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早，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队伍不断壮大，成果颇多，但是总体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从业人员普遍存在的一个困惑是，不知该如何切入和深化对东南亚的研究。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方法是全面总结我国东南亚研究前辈学人的治学方式，从他们的奋斗轨迹中汲取营养。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贺圣达先生（1948?2018）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亚研究界的一代宗师和学术泰斗，我个人尝试着总结贺圣达先生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路径，为后学提供参考。
　　1、从古到今。先生对东南亚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从单一的缅甸、泰国到整个东南亚，从东南亚的历史、文化到现实问题，但最初的学术着力点是东南亚古代历史与文化，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也是在东南亚历史研究领域。比如1992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缅甸史》、1996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云南社会科学》原发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三篇关于泰国史、缅甸史的文章等。历史与文化是认识一个国家和区域的钥匙，目前很多年轻学子没有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基础，直接就从事当代东南亚的政治、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的研究，结果对很多基本问题都难以把握。
　　2、由点到面。东南亚地区一共11个国家，人种、语言、宗教、疆域、地理、政治、经济的差异性很大，如果没有对1?2个国家有深入的研究基础，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个地区的特性是非常困难的。先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他首先是专攻缅甸史，同时兼顾泰国史。在对缅甸史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缅甸史》专著以后，先生才于90年代初期转向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史和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即便如此，先生也从未放弃对缅甸、泰国的研究，并且国别研究扩展到了越南、菲律宾等国。应该说这种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点点比较是切入东南亚研究的合适路径。
　　3、对接国际。如果僅仅依靠中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来进行东南亚研究，就难以登堂入室。先生英语好，在校期间就翻译了缅甸学者貌丁昂的《缅甸史》和《剑桥伊斯兰教史》的东南亚部分。走上工作岗位后，一方面继续大量搜集英文资料，另一方面也向东南亚研究所的同事学习缅甸语。1986年10月，先生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了一年，师从著名的缅甸问题专家罗伯特·泰勒。这段经历是先生后来在东南亚历史研究领域产出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先生的缅甸语虽然没有达到应用自如的程度，但在撰写《缅甸史》过程中，大量参考了赵维扬、李孝骥等老先生的缅甸语史料。进入21世纪之后，先生组织云南省社科院的几位同事以及我们几位外语较好的学生一起翻译了150多万字的《剑桥东南亚史》，先生担任主译和总审校。先生2015年出版的鸿篇巨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下）也大量吸收了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几十年间关于东南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先生生前非常支持我牵头翻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维克多·李伯曼的代表作《奇特的平行：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完成了对全部译稿的审读，做了大量有启发性的批注。先生还大力支持美国加州大学富乐屯分校孙来臣教授等人负责的“海外东南亚名著译丛”项目，并认为这对于促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4、自我创新。先生本科学的是历史学，但后来对东南亚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历史，而是涉及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区域合作、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先生能创新性地运用这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对东南亚地区进行研究，而且善于进行学科交叉与融合性研究。如先生在《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一书中用民主、发展的概念科学地展现了二战后东南亚历史的主线。这些学科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先生通过自学习得的。先生生前反复告诫我们这些弟子，“师傅只能是引进门，最后在学术上能否做出成就，主要还是靠你们的自学和努力，其中能否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