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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故都的秋》是郁达夫的散文代表作，已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多年，解读此文的文字也可谓汗牛充栋，但从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有一个问题似乎说得比较模糊：郁达夫笔下北平的秋为什么会有悲凉之气？本文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故都的秋悲凉之气成因
1934年7月，郁达夫“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去到北平，在那里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于八月十七日写下了著名的写景抒情散文——《故都的秋》。文章一开篇就直接抒怀：“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作者将苦涩的情味与生动的景物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营造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这种艺术境界就体现在对“清”“静”“悲凉”的描述之中，同时，这也是客体与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清”“静”是大多数散文家都感受得到并写得出的，但“悲凉”却恐怕只有像郁达夫这种具有士大夫倾向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得到并写得出了。
《故都的秋》表达的虽然是对北平之秋的无限向往与眷恋之情，但隐隐的悲凉之气却弥漫于全文，这种“悲凉”已不单单是故都赏景时的心态，更是郁达夫整个的人生感受。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上面的这种“悲凉之气”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这是故都的秋景物本身固有的特征
无论是租住的破屋、长有牵牛花的破壁和疏疏落落的秋草，还是秋槐的落蕊、秋蝉的残鸣和渐凉的秋雨，在给人以十足“秋味”体验的同时，又处处传递着“萧索”的悲凉之感。
第二，这是黑暗的时代造成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连年战乱，导致民生凋敝，知识分子也衣食无安，居无定所。为了谋生，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辗转千里至北平，颠沛流离，饱尝了人生的愁苦与哀痛，“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悲凉之感如影随行，这种感受在郁达夫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流露。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爱国文人，郁达夫有强烈的“祖国强大起来”的愿望，这在他1921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沉沦》中早有体现，但当时的中华大地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心中的悲凉自不待言；苦苦的等待非但看不到任何好转的希望，反而愈发让人感觉到绝望，其悲情与日俱增。虽然郁达夫在首善之都的北平秋景中暂时得到了些许闲适，但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还是以时代烙印的形式打在了秋的文字当中。与此同时，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所表达的“悲凉”之感已经不仅仅限于他个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家国之悲、时代之悲。
第三，这是郁达夫抑郁善感的个人气质的反映
郁达夫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可以说，郁达夫是在单亲家庭的氛围中长大的，所以自卑情结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郁达夫曾说：儿时的记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紧逼着我。因此，郁达夫在文章的末了也不忘用“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等与饮食有关的意象来将南国之秋和北国之秋作对比。如果说儿时孤儿寡母的记忆是郁达夫自卑的源泉，那青少年时期留学日本的经历，则使他的自卑之感与日俱增。一方面是远离故土的孤独之感，一方面是异国他乡的寂寞之情，他在留学过程中饱受歧视，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情结。与此同时，他的两位兄长也在无形中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是长兄郁曼陀，本来儿时就已经充当了长兄为父的角色，对郁达夫要求极其严格，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郁曼陀已经是北京地区法律界的知名人士，郁达夫一直把长兄当作自己的偶像和赶超的对象，但当时的郁达夫，不但在自己擅长的诗文上不能超越兄长，在经济上也要依赖郁曼陀，郁达夫对此也做过近乎疯狂的抗争，一度甚至扬言要和郁曼陀绝交。另外，《故都的秋》也很好地体现了郁达夫创作的自传性的特征：文中“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不正是郁达夫的一贯打扮吗？这是个人形象在作品中的投射，但其根源还是在于他的抑郁善感。
第四，这和郁达夫的文艺观和审美追求有关
