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二枚”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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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夏秋之季,我受邀接两件小活计,一是参加《群众》杂志社主办的“江苏城市赋”征文评审,二是去淮安某中学为省里办的读书活动作开幕式讲演。因第一件事,我当时发言谈到赋的兴盛及体义,从两湖(楚地)、蜀中(四川)谈到陕西(长安),而对赋与江苏的关联,主要介绍了南朝萧统的《文选》与刘勰的《诠赋》,前者总集七代文章,38类文体,而“赋”居于首,后者论赋名言如“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等,已被奉为经典,而二者的撰述皆成于金陵故地。因第二件事,到淮安时车过“枚乘路”,而古淮阴之地又有“枚亭”“枚公河”“枚里街”等地名,一下子仿佛到了赋的故里,于是联想到前一件事,枚乘、枚皋父子的创作是对汉赋有肇造之功的,这也是赋与江苏结缘的开始。
  赋话“二枚”,宜先看有关史料的载录。《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述其本事及创作:
  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梁孝王游。……吴王遂与六国谋反……枚乘复说吴王……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
  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其中关于赋的论述,以“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言“乘”,以“为赋颂,好嫚戏”“诏使赋平乐馆”“上有所感,辄使赋之”“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言“皋”。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枚乘赋九篇”,附“屈原赋”类,“枚皋赋百二十篇”(指前载“可读者”),附“陆贾赋”类,以区分“二枚”赋创作统绪之不同,然赋作数量皋多而乘少,存世者却乘赋尚有数篇而皋赋全佚。探究其因,或在传世过程中的赋史选择,对此,可以“二枚”赋与被后世奉为“赋圣”的司马相如赋作一比较。
  在赋史上,素有“枚马”之称,将枚乘与司马相如并列,如陈绎曾《文筌·赋谱》论“汉赋体”以“宋玉、景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班固之作,为汉赋祖”。后世又有“梁苑赏雪”的故事,典出南朝谢惠连的《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这说的是枚、马在客游梁孝王时的“梁苑”经历,其典亦谓“梁园雪”“梁园霰”“兔园雪”“兔园赏”等。以“梁苑”为视点,枚、马游梁而境遇及评价之异同,颇值玩味:其一,谢赋谓相如“居客之右”,而《汉书》则谓“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高低轩轾,因时而异。其二,枚、马入梁途径,前者由吴入梁,后者由蜀往京师再入梁,相距甚远。其三,枚乘于景帝朝因不乐郡吏而“以病”辞弘农都尉,复入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相如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于是追慕“齐人邹阳”“淮阴枚乘”等,而“因病免,客游梁”,其辞职方式与因爱辞赋入梁是一致的。其四,汉武帝因“闻乘名”,而以“安车蒲轮征乘”,而武帝读《子虚赋》而倾心,但不知相如其人,后由狗监杨得意荐举始得入朝,轻重霄壤,待遇悬殊。其五,枚乘因“道死”而未能以文事彰显朝廷,相如却以《子虚》《天子游猎》《大人》赋“三惊”汉主,世荣之差别,又不能同日而语。唐人徐夤《龙蛰二首》之二谓“休说雄才间代生,到头难与运相争。时通有诏征枚乘,世乱无人荐祢衡”,以赞慕之心言枚乘,而比较枚、马,枚之命运,亦可兴不遇之叹。
  “枚马”又是枚皋与相如的并称,典出“枚速马迟”,说见《汉书》称枚皋“为文疾,故所赋者多”,而“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后人承续其说,如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枚皋应诏而成赋”,所论文实指赋,又有禀才之分与优劣之评。速与迟是枚皋与相如为赋的区分,二人虽皆属武帝朝的语言侍从,但其作赋情状还是有区别的。概括地说,相如上赋皆主动而为,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许,命尚书给笔札……赋奏,天子以为郎”“相如见上好仙道……乃遂就《大人赋》”;而枚皋则不同,他受武帝宠幸,是“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上有所感,辄使赋之”,多为受命而赋,宫廷赋坛地位在当时应远远高于相如。而后世的评价与历史的选择,则是另当别论的。
  对比了枚、马,再看“二枚”的异同。枚乘生于淮阴,老归淮阴,其间由吴入梁,而枚皋生于梁国,从未到过淮阴,但作为“枚乘之子”,著籍淮阴当无疑义,所以都是汉初今属江苏的赋家。比较赋创作,《汉志》仅著录枚乘赋九篇,枚皋赋百二十篇,且有“不可读”者“数十篇”,相殊之甚,可知枚皋在当时赋坛的成果,远非其父可比。然而,今枚皋赋一篇不存,枚乘赋则存三篇,分别是《七发》(《文选》)、《梁王菟园赋》(《古文苑》残篇)、《柳赋》(《西京杂记》残篇),另有《临灞池远诀赋》(《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诗李善注)、《笙赋》(《文选》马融《长笛赋序》引)存目。所以今天谈“二枚”赋,也仅有枚乘赋可言。
