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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赫德控制清朝海关四十余年，是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而不是客观上有助于海关管理的现代化。在“亡国灭种”的大背景下，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地想瓜分、灭亡中国，中国有何经济建设的现代化可言？更何谈海关管理的现代化？
关键词：海关；管理；现代化；关税自主权
中图分类号：F7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7-0261-02
《历史教学》2014年第1期上半月刊刊载了王晓荣先生的文章《是“关税自主权的丧失”还是“海关管理的现代化”？》（以下简称《王文》），读后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对《王文》中的某些观点颇不以为然，故提出商榷，以求教于学界。
一
《王文》认为：“赫德对海关管理的章程、用人办法及相关的行政规定等并不必然得出中国海关自主权进一步丧失的结论，”[1] 那么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海关管理的现代化”。《王文》的观点，英籍税务司魏尔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赫德与中国海关》一书中已有论述，魏尔特以为，“如果没有罗伯特·赫德，上帝也就没办法创造出中国海关机构。”[2]美国著名华裔口述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赫德管理的海关和邮政是“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3]问题在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中，西方列强都怀有瓜分、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幻想依靠一个英国人赫德来管理中国的海关，海关管理能实现现代化吗？《王文》的观点毫无新意，只是魏尔特、唐德刚观点的翻版而已。
《王文》认为，赫德“运用他的才智和经验，扫除晚清政府旧关税的种种陋习，创设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新海关制度，这应该是海关管理的进步，不能简单地视为主权的丧失。”[1]“还需要指出的是，条约对清朝政府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的尊严受到冒犯，而非主权受到侵犯。”[1]中国近代史上，明明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英、法、美、俄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诸如：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浦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等，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破坏，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中国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使中国的司法主权丧失了，怎么能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清朝政府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的尊严受到冒犯，而非主权受到侵犯呢？”[1]
赫德创设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新海关制度，不是海关管理的进步，而是“标志着赫德在中国创建半殖民地海关制度基本完成。”[4]1869年11月，赫德公布了《中国海关管理章程》80款（其中保留9款）。这个章程是赫德治下的海关征税股管理细则，从各部门的分工职责、隶属权限到各级员工的薪水福利、奖惩制度，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个章程从1870年1月1日起实行，中国的半殖民地海关制度基本完成。
为了更彻底地控制中国的门户，赫德还处心积虑地侵夺与通商海关有关的其他中国主权。
他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在中国沿江沿海建立助航设备纳入海关的管辖范围。由于清朝长期闭关自守，沿江沿海各种便商的助航设备和港务设备本极缺乏。《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邀请外人帮办税务的同时，要兼理“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赫德利用这一条，在他任总税务司后不久，便大刀阔斧地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探勘测绘，建立各种助航和港务设备。1865年，他与总理衙门订明，在关税船钞收入项下酌提六成作为上述用途基金；1868年，他在海关内另设船钞股，专理在中国沿海沿江测绘及建立各种助航设备等事，船钞项下的经费也提至七成。1870年，他还“亲赴沿海各处，勘定灯塔位置。”[5]
