金陵，而其“忠义”之举不但未受到清军表彰，反而招致猜忌和冷遇。他在《初七日去大营拟寄城中诸友》中说：“十万冤禽仗此行，谁知乞命事难成。包胥已尽滂沱泪，晋鄙惟闻叹息声。自古天心悭悔祸，虽余人面错偷生。一身轻与全家别，何日残魂更入城？”诗人出生入死却备受猜忌、冷遇，加之对清军贪财怯懦、虐杀百姓、文恬武嬉的所见所闻，这时他对清军的认知已由失望轉为绝望，无奈之下，唯有痛哭。此后，金和在方山组织团练，却为巡抚许乃钊阻挠，险遭搜捕，以致奇计流产。金和愤怒地指斥道：“不复有人理，将无为贼谋。黄金昏汝智，吾辈又何仇？”至此，金和对清军的幻想已彻底破灭。而此时历尽危难的金和，“长身剩骨在，瘦影疑山魖。面目黑且丑，蓬发森栟榈”，内心的苦楚与精神的憔悴早已令其不堪折磨，唯有在血泪交加中苦苦支撑。
　　咸丰四年（1854），迫于生计，金和出馆泰州、清河等地，踏上了长期飘零无依的苦旅。此后数年中，生活困顿，残杯冷炙之状，一年更甚一年。诗人任职釐捐局时，“事在簿书、钱谷之间，日与驵侩、吏胥为伍”;入凤安幕时，“日已昃而未食，鸡数鸣而后寝者，盖往往而有焉”。往日桀骜不驯的狂者，如今为了生活只能放下读书人的清高，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要违心地与驵侩、吏胥为伍，其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咸丰十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大部，金和家中凄惨异常，“十日九饭常不饱，妻子瘦削成群豺。老夫壮心既灰死，更苦秋病痔疠痎。”寄人篱下，辛酸度日，贫病交加，艰难的生活早已将金和的志向与抱负消磨殆尽。多年飘零，更使其生出抑郁苦闷、彷徨无依之感。但纵使艰难如斯，金和依然铁骨铮铮，发出“昂头呼青天，我是炼铁骨”的不屈之音，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同治六年（1867），闻听家乡已平定，疲惫已极的诗人归心似箭，终于回到金陵。
　　金和一生潦倒沦落于社会底层，渴望仕途而无从仕宦，内心充满了失意与苦闷。农民起义的爆发，更为之增添了无数的磨难艰险，贫穷苦难。就金和来说，他既痛恨清廷，又仇视太平军，更看不到新的希望，“一颗心始终悬于紧张危绝之境，或坠入空梦如幻的寒窖”（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处在如此动荡的时代，金和唯有将复杂痛苦的心境付诸诗笔，以浇胸中块垒，他在太平天国期间的诗作，既是对社会现实的记录，也是对其内心的哀矜苦吟。金和作为晚清东南寒士群体的典型，作为身经离乱的文人代表，他在诗歌中展现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更是当时大多数文人心态的真实再现，极具典型意义。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