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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曾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党中央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
适值徐特立140周年诞辰之际，回忆他鲜为人知的往事，以此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
勤俭节约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住在北京，虽然物质条件好了，但是他依旧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总算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
徐特立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拥挤，孙辈回家只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劝说，并将修建费减去了二分之一，他才勉强同意。徐特立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账：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不坐轿子 徐特立的故乡是湖南长沙县五美山。1956年6月，一个喜讯传遍山冲：“徐二爷（指徐特立）要回乡啦！”那时，公路还只通到江背，从江背到五美要走20里山路。乡亲们说，徐二爷就要满80岁了，不能让他老人家爬山越岭，我们要用轿子接他回来。
这天清早，20多个乡社干部抬着“马轿”（当地的一种简易轿子），来到江背迎候。8点多钟，汽车来了。徐特立身穿褪色的灰卡其布制服，脚踏平底布鞋，满脸含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当地干部把轿子抬到他身边时，他却连连摇头说：“不坐，不坐！安步当车。”乡亲们再三劝说，他执意不坐，拎起手杖，只管朝着通向五美山的羊肠小道大步走去。一辆空轿只好跟在他的身后。途中，陪同的干部担心徐特立受累，几次劝他坐轿，徐特立总是说：“过去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一二十里山路算么子！”徐特立返回长沙市时，仍坚持步行。走到复水桥时，他转身向乡亲们招手说：“大家都回去，莫耽误了工夫。我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远送。”
“逃跑”过寿 195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80大寿，寿日前一个月，朱德提出要为徐特立庆80大寿，徐特立坚决不同意。朱老总坚持一定要做。徐特立没了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寿辰的前两天偕夫人和儿媳徐乾乘火车，离开北京到了湖南长沙，准备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长沙是他的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得知恩师到来，他的学生们纷纷前来探望，一时间挤满了一屋子人。除了和徐特立亲切交谈之外，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商量什么。其中一位口快地提出：“我们明天给您祝寿！” 徐特立婉言谢绝了，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的财物呢？”并说自己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在场的人都说他们记得清清楚楚，莫想瞒过。徐特立后悔莫及——躲寿不该躲到长沙来。于是赶紧买票，连夜上了去桂林的火车。
途中他的儿媳徐乾到餐车上想给徐特立做一碗长寿面，算是祝寿。乘务人员得知后，很快就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以示祝贺。徐特立从北京“逃”到长沙，最后在火车上过了一个“逃跑”的80大寿，给人们留下了美谈。
当官不忘种田人 1958年11月，徐特立风尘仆仆再返故园五美。这时，村里的老人都住进了公社新办的敬老院。徐特立驱车前去探望，当看到他少年时代扒柴、看牛的伙伴陈三爷等老人时，就亲切地嘘寒问暖：“听说乡下粮食亩产万斤，是真的吗？”老人们你望我，我望你，过了一阵，陈三爷才悄声说：“吹牛皮！”徐特立说：“是的啦！我在家里时，一亩田才扮（打）三四百斤谷。如今两季能過千斤就了不起啦。”停了停，他又问道：“你们一年多少口粮？”有人回答说：“300斤。”徐特立再问：“少了怎么办？”有人答道：“红薯瓜菜代。”徐特立皱起眉头，半晌没有做声。他慢慢走到床前，看到床上都垫着篾席，又自言自语地说：“都是年过花甲的人啦，这怎么能睡？”
回到长沙后，第二天他就派人买了50床草席、50套脸盆和毛巾送到五美敬老院。老人们接到这些东西，激动地说：“徐二爷是当官不忘种田人。”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徐特立和他的夫人是结发夫妻，也是白头到老的革命伴侣。早在1905年，28岁的徐特立就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以后又在长沙办学。这期间徐夫人一直留在乡下操持家务。1919年至1924年，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两人远别达5年之久。1927年大革命失败，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长沙，为革命奔走，他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一别10年，却都忠实地等待着对方。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徐特立作为中共代表、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来到长沙，才与他的夫人团聚。
1940年，徐特立从湖南回延安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而他的夫人仍在湖南老家，抚养不到一岁的小孙女。回到延安后，徐特立在给即将重返重庆的董老（必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妻老孙孤弱，长沙有我家。寄书长不达，传说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传寄，藉以慰天涯。”
就这样，从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多年来，徐特立虽和夫人异地分居，甚至长期音讯全无，但他即使是留学在外，受到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浪潮冲击的时候，对夫人始终是“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一直保持着坚贞、淳朴的爱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派人把夫人接来北京与自己一块生活。这时他的夫人已经71岁了，又是小脚，而徐特立早已名扬四海，成为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了。徐特立经常对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的生活不要特殊照顾，可一定要在生活上照顾好老太太。她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容易有自卑感，不要叫她有思想负担。”看戏时，他牵着夫人一起走；外出做客，他拉着夫人坐在自己身边；到外地参观，有机会就带着夫人一起去。1960年徐夫人逝世后，徐特立一直把他与夫人的合影照片装在随身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照片中间留下一条深深的折痕。