与此同时，赫德还将中国的引水主权纳于海关治下。引水是一个国家维护其尊严和国防机密，保障港口和船舶安全的一项重要主权。“鸦片战争后，已有外国籍船舶进入中国港口自雇引水员的先例，但是，对中国引水权的全面侵夺则自赫德始。”[4]
1867年前，赫德就“曾建议有关引水的一切事务必须置于中国海关税务司的管理下”，这项建议在北京公使团内“几经讨论后”，由于被视为“一种方便”而为各国“毫无异议地采纳了”[6]，1868年10月，在赫德的策划下，清政府公布了《引水总章》10款，规定“引水者宜宽其招募”，“凡华民及有条约各国之民有欲引水者均准其一体充当”[7]。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规定就是为外籍引水员全面把持中国各港口引水制造根据，从此，在中国广阔的水域上，难以见到一个华人引水员了。
二
赫德当上了海关总税务司后，所干的第一件事与海关事务全无关系，却又是与镇压太平军直接关联，这就是在1864年初亲自出马调解淮军头目李鸿章和“常胜军”管带戈登之间的矛盾。
1863年12月，在苏州城外联合作战的戈登和李鸿章，以诱降为手段，唆使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发生兵变。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一部分太平军将领，谋害了坚持抵抗的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清军占领了苏州。
在诱降过程中，戈登起了很大作用。他曾和郜永宽等人会晤，亲自保证他们的性命。可是，在占领苏州的第二天，李鸿章就下令处死纳王等八位太平军将领，理由是降将们仍穿着太平军诸王的服装并且提出留半个苏州城给他们的要求。同时，李鸿章还纵兵焚掠苏州全城。
李鸿章的行为大大地激怒了戈登。为了报复李鸿章，戈登在苏州发生屠杀事件后，率军回到他设在昆山的总部，声称不再参与同清军的联合行动。
赫德意识到清政府要完全肃清太平天国就必须全力倚靠戈登及其掌握的外国武装，戈登和李鸿章闹翻对镇压太平军很不利。凭着对李、戈两人的了解，赫德认为，就中国官僚李鸿章来说，杀掉几个投降的叛军首领，算不了什么大事，而戈登除了杀降不利于以后的诱降外，主要是坏了自己的信誉，翻脸之后，一时也难以下台，但双方都明白一旦分离对战局的利害关系，只要有人从中略作说合，两人一定能尽释前嫌，重新携手。这时，清政府也已看到李、戈不和的后果，急于和解，总理衙门认为赫德是斡旋其间的最恰当人选，嘱他从中说合。赫德正中下怀，慨然允诺。 1864年1月19日，赫德暂时丢下海关事务，冒着严寒，乘船从上海前往苏州，见了李鸿章，在赫德的劝说下，两人很快商定，由李鸿章出面发一布告，向公众解释他屠杀太平军诸王的“理由”，郑重声明戈登完全没有参与苏州杀降。同时，李鸿章还亲自派人将朝廷发下的头等功牌、一个月的特别军饷、2万两的伤兵抚恤金和许多礼物，给戈登送去，以嘉奖他在克复苏州一役中的功劳。1月30日，他离开苏州到达戈登设在昆山的“常胜军”总部。戈登长赫德两岁，两人年龄相仿，见解不殊，谈得十分契合，而赫德对时局的理解比戈登更深一层，他向戈登陈说利害，把英国在华利益推到他面前，并向他陈述李鸿章草拟的布告内容。
经过和赫德的长夜晤谈，戈登被说服了。他准备出兵了，解释自己的理由是：“好在我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作战，只想到这样做可以大大增加英国的利益。”[8]
“常胜军”重新出动后，攻克了宜兴、溧阳等地，配合了正在进攻南京的曾国藩的军队。4月，戈登和李鸿章率军联合进攻常州，赫德参与了这次战役。“这个并无多少军事知识的海关总税务司，怀着特殊的兴趣，观看了这场屠杀中国人民的、与他的‘业务’全无关系的攻城战。”[4]
赫德来到中国以后，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坏事，“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对外交涉都与赫德有密切的关系，如中法战争、澳门问题、缅甸问题、烟台条约、庚子赔款等，赫德都有直接的影响。”[4]《王文》提出：将“中国关税自主权进一步丧失”改为“客观上有助于海关管理的现代化”[1]，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能随便改动，赫德是一个代表英国利益的主要侵略者，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以及中国的半殖民地海关制度。
参考文献：
[1] 历史教学，2014，（1）：62-66.
[2]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213.
[3]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M].北京：岳麓书社，1999：178-179.
[4] 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67.
[5] 黄序.海关通志（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341.