1934年在杭州期间，郁达夫提倡静的文学，写的也多是“静如止水似的遁世文学”。《故都的秋》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杭州的酷暑让郁达夫经青岛辗转来到阔别十余年的北平，在再一次饱尝了故都秋味的同时，心灵也得到了暂时的宁静。但是，静则静矣，悲凉之意却总是挥之不去。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矣。”人的情感是会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的，春景使人畅怀，秋色令人感伤。而郁达夫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传统知识分子，所以，他从心底生出了“一叶而天下知秋”的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隐含了深沉的悲凉之感，这也是他内心深处“悲秋情结”的最好注脚。
第五，这和郁达夫所遭遇的情感危机有关
可以说，郁达夫感伤的源头，正是被摧折的女性之美。郁达夫是在幼年丧父的不完整家庭中长大成人的，他的两位兄长从他刚懂事起，就长年在外求学。严格说来，他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清一色的女性圈子中度过的。这一经历对郁达夫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女性的爱是推动郁达夫奋斗、创造的动力所在。郁达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日记中提到的王女士，指的就是郁达夫在写《故都的秋》时的妻子王映霞。郁达夫对于这位当年号称“杭州四大美女”之一的王女士的追求过程，可谓是艰苦卓绝的，让人庆幸的是，在郁达夫的强大攻势下，有情人得以终成眷属。但到了1934年，这对神仙眷侣却遭遇了“七年之痒”的感情危机（郁王是1927年正式结合的）：郁达夫全家于1933年从上海举家迁往杭州，这对于王映霞来说，是回到了娘家，她在这里有着广泛的人脉，所以经常出入于各种场所，尤其热衷混迹于上流社会，并算得上是如鱼得水；而此时的郁达夫，却是另一番天地：创作上陷入低潮，仕途也不如意。更让郁达夫难以接受的是，王氏非但不能给他任何安慰和鼓励，反而有红杏出墙的迹象。敏感的郁达夫也隐隐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后来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郁达夫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和王映霞的婚变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认为，郁达夫之所以在1934年盛夏不惜辗转千里到北平避暑，这和他想暂时离开杭州那块伤心地不无关系，虽然此行王氏也跟着。当然，郁达夫心中的悲凉之感是可想而知的了。也许正是因为他离开了杭州那块是非之地，并在故都的秋味的浸染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才会发出“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的感慨。显然，郁达夫是极不愿意再回到杭州的了，这也无怪乎他要逃离南国而千里迢迢去北国品尝秋味了。
【参考文献】
[1]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 袁庆丰.《郁达夫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单位：广东省肇庆鼎湖中学）
【关键词】故都的秋悲凉之气成因
1934年7月，郁达夫“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去到北平，在那里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于八月十七日写下了著名的写景抒情散文——《故都的秋》。文章一开篇就直接抒怀：“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作者将苦涩的情味与生动的景物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营造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这种艺术境界就体现在对“清”“静”“悲凉”的描述之中，同时，这也是客体与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清”“静”是大多数散文家都感受得到并写得出的，但“悲凉”却恐怕只有像郁达夫这种具有士大夫倾向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得到并写得出了。
《故都的秋》表达的虽然是对北平之秋的无限向往与眷恋之情，但隐隐的悲凉之气却弥漫于全文，这种“悲凉”已不单单是故都赏景时的心态，更是郁达夫整个的人生感受。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上面的这种“悲凉之气”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这是故都的秋景物本身固有的特征
无论是租住的破屋、长有牵牛花的破壁和疏疏落落的秋草，还是秋槐的落蕊、秋蝉的残鸣和渐凉的秋雨，在给人以十足“秋味”体验的同时，又处处传递着“萧索”的悲凉之感。
第二，这是黑暗的时代造成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连年战乱，导致民生凋敝，知识分子也衣食无安，居无定所。为了谋生，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辗转千里至北平，颠沛流离，饱尝了人生的愁苦与哀痛，“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悲凉之感如影随行，这种感受在郁达夫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流露。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爱国文人，郁达夫有强烈的“祖国强大起来”的愿望，这在他1921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沉沦》中早有体现，但当时的中华大地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心中的悲凉自不待言；苦苦的等待非但看不到任何好转的希望，反而愈发让人感觉到绝望，其悲情与日俱增。虽然郁达夫在首善之都的北平秋景中暂时得到了些许闲适，但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还是以时代烙印的形式打在了秋的文字当中。与此同时，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所表达的“悲凉”之感已经不仅仅限于他个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家国之悲、时代之悲。
