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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对商业贿赂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来自医疗卫生领域。高昂的医疗费用，已成为百姓生活中最深的痛。相关部门的查处情况也印证了老百姓的观感：
据四川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处负责人透露：该处2004年共查处107件商业贿赂案，查处金额高达960多万元；2005年查处116件商业贿赂案，查处金额高达1800多万元，这些案件90%以上都与医院回扣有关。而2005年下半年，四川省检察机关查处发生在医药系统的腐败案件，涉及128人，其中，6名县处级干部，36名科级院长、副院长和设备处处长、科长纷纷折戟沉沙，涉案金额共计1000余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都与商业贿赂有关。
药品回扣：医院和医生共同分享的蛋糕
人们感受最深的是，现在医生开药，能用进口的，不用国产的；能用贵的，不用便宜的；能开5盒的，偏要开10盒。像发烧感冒这种常见病多发病，过去只花几角钱、块把钱就能治好，可现在一个处方就是一两百元。医生为什么乐此不疲？就是因为多开药可以多提成。
在成都市郫县人民医院外二科7名医生集体吃回扣案中，在案发前至少已将11423支回扣药品开给了患者，而“药串串”刘广茂交代共给回扣20多万元。以其中开得最多的一种“回扣药”典沙为例，此药每支的出厂价13元，中标价每支33元，每支的利润高达20元，医院在此基础上再加价10元才是零售价，真是“豆腐盘成肉价钱”。尤为恶劣的是，刘广茂自己都说，“除典沙还可以外，其余药品药效都不是很好。”
药厂的人说，虚高药价，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每一种药的定价，他们都必须留出非常大的空间用来打点医院里的“各路神仙”。不然，医院就会拒绝买你的药，医生就会拒绝开你的药。更有甚者，有的医院拒绝进降价药，这里自有“猫腻”。据一位药厂厂长透露，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药品推销员、医生、医院三者的获利比例大致为25%、25%、50%。如果进了降价药，医院的回扣也因此打了折扣。
药品回扣之所以在当前大行其道，因为它不仅是医生招财的法宝，还是医院增收的捷径。在四川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医药腐败案中，虽没有像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那样“亡命”为医院牟利的医生，但每个涉案人员也都为单位狠狠“赚”了一把。川东某县医院医药腐败案侦破后，通过对有关账目核算发现，该县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60%以上。2000年至2005年，在该县医院的收入中，药品回扣就占了200多万元。
为了这些不菲的“数目”，在四川检察机关所查的药品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医院都直接或间接地给科室下达了“任务”，以种种措施鼓励医生多开药，将医生的奖金和其“业务量”挂钩。这种“挂钩”促使医生开“大处方”、“大检查”，滥用抗生药的积极性十分高。自贡市一医药腐败案件的案犯交代说：一般医生每月都有几百上千元的“处方费”，从这些“处方”中，医院获得的当然是更大的大头。
医院、医生在高价药品上都各有所获，受害的惟有患者。据统计，20年来，工资上扬了10～20倍，而医药费用上涨的幅度却达100到200倍！
“双重垄断”形成了商业贿赂的“潜规则”
应该说，医疗系统腐败产生的原因源于这一系统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医院对于药品企业来说是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医院对于病人来说又是卖方市场，医生拥有处方权，用什么药、用多少都由医生说了算。这样，医疗机构就拥有了“双重垄断”，这种垄断必然导致医生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出现腐败现象，买卖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也演绎成了医疗机构中吃回扣的“潜规则”。
由于在购买药品、药械过程中受贿，少数医生受药品回扣利益的驱动，不是对症下药，而是千方百计地给患者多开药、开高价药。
总之，回扣药进医院必须打通“院长、分管药品的副院长和药剂科科长”三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均须用金钱打点。比如，药贩子若想从药房领取医药收入，必须经过院长签字，他首先得给院长“入院费”。陕西省咸阳一名药商在川东某医院投放了一台CT，他自行定价、收费，并返还20%的回扣给医院。之前，该医院肖医生负责从医院领取外一科的CT回扣分发给开单医生。他说，医生每开一张CT单即得回扣40元，全院每月CT回扣大概在1.2万元左右，全年回扣14万多元，CT投放5年来，发放CT回扣总额约70万元，开单医生中，“三合一”者得回扣最多，他们平时既当科主任，又当一线的开单医生，还当药贩子。回扣使一些医生所开处方90%是回扣药。明明是二三十元可以治好的病，他们偏要开出三四百元的处方单。肖说，凡常见病用药均有回扣药，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新品种，几年下来不少于100种。
孤军奋战举报者反遭逆淘汰