[6] 蒲安臣致西华德函[G].中国海关文件汇编（第7卷），1867，（5）：84.
[7] 中国海关文件汇编[Z].
[8]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M].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230.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海关；管理；现代化；关税自主权
中图分类号：F7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7-0261-02
《历史教学》2014年第1期上半月刊刊载了王晓荣先生的文章《是“关税自主权的丧失”还是“海关管理的现代化”？》（以下简称《王文》），读后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对《王文》中的某些观点颇不以为然，故提出商榷，以求教于学界。
一
《王文》认为：“赫德对海关管理的章程、用人办法及相关的行政规定等并不必然得出中国海关自主权进一步丧失的结论，”[1] 那么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海关管理的现代化”。《王文》的观点，英籍税务司魏尔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赫德与中国海关》一书中已有论述，魏尔特以为，“如果没有罗伯特·赫德，上帝也就没办法创造出中国海关机构。”[2]美国著名华裔口述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赫德管理的海关和邮政是“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3]问题在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中，西方列强都怀有瓜分、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幻想依靠一个英国人赫德来管理中国的海关，海关管理能实现现代化吗？《王文》的观点毫无新意，只是魏尔特、唐德刚观点的翻版而已。
《王文》认为，赫德“运用他的才智和经验，扫除晚清政府旧关税的种种陋习，创设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新海关制度，这应该是海关管理的进步，不能简单地视为主权的丧失。”[1]“还需要指出的是，条约对清朝政府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的尊严受到冒犯，而非主权受到侵犯。”[1]中国近代史上，明明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英、法、美、俄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诸如：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浦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等，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破坏，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中国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使中国的司法主权丧失了，怎么能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清朝政府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的尊严受到冒犯，而非主权受到侵犯呢？”[1]
赫德创设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新海关制度，不是海关管理的进步，而是“标志着赫德在中国创建半殖民地海关制度基本完成。”[4]1869年11月，赫德公布了《中国海关管理章程》80款（其中保留9款）。这个章程是赫德治下的海关征税股管理细则，从各部门的分工职责、隶属权限到各级员工的薪水福利、奖惩制度，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个章程从1870年1月1日起实行，中国的半殖民地海关制度基本完成。
为了更彻底地控制中国的门户，赫德还处心积虑地侵夺与通商海关有关的其他中国主权。
他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在中国沿江沿海建立助航设备纳入海关的管辖范围。由于清朝长期闭关自守，沿江沿海各种便商的助航设备和港务设备本极缺乏。《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邀请外人帮办税务的同时，要兼理“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赫德利用这一条，在他任总税务司后不久，便大刀阔斧地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探勘测绘，建立各种助航和港务设备。1865年，他与总理衙门订明，在关税船钞收入项下酌提六成作为上述用途基金；1868年，他在海关内另设船钞股，专理在中国沿海沿江测绘及建立各种助航设备等事，船钞项下的经费也提至七成。1870年，他还“亲赴沿海各处，勘定灯塔位置。”[5]