朱德、康克清夫妇在《徐特立同志七旬一大寿》诗中曾写道：“言为尔训身为则，群有师尊党有光。现代圣人称颂久，德高望重公堪当。”可谓中肯。
适值徐特立140周年诞辰之际，回忆他鲜为人知的往事，以此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
勤俭节约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住在北京，虽然物质条件好了，但是他依旧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总算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
徐特立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拥挤，孙辈回家只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劝说，并将修建费减去了二分之一，他才勉强同意。徐特立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账：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不坐轿子 徐特立的故乡是湖南长沙县五美山。1956年6月，一个喜讯传遍山冲：“徐二爷（指徐特立）要回乡啦！”那时，公路还只通到江背，从江背到五美要走20里山路。乡亲们说，徐二爷就要满80岁了，不能让他老人家爬山越岭，我们要用轿子接他回来。
这天清早，20多个乡社干部抬着“马轿”（当地的一种简易轿子），来到江背迎候。8点多钟，汽车来了。徐特立身穿褪色的灰卡其布制服，脚踏平底布鞋，满脸含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当地干部把轿子抬到他身边时，他却连连摇头说：“不坐，不坐！安步当车。”乡亲们再三劝说，他执意不坐，拎起手杖，只管朝着通向五美山的羊肠小道大步走去。一辆空轿只好跟在他的身后。途中，陪同的干部担心徐特立受累，几次劝他坐轿，徐特立总是说：“过去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一二十里山路算么子！”徐特立返回长沙市时，仍坚持步行。走到复水桥时，他转身向乡亲们招手说：“大家都回去，莫耽误了工夫。我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远送。”
“逃跑”过寿 195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80大寿，寿日前一个月，朱德提出要为徐特立庆80大寿，徐特立坚决不同意。朱老总坚持一定要做。徐特立没了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寿辰的前两天偕夫人和儿媳徐乾乘火车，离开北京到了湖南长沙，准备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长沙是他的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得知恩师到来，他的学生们纷纷前来探望，一时间挤满了一屋子人。除了和徐特立亲切交谈之外，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商量什么。其中一位口快地提出：“我们明天给您祝寿！” 徐特立婉言谢绝了，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的财物呢？”并说自己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在场的人都说他们记得清清楚楚，莫想瞒过。徐特立后悔莫及——躲寿不该躲到长沙来。于是赶紧买票，连夜上了去桂林的火车。
途中他的儿媳徐乾到餐车上想给徐特立做一碗长寿面，算是祝寿。乘务人员得知后，很快就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以示祝贺。徐特立从北京“逃”到长沙，最后在火车上过了一个“逃跑”的80大寿，给人们留下了美谈。
当官不忘种田人 1958年11月，徐特立风尘仆仆再返故园五美。这时，村里的老人都住进了公社新办的敬老院。徐特立驱车前去探望，当看到他少年时代扒柴、看牛的伙伴陈三爷等老人时，就亲切地嘘寒问暖：“听说乡下粮食亩产万斤，是真的吗？”老人们你望我，我望你，过了一阵，陈三爷才悄声说：“吹牛皮！”徐特立说：“是的啦！我在家里时，一亩田才扮（打）三四百斤谷。如今两季能過千斤就了不起啦。”停了停，他又问道：“你们一年多少口粮？”有人回答说：“300斤。”徐特立再问：“少了怎么办？”有人答道：“红薯瓜菜代。”徐特立皱起眉头，半晌没有做声。他慢慢走到床前，看到床上都垫着篾席，又自言自语地说：“都是年过花甲的人啦，这怎么能睡？”
回到长沙后，第二天他就派人买了50床草席、50套脸盆和毛巾送到五美敬老院。老人们接到这些东西，激动地说：“徐二爷是当官不忘种田人。”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徐特立和他的夫人是结发夫妻，也是白头到老的革命伴侣。早在1905年，28岁的徐特立就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以后又在长沙办学。这期间徐夫人一直留在乡下操持家务。1919年至1924年，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两人远别达5年之久。1927年大革命失败，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长沙，为革命奔走，他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一别10年，却都忠实地等待着对方。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徐特立作为中共代表、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来到长沙，才与他的夫人团聚。
1940年，徐特立从湖南回延安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而他的夫人仍在湖南老家，抚养不到一岁的小孙女。回到延安后，徐特立在给即将重返重庆的董老（必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妻老孙孤弱，长沙有我家。寄书长不达，传说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传寄，藉以慰天涯。”
就这样，从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多年来，徐特立虽和夫人异地分居，甚至长期音讯全无，但他即使是留学在外，受到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浪潮冲击的时候，对夫人始终是“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一直保持着坚贞、淳朴的爱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派人把夫人接来北京与自己一块生活。这时他的夫人已经71岁了，又是小脚，而徐特立早已名扬四海，成为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了。徐特立经常对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的生活不要特殊照顾，可一定要在生活上照顾好老太太。她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容易有自卑感，不要叫她有思想负担。”看戏时，他牵着夫人一起走；外出做客，他拉着夫人坐在自己身边；到外地参观，有机会就带着夫人一起去。1960年徐夫人逝世后，徐特立一直把他与夫人的合影照片装在随身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照片中间留下一条深深的折痕。
朱德、康克清夫妇在《徐特立同志七旬一大寿》诗中曾写道：“言为尔训身为则，群有师尊党有光。现代圣人称颂久，德高望重公堪当。”可谓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