在药品回扣中，医生是作为既得利益者出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甘之如饴。在良知和勇气的驱使下，总有人挺身而出，从内部揭开黑幕，这些人因此被民众视为“英雄”，但英雄们在当地却往往处在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境地，既流血又流泪。湖南娄底“为民医生”胡卫民的遭遇令人五味参杂，前述川东某医院的举报者肖某的经历又是一个令人心酸的诠释。
据新华社报道，肖某原是该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是药品回扣利益链上的一环，一度也因尝到药品回扣甜头而沾沾自喜。但两年下来，药品回扣带来的严重后遗症让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病人承受不了高额医疗费用，约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处方外流；门诊由原来的每日400人次下降到100人次；患者对医院的评价也是江河日下。“作为一名老医生，我非常痛心，决心与回扣划清界限，并开始了对回扣现象的举报。”从此，肖某就尝尽了作为“另类”的辛酸苦辣。
据肖自述，2002年底，在医院外一科春节聚餐时，他当着院领导和全科职工的面，宣布将带领他所在科室成为无药品回扣科室，并制定了严厉而具体的处罚措施。但是，这件事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当场还有职工喊出要把他这个科主任“拉下”。
2003年8月，他以翔实的资料举报县医院泛滥成灾的药品回扣。和过去一样，举报不但没有结果，材料反而被转到院方手中。有关负责人在大会小会上对他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2004年11月，他以实名举报了县医院药品回扣的情况。四川省纪委和省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省市联合调查组着手调查此案。2005年3月，市检察院和市纪委对该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等人立案调查。调查组要求全院医务人员主动上交回扣、红包。截至2005年5月，除肖某一人上交回扣4万元、红包1000元以外，全院另有近20名医生和药剂人员每人上交回扣几百元不等。他“荣幸”地占了上交总额的80%。
2005年11月，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找他谈话，虽然肯定和赞扬了他的举报行为，但也婉转地希望他不要越级反映或与新闻媒体接触，办内退远离为好。而在同事们眼中，他成了一个挡大家财路、脑袋不清醒的“异类”。更滑稽的是，在医院里凡是姓肖的职工，都受到了牵连。现在，肖某已经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远离家乡独自到北方一家民营医院打工。
在肖某极度压抑的叙述中，惟一让人安慰的是，2005年，四川省有关部门联合展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办128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肖某感慨：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据四川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处负责人透露：该处2004年共查处107件商业贿赂案，查处金额高达960多万元；2005年查处116件商业贿赂案，查处金额高达1800多万元，这些案件90%以上都与医院回扣有关。而2005年下半年，四川省检察机关查处发生在医药系统的腐败案件，涉及128人，其中，6名县处级干部，36名科级院长、副院长和设备处处长、科长纷纷折戟沉沙，涉案金额共计1000余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都与商业贿赂有关。
药品回扣：医院和医生共同分享的蛋糕
人们感受最深的是，现在医生开药，能用进口的，不用国产的；能用贵的，不用便宜的；能开5盒的，偏要开10盒。像发烧感冒这种常见病多发病，过去只花几角钱、块把钱就能治好，可现在一个处方就是一两百元。医生为什么乐此不疲？就是因为多开药可以多提成。
在成都市郫县人民医院外二科7名医生集体吃回扣案中，在案发前至少已将11423支回扣药品开给了患者，而“药串串”刘广茂交代共给回扣20多万元。以其中开得最多的一种“回扣药”典沙为例，此药每支的出厂价13元，中标价每支33元，每支的利润高达20元，医院在此基础上再加价10元才是零售价，真是“豆腐盘成肉价钱”。尤为恶劣的是，刘广茂自己都说，“除典沙还可以外，其余药品药效都不是很好。”
药厂的人说，虚高药价，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每一种药的定价，他们都必须留出非常大的空间用来打点医院里的“各路神仙”。不然，医院就会拒绝买你的药，医生就会拒绝开你的药。更有甚者，有的医院拒绝进降价药，这里自有“猫腻”。据一位药厂厂长透露，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药品推销员、医生、医院三者的获利比例大致为25%、25%、50%。如果进了降价药，医院的回扣也因此打了折扣。
药品回扣之所以在当前大行其道，因为它不仅是医生招财的法宝，还是医院增收的捷径。在四川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医药腐败案中，虽没有像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那样“亡命”为医院牟利的医生，但每个涉案人员也都为单位狠狠“赚”了一把。川东某县医院医药腐败案侦破后，通过对有关账目核算发现，该县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60%以上。2000年至2005年，在该县医院的收入中，药品回扣就占了200多万元。