第三，这是郁达夫抑郁善感的个人气质的反映
郁达夫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可以说，郁达夫是在单亲家庭的氛围中长大的，所以自卑情结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郁达夫曾说：儿时的记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紧逼着我。因此，郁达夫在文章的末了也不忘用“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等与饮食有关的意象来将南国之秋和北国之秋作对比。如果说儿时孤儿寡母的记忆是郁达夫自卑的源泉，那青少年时期留学日本的经历，则使他的自卑之感与日俱增。一方面是远离故土的孤独之感，一方面是异国他乡的寂寞之情，他在留学过程中饱受歧视，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情结。与此同时，他的两位兄长也在无形中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是长兄郁曼陀，本来儿时就已经充当了长兄为父的角色，对郁达夫要求极其严格，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郁曼陀已经是北京地区法律界的知名人士，郁达夫一直把长兄当作自己的偶像和赶超的对象，但当时的郁达夫，不但在自己擅长的诗文上不能超越兄长，在经济上也要依赖郁曼陀，郁达夫对此也做过近乎疯狂的抗争，一度甚至扬言要和郁曼陀绝交。另外，《故都的秋》也很好地体现了郁达夫创作的自传性的特征：文中“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不正是郁达夫的一贯打扮吗？这是个人形象在作品中的投射，但其根源还是在于他的抑郁善感。
第四，这和郁达夫的文艺观和审美追求有关
1934年在杭州期间，郁达夫提倡静的文学，写的也多是“静如止水似的遁世文学”。《故都的秋》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杭州的酷暑让郁达夫经青岛辗转来到阔别十余年的北平，在再一次饱尝了故都秋味的同时，心灵也得到了暂时的宁静。但是，静则静矣，悲凉之意却总是挥之不去。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矣。”人的情感是会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的，春景使人畅怀，秋色令人感伤。而郁达夫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传统知识分子，所以，他从心底生出了“一叶而天下知秋”的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隐含了深沉的悲凉之感，这也是他内心深处“悲秋情结”的最好注脚。
第五，这和郁达夫所遭遇的情感危机有关
可以说，郁达夫感伤的源头，正是被摧折的女性之美。郁达夫是在幼年丧父的不完整家庭中长大成人的，他的两位兄长从他刚懂事起，就长年在外求学。严格说来，他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清一色的女性圈子中度过的。这一经历对郁达夫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女性的爱是推动郁达夫奋斗、创造的动力所在。郁达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日记中提到的王女士，指的就是郁达夫在写《故都的秋》时的妻子王映霞。郁达夫对于这位当年号称“杭州四大美女”之一的王女士的追求过程，可谓是艰苦卓绝的，让人庆幸的是，在郁达夫的强大攻势下，有情人得以终成眷属。但到了1934年，这对神仙眷侣却遭遇了“七年之痒”的感情危机（郁王是1927年正式结合的）：郁达夫全家于1933年从上海举家迁往杭州，这对于王映霞来说，是回到了娘家，她在这里有着广泛的人脉，所以经常出入于各种场所，尤其热衷混迹于上流社会，并算得上是如鱼得水；而此时的郁达夫，却是另一番天地：创作上陷入低潮，仕途也不如意。更让郁达夫难以接受的是，王氏非但不能给他任何安慰和鼓励，反而有红杏出墙的迹象。敏感的郁达夫也隐隐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后来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郁达夫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和王映霞的婚变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认为，郁达夫之所以在1934年盛夏不惜辗转千里到北平避暑，这和他想暂时离开杭州那块伤心地不无关系，虽然此行王氏也跟着。当然，郁达夫心中的悲凉之感是可想而知的了。也许正是因为他离开了杭州那块是非之地，并在故都的秋味的浸染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才会发出“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的感慨。显然，郁达夫是极不愿意再回到杭州的了，这也无怪乎他要逃离南国而千里迢迢去北国品尝秋味了。
【参考文献】
[1]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 袁庆丰.《郁达夫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单位：广东省肇庆鼎湖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