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民进余姚市景耀支部正式挂牌成立。以名人命名民进基层支部，这在全国并不多见，此举足见严景耀先生之大义、大贤。
　　严景耀是民进创始人之一，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犯罪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严景耀曾先后担任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和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民进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民主事业贡献了毕生心力。严景耀将自身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对当代民进会员有深远的影响。
　　漫漫求学路 拳拳赤子心
　　严景耀祖籍浙江余姚，生于现低塘街道姆湖村严家自然村。年幼时家境并不太富裕，险因家贫而无法读书，幸得其堂房姑母出手相助解决了学费问题。1924年，年仅19岁的严景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从此便与燕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严景耀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虽然当时他的堂房姑母已经无力继续资助他的学业了，虽然只要到社会上参加工作不仅可以自己衣食无忧，更可贴补家用，但严景耀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为了自己那坚定的学术信仰还是毅然选择了清苦的研究生生活，这时燕京大学考虑到严景耀已经取得了被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严景耀的研究专长特意安排他成为了一名助教，专门讲授犯罪学这门课程，自此严景耀走上了边教书边研究的求学道路。
　　1930年夏，严景耀获得了母校燕京大学颁发的赴美深造奖学金，当年8月，严景耀乘船不远万里，来到美国，经过为期半年的适应性学习，严景耀顺利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34年，严景耀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但他没有选择在美国留下来，毕业后先后去了英国、苏联等国家进行游学与研究，此后毅然谢绝了苏联方面的挽留，返回阔别五年之久的祖国。回到了母校燕京大学重执教鞭，任教社会学系。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严景耀放弃了有着良好研究环境和条件的苏联回到祖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一名海外学子的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情。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许嘉璐曾说严景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此言可谓中肯。严景耀一生为学坚持到实际中去，坚持与实际相联系。
　　1927年时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讲犯罪学的书籍有20余本，但只有一本中国的刑罚学小书，其他资料更是无从谈起，为了更好地找到中国犯罪问题的一手资料，严景耀决心亲自到监狱中去寻找。
　　在如今看来严景耀这个要亲自到监狱中去，要亲自见识中国监狱现实的决定都是惊世骇俗的。更别说在当时了，那无疑是个爆炸性新闻，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在“犯傻”，不少亲朋好友也引为笑料，但严景耀不为这些质疑声所动摇，终于在其老师王文豹教授的安排下于1927年暑假作为“志愿犯人”甘愿入狱服刑。在“入狱”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主动融入监狱生活，同监狱里的犯人同吃、同住、共同生活，热心而真诚地与犯人交往，和犯人保持了近距离的接触。据有关资料记载，严景耀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谈话这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开展工作，通过前期的准备与科学的工作方法，严景耀的监狱调研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严景耀治学之严谨。正如严景耀之妻雷洁琼女士所言“他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他深入实际，甘愿饱尝铁窗滋味来获得第一手资料，治学态度严谨”。
　　1928年在研究生学习与担任助教期间，严景耀利用暑假時间带领取学生前往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进行监狱情况调查，他与学生一起进行个案分析、统计表绘制等工作，通过大量的走访与分析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犯罪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正是有了这些详实调查与研究，严景耀最终得以在当时《社会学杂志》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先后发表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等多部犯罪学研究力作。
　　热心民主活动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严景耀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先后发起成立了社会学会和青年会这两个燕京大学的学生组织，组织学生讨论时事问题，办平民夜校开展社会活动。在三一八惨案时，严景耀更是代表燕京大学学生出席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在芝加哥留学期间，严景耀结识了徐永英和冀朝鼎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严景耀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主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奔走呼吁。他白天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专业知识，晚上在工人夜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在芝加哥的三年里，严景耀的学识、思想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开始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除了受妻子雷洁琼的影响外，与这段留学期间的思想认识和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分不开。
　　在回到燕京大学执教期间，严景耀积极参加“华北文化界救国会”同时积极投身并公开声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学生被捕则积极奔走营救。
　　1938年，严景耀在上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外围进步政治组织“星期二聚餐会”，后来参与了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同进参与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鲁迅精神的弘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已成孤岛之时，严景耀更参与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胡愈之和王任叔等开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的授课队伍中来，以三尺讲台为战场参与护国救民运动。
　　1936年，严景耀离开燕京大学后，因在犯罪和刑罚学上的专长得以出任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一职，成为了第一位华人副典狱长。严景耀在任职期间为中共地下党员提前出狱作了不少努力。严景耀在工作中关注未成年犯人关护，安排老师为他们上课，还与纺纱厂联系，预备把服刑期间成绩好的青少年释放后介绍到纱厂做工，开创更生活动之先河。 　　1938年，七位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学生因反日活动被捕，始称“新七君子事件”，当时如何营救这些爱国青年成了最急切的问题，严景耀冲在了最前面，他马上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时利用自己副典狱长的身份和影响，全力营救这七名学生，最终七位学生获得释放，此举极大鼓舞了社会民众抗日救亡的斗志。
　　在那些斗争岁月中，严景耀迎来了人生一次重要时刻。1941年7月5日，严景耀与雷洁琼经过多年离别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当时，郑振铎、许广平、陈巳生、赵朴初等知名人士纷纷来贺。赵朴老即席赋诗：“参差两两好安排，嘉礼从今美例开。越粤人才夸璧合，前称周许后严雷。”这对志同道合的学者在那个特殊年代，有情人终成眷属，谱写了一曲不平凡的情缘，这也是民主人士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严景耀积极参与到民主活动中来，1945年12月30日，民进在上海宣告成立。严景耀当选为理事并担任财务委员，后来主管宣传工作。
　　严景耀先后在《民主》周刊发表了《彻底的民主与形式的民主》《中国民主运动的经验》《论民主和自由》等一系列民主主义思想的政论文章，为反内战争取民主作出了极大贡献。
　　1946年6月，严景耀积极参加十万人反内战大游行，并担任上海各界欢送和平代表力主席团成员。
　　1949年1月，已重返燕京大学的严景耀夫妇受马叙伦委托前往西柏坡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大计，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更是坚定了中国革命只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革命才能胜利的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景耀一边以学术专家的身份活跃在大学讲台上，一边积极投身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相继担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之后，又参与北京政法学院筹建工作，学院成立后，出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讲授《苏联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课程。在此期间，为了更好地调研新中国监狱制度、如何改造犯人等问题，他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上海视察提篮橋监狱和上海少年犯管教所走访调查，他撰写的《中国监狱问题》为当时监狱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对策，很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至今仍然可以借鉴。
　　严景耀的一生是不少进步学者人生路径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处于社会变迁之时，始终保持学者本色：象牙塔内，注重调查研究，潜心学术；象牙塔外积极奔走呼吁，实现自己的民主理念。许嘉璐曾说：“每一位民进前辈都是一本大书，是一本不那么容易读完、读透的大书，作为后来者应该老老实实去读。”愿严景耀的精神永远扎根在每位会员心中。
　　回顾民进先贤的事迹，从民进先贤的精神里汲取营养是我们新一辈民进人终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