为了这些不菲的“数目”，在四川检察机关所查的药品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医院都直接或间接地给科室下达了“任务”，以种种措施鼓励医生多开药，将医生的奖金和其“业务量”挂钩。这种“挂钩”促使医生开“大处方”、“大检查”，滥用抗生药的积极性十分高。自贡市一医药腐败案件的案犯交代说：一般医生每月都有几百上千元的“处方费”，从这些“处方”中，医院获得的当然是更大的大头。
医院、医生在高价药品上都各有所获，受害的惟有患者。据统计，20年来，工资上扬了10～20倍，而医药费用上涨的幅度却达100到200倍！
“双重垄断”形成了商业贿赂的“潜规则”
应该说，医疗系统腐败产生的原因源于这一系统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医院对于药品企业来说是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医院对于病人来说又是卖方市场，医生拥有处方权，用什么药、用多少都由医生说了算。这样，医疗机构就拥有了“双重垄断”，这种垄断必然导致医生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出现腐败现象，买卖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也演绎成了医疗机构中吃回扣的“潜规则”。
由于在购买药品、药械过程中受贿，少数医生受药品回扣利益的驱动，不是对症下药，而是千方百计地给患者多开药、开高价药。
总之，回扣药进医院必须打通“院长、分管药品的副院长和药剂科科长”三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均须用金钱打点。比如，药贩子若想从药房领取医药收入，必须经过院长签字，他首先得给院长“入院费”。陕西省咸阳一名药商在川东某医院投放了一台CT，他自行定价、收费，并返还20%的回扣给医院。之前，该医院肖医生负责从医院领取外一科的CT回扣分发给开单医生。他说，医生每开一张CT单即得回扣40元，全院每月CT回扣大概在1.2万元左右，全年回扣14万多元，CT投放5年来，发放CT回扣总额约70万元，开单医生中，“三合一”者得回扣最多，他们平时既当科主任，又当一线的开单医生，还当药贩子。回扣使一些医生所开处方90%是回扣药。明明是二三十元可以治好的病，他们偏要开出三四百元的处方单。肖说，凡常见病用药均有回扣药，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新品种，几年下来不少于100种。
孤军奋战举报者反遭逆淘汰
在药品回扣中，医生是作为既得利益者出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甘之如饴。在良知和勇气的驱使下，总有人挺身而出，从内部揭开黑幕，这些人因此被民众视为“英雄”，但英雄们在当地却往往处在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境地，既流血又流泪。湖南娄底“为民医生”胡卫民的遭遇令人五味参杂，前述川东某医院的举报者肖某的经历又是一个令人心酸的诠释。
据新华社报道，肖某原是该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是药品回扣利益链上的一环，一度也因尝到药品回扣甜头而沾沾自喜。但两年下来，药品回扣带来的严重后遗症让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病人承受不了高额医疗费用，约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处方外流；门诊由原来的每日400人次下降到100人次；患者对医院的评价也是江河日下。“作为一名老医生，我非常痛心，决心与回扣划清界限，并开始了对回扣现象的举报。”从此，肖某就尝尽了作为“另类”的辛酸苦辣。
据肖自述，2002年底，在医院外一科春节聚餐时，他当着院领导和全科职工的面，宣布将带领他所在科室成为无药品回扣科室，并制定了严厉而具体的处罚措施。但是，这件事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当场还有职工喊出要把他这个科主任“拉下”。
2003年8月，他以翔实的资料举报县医院泛滥成灾的药品回扣。和过去一样，举报不但没有结果，材料反而被转到院方手中。有关负责人在大会小会上对他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2004年11月，他以实名举报了县医院药品回扣的情况。四川省纪委和省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省市联合调查组着手调查此案。2005年3月，市检察院和市纪委对该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等人立案调查。调查组要求全院医务人员主动上交回扣、红包。截至2005年5月，除肖某一人上交回扣4万元、红包1000元以外，全院另有近20名医生和药剂人员每人上交回扣几百元不等。他“荣幸”地占了上交总额的80%。
2005年11月，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找他谈话，虽然肯定和赞扬了他的举报行为，但也婉转地希望他不要越级反映或与新闻媒体接触，办内退远离为好。而在同事们眼中，他成了一个挡大家财路、脑袋不清醒的“异类”。更滑稽的是，在医院里凡是姓肖的职工，都受到了牵连。现在，肖某已经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远离家乡独自到北方一家民营医院打工。
在肖某极度压抑的叙述中，惟一让人安慰的是，2005年，四川省有关部门联合展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办128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肖某感慨：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