  作为枚乘代表性作品的《七发》与《梁王菟园赋》,也受到质疑,一则是《七发》自为“七体”,《文选》归类即是,后人效仿,谓之“七林”,傅玄《七谟序》云:“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刘勰则入“杂文”,如谓“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文心雕龙·杂文》)。清人王之绩《铁立文起》认为“枚乘《七发》,亦偶然作,原不可定为一体,我欲列之杂著中。自东汉、魏、晋诸人争拟之,俨然传记诗赋之类,必不可缺,真堪为之喷饭”,实反对《文选》列为七体,赞同刘勰的说法。一则是《文选》未收《梁王菟园赋》,后人或质疑其真伪,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有“记者以为(梁孝)王薨后,子皋所为”;或为之辨解,如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谓“西京则扬有《河东》,枚有《兔园》,东京则班有《终南》,张有《天象》《逸居》。《选》外犹憾阙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排列汉赋诸家,以“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张其帜,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谓“枚乘《菟园》,今存残文,复多讹夺,不易句读。然词致检炼,铸语新奇,循览可得,故曰:举要以会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为之校释原赋文,大抵可观。至于《七发》,现代学者编赋选与写赋学史,无不视其为赋,且对其开辟汉赋之境域大加称颂,这是源自文本的共识。   倘略述枚乘赋对汉赋(尤其是大赋)的肇造之功,主要在两点:一曰讽谏。以《七发》为例,赋中托“吴客”问“楚太子”疾为辞,通过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奏方术之士等七事,以讽启太子,终以“妙言要道”而使之“据几而起”,霍然病愈。隋炀帝杨广《季秋观海》诗云“孟轲叙游圣,枚乘说愈疾”,指的正是针对侯王之病而陈辞。由此对《七发》之作素有两种说法,即《文选》李善注以为“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朱绶认为“《七发》之作,疑在吴濞时”(梁章钜《文选旁证》引),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進一步以枚乘两上吴王的谏书对照赋作,坐实其讽谏吴王濞谋反动机,是信而有征的。而对《七发》的讽谏功能,前人论述甚多,当以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论述最为详备:“《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蹷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体,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讲论之娱而豁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值得注意的是,汉赋的讽谏说源自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并成为赋家创作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而早于相如的枚乘作赋,以劝谏为主旨,开辟之功不容轻忽。
  二曰骋辞。刘勰《诠赋》论赋“铺采摛文”“极声貌以穷文”“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无不以骋辞为体态。今观初汉辞赋,存世者以贾谊《吊屈》《鸟》为早,然皆楚风余绪,尚无汉韵气象,迨至枚乘之《七发》多层铺写,如其“观涛”一景之骋辞,《梁王菟园赋》之用词造语,构篇规制,无不开相如大赋描绘之先河。刘熙载《艺概·赋概》认为“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于过之”,所谓“雄节”,正寓含了骋辞与气象。究其因,在于枚乘《七发》等作品对战国说辞如《国策》中“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庄辛谏楚襄王”的摹写与改造,是今存最初将说辞转换为赋笔的典型。于是再结合史传所载相如慕枚乘等人之创作而“入梁”,以及梁国宾客擅赋而“乘尤高”,其间的规仿及联系,也是值得关注的。
  枚皋是沉沦于赋史的大家,仅《汉志》著录“百二十篇”赋,实为赋家数量之最,如“陆贾赋”类著录21家,共274篇,而枚皋一人120篇,其他20家共有54篇,堪称无人可及。从汉史记载来看,枚皋侍从武帝“诏使赋平乐馆”,也绝非司马相如献赋可比,因为平乐馆是汉廷“大作乐”之地,更是举行元会朝贡礼的处所,在汉赋中只有到东汉李尤《平乐观赋》与张衡《西京赋》中始有描写,枚皋赋的丢失,无疑是汉赋的缺失。同样,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是对赋体语言艺术的一种表达,他的赋作及言说之所以被后世诟病,关键在如纳兰性德《赋论》所讲“班固书称枚皋善写赋,特以皋不通经术……而皋亦自言为赋不如相如。由此观之,则知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以“经术”代“辞赋”,正是史学家与赋论家的选择与误导。然“二枚”赋虽不同,贡献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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