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政部提供的2011年四季度民生事业统计数据，我国共有集中供养、分散供养未成年人31万人。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将在“十二五”期间来一个“大提速”，这似乎已成学界与公众的共识。
　　但是，被弃婴儿、儿童数量仍然每天都在增加。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弃婴弃儿数量达到10万名，每天超过200名。医保制度的不健全、对弃婴行为的不执法、发现举报机制的基本空白，是导致弃婴数量高居不下的三宗罪。
　　针对这些问题，《民生周刊》分别对中国人民法学法学院刑法专家韩玉胜教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娟进行了采访。
　　
　　民生周刊：弃婴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张文娟：在国家监护的儿童中，80%以上是由于身患残疾或重大疾病，未能得到有效的康复和治疗而被亲人遗弃。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这类孩子的遗弃很多是发生在医院或其他可能被人发现的地方，说明父母希望孩子能够活下去。所以可以推断出，孩子出现生理缺陷会给家庭带来很大负担。国家医疗保障的不足，是导致婴儿被遗弃的深层次原因。
　　
　　民生周刊：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但对弃子父母的法律制裁却很少，为什么？
　　张文娟：我认为有四方面原因。首先是一个深层次的儿童保护理念。在儿童保护职责的分工上，政府首先应该支持和帮助家庭更好地履行职责，这个条件满足了，父母还不履行义务，政府才进行监督和干预。如果父母因为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不足而遗弃孩子，执法者在心理上会有一些挣扎。
　　第二，执法人员还存在后期的顾虑——处罚了父母，孩子谁来养？这也影响到了执法力度。第三，我国现在关于弃婴的查找程序很不规范。发现一个弃婴，公安部门如何立案？2008年民政部签发了一个《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但只涉及了私自收养子女的问题，并没有规定统一的弃婴查找程序。
　　第四，刑法中有对弃婴行为的相关规定，那么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就应当立案侦查，可实际操作中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这样说，对于家庭案件，公安权力的介入是很少的，这也是遗弃犯罪为什么没有得到执法者应有重视的原因之一。
　　韩玉胜：我个人认为要分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说。首先外因，公安检察部门在查找罪犯的时候存在一定困难。比如现在很多产妇不去正规医院生产，没有手术记录，弃婴的家长难以寻找；同时，流动人口较多，给查找罪犯带来了一定困难。
　　内因就是执法部门的不重视。我国对儿童、老人的福利保障制度越来越健全，弃婴一般都可送至福利院，吃住不愁，执法者积极性也就相对较低；另外，遗弃罪的刑罚也不重，一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侦破这类案件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部分执法人员认为这是一种刑法资源的浪费，司法成本太高。
　　
　　民生周刊：针对弃婴、弃儿权益保障，就您所知，国内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区样本？
　　张文娟：山西省大同市颁布了《大同市弃婴弃儿权益保障办法》，其中对弃婴案件的侦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公安部门接到报案后应及时侦查或调查，并提供相应的材料后移送社会福利机构。”“公安部门移送弃婴弃儿，应出示有效证件，并提供立案侦查报告。立案侦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拾捡人、被拾捡人基本情况、拾捡时间、地点、侦查经过、结果。”“公安部门未提供立案侦查报告的，民政部门或社会福利机构有权拒绝接收。”
　　
　　民生周刊：现在很多弃婴没有进入国家监护体系，而是直接被民间收养或落入不法分子手中，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如何减少这类弃婴的比例和数量？
　　张文娟：我国应该建立起儿童福利举报热线，建立起一套发现举报机制。这在其他国家也叫“强制报告制度”，即给予特殊人群以特定义务，让他们在发现孩子受虐或消失的第一时间报告政府。在国外，这个特定群体一半是医生、老师等。医生、老师在发现儿童有明显外伤时，应该及时询问父母；老师发现孩子辍学了，应该及时调查原因。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们有义务报告政府，而政府也有一套有效的回应机制。
　　我认为村委会、居委会、社工这些与居民朝夕相处的群体，可能也是很好的人选。他们和医生、老师等人群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紧密的保护网，对减少直接流落民间的被弃儿童数量起到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