与此同时，赫德还将中国的引水主权纳于海关治下。引水是一个国家维护其尊严和国防机密，保障港口和船舶安全的一项重要主权。“鸦片战争后，已有外国籍船舶进入中国港口自雇引水员的先例，但是，对中国引水权的全面侵夺则自赫德始。”[4]
1867年前，赫德就“曾建议有关引水的一切事务必须置于中国海关税务司的管理下”，这项建议在北京公使团内“几经讨论后”，由于被视为“一种方便”而为各国“毫无异议地采纳了”[6]，1868年10月，在赫德的策划下，清政府公布了《引水总章》10款，规定“引水者宜宽其招募”，“凡华民及有条约各国之民有欲引水者均准其一体充当”[7]。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规定就是为外籍引水员全面把持中国各港口引水制造根据，从此，在中国广阔的水域上，难以见到一个华人引水员了。
二
赫德当上了海关总税务司后，所干的第一件事与海关事务全无关系，却又是与镇压太平军直接关联，这就是在1864年初亲自出马调解淮军头目李鸿章和“常胜军”管带戈登之间的矛盾。
1863年12月，在苏州城外联合作战的戈登和李鸿章，以诱降为手段，唆使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发生兵变。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一部分太平军将领，谋害了坚持抵抗的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清军占领了苏州。
在诱降过程中，戈登起了很大作用。他曾和郜永宽等人会晤，亲自保证他们的性命。可是，在占领苏州的第二天，李鸿章就下令处死纳王等八位太平军将领，理由是降将们仍穿着太平军诸王的服装并且提出留半个苏州城给他们的要求。同时，李鸿章还纵兵焚掠苏州全城。
李鸿章的行为大大地激怒了戈登。为了报复李鸿章，戈登在苏州发生屠杀事件后，率军回到他设在昆山的总部，声称不再参与同清军的联合行动。
赫德意识到清政府要完全肃清太平天国就必须全力倚靠戈登及其掌握的外国武装，戈登和李鸿章闹翻对镇压太平军很不利。凭着对李、戈两人的了解，赫德认为，就中国官僚李鸿章来说，杀掉几个投降的叛军首领，算不了什么大事，而戈登除了杀降不利于以后的诱降外，主要是坏了自己的信誉，翻脸之后，一时也难以下台，但双方都明白一旦分离对战局的利害关系，只要有人从中略作说合，两人一定能尽释前嫌，重新携手。这时，清政府也已看到李、戈不和的后果，急于和解，总理衙门认为赫德是斡旋其间的最恰当人选，嘱他从中说合。赫德正中下怀，慨然允诺。 1864年1月19日，赫德暂时丢下海关事务，冒着严寒，乘船从上海前往苏州，见了李鸿章，在赫德的劝说下，两人很快商定，由李鸿章出面发一布告，向公众解释他屠杀太平军诸王的“理由”，郑重声明戈登完全没有参与苏州杀降。同时，李鸿章还亲自派人将朝廷发下的头等功牌、一个月的特别军饷、2万两的伤兵抚恤金和许多礼物，给戈登送去，以嘉奖他在克复苏州一役中的功劳。1月30日，他离开苏州到达戈登设在昆山的“常胜军”总部。戈登长赫德两岁，两人年龄相仿，见解不殊，谈得十分契合，而赫德对时局的理解比戈登更深一层，他向戈登陈说利害，把英国在华利益推到他面前，并向他陈述李鸿章草拟的布告内容。
经过和赫德的长夜晤谈，戈登被说服了。他准备出兵了，解释自己的理由是：“好在我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作战，只想到这样做可以大大增加英国的利益。”[8]
“常胜军”重新出动后，攻克了宜兴、溧阳等地，配合了正在进攻南京的曾国藩的军队。4月，戈登和李鸿章率军联合进攻常州，赫德参与了这次战役。“这个并无多少军事知识的海关总税务司，怀着特殊的兴趣，观看了这场屠杀中国人民的、与他的‘业务’全无关系的攻城战。”[4]
赫德来到中国以后，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坏事，“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对外交涉都与赫德有密切的关系，如中法战争、澳门问题、缅甸问题、烟台条约、庚子赔款等，赫德都有直接的影响。”[4]《王文》提出：将“中国关税自主权进一步丧失”改为“客观上有助于海关管理的现代化”[1]，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能随便改动，赫德是一个代表英国利益的主要侵略者，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以及中国的半殖民地海关制度。
参考文献：
[1] 历史教学，2014，（1）：62-66.
[2]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213.
[3]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M].北京：岳麓书社，1999：178-179.
[4] 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67.
[5] 黄序.海关通志（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341.
[6] 蒲安臣致西华德函[G].中国海关文件汇编（第7卷），1867，（5）：84.
[7] 中国海关文件汇编[Z].
[8]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M].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230.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