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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捐助力量，在整个近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一股隐秘而重要的推动力量
亿万富翁莫顿准备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捐助一千万美元，但在捐钱之前，得知该基金会存在问题。莫顿随即停止这一善举并秘密进行调查。在庆祝基金会“年度人物”晚宴上，莫顿公开抨击该基金会的所作所为，然后醉汉似地离开了。之后人们发现他的车子撞翻在路上，莫顿失踪了。
这是“高科技惊险小说之父”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恐惧状态》中的一个情节。主人公想通过慈善推动环境资源研究，却因质疑接受善款的基金会而横遭祸害。
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虚构的情节，绝大部分情况下，慈善家捐赠支持科学研究，都会达到双赢的效果：科学技术进步、慈善家个人愿景的实现。
这一传统，几乎伴随着自有近现代科学以来的全部历史。漫长蜜月
近现代科学产生的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那时的科学完全源自古希腊人对自然和世界的好奇。至于对科学的探索，仅仅是自由民们区别于整日劳作的低等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科学家们是一群清高的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拒绝任何形式的捐赠。
这种情况直到文艺复兴时才发生转变。文艺复兴不仅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也是一场科学技术的变革，尤以天文学和医学的发展最为显著。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需要大量的资金，科学家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开始显露。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是一名岛屿的主人，他在岛上建立了两座天文台，豪华庞大，设备精良。尽管拥有一个岛屿，但第谷的研究仍需要大量的资助。据史料记载，丹麦王室每月收入的1%都资助给了这位从事“大科学”的贵族。
伽利略是这个时期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得到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资助。此外，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欧洲的一些王室也乐于帮助他，使得伽利略在天文学上取得重大突破。
156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组织，后来，波尔塔又在菲·凯亚公爵的赞助下建立了林琴（Lincei）学院，伽利略也是该学院的一名院士。
1831年，23岁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了。他得到了一项资助，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这次旅行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他从此立志成为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科学家。1859年，享誉世界的《物种起源》问世。在美国，19世纪后期，现代基金会才真正兴起。那时成立的20多家成规模的基金会，几乎都以救助儿童、老人、寡妇为宗旨。只有一家例外，1864年，根据美国科学家J·史密松尼的遗嘱建立的史密松尼研究院，致力于促进知识的进步和传播。这家基金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在美国，推动科技进步开始成为基金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规模推动
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作为20世纪初最重要的两位慈善家，他们对科技的进步极为关注，并对其大力资助。
1902年，卡内基研究院成立了，它的宗旨是“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以最自由的方式资助探险、研究、发明以及知识的应用，改善人类生活。”
1907年，居里夫人生活落入困境，此前一年，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去世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成为这位科学巨擘的学生，但凭居里夫人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开展这项活动。居里夫人的困境，神奇地被安德鲁·卡内基知晓了，他立刻给居里夫人寄来一笔钱，以供居里夫人培养学生之用。
约翰·D·洛克菲勒对科技的发展颇为倾心，在谈及为什么要资助芝加哥大学时，他表示“芝加哥大学除了具备一所大学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外，还对科研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正是这一点让我对它的兴趣大大增加。”
有一年，老洛克菲勒在回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封500美元的资助申请信时，信心十足地对他的慈善顾问说：“咱们给他1000美元，他可能会成就一番大业。”果然，爱因斯坦后来发现了相对论。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个人和私人基金会是推动美国科技进步的两股重要力量。其中，私人基金会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以“二战”为分界线，扮演了两种角色。
“二战”以前，私人基金会在资助研究机构和个人研究项目上，相对于政府、大学和其他各界而言，都处于领先地位。有人评价“二战”前私人基金会对科技的资助，“像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私人的活动”，足见私人基金会对科技事业的支持力度之大。
刚开始，私人基金会在推动公共卫生、教育方面大有可为。但是，20世纪20年代后，它们的战略被打乱了。此时，政府对私人基金会所关注的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抢占了私人基金会的“生意”。私人基金会被迫另辟蹊径，转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资助。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系统给予建筑、仪器、运营等方面的资助，对科学家个人提供奖学金。
为了避免社会指责私人基金会控制科学，私人基金会这时不约而同地选择拒绝资助个人研究。
“二战”后，美国政府意识到科技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开始加大对科技的投入，私人基金会和个人对科技的资助地位开始下降。
某些科技领域的进步，其实是慈善机构进行类似风险投资行为的结果。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就是一个绝佳案例。20世纪20年代末，洛克菲勒基金会意识到分子生物学将“为理解和合理解释人的行为奠定坚实的基础”，开始大力支持分子生物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聘请了既懂科学、又懂管理的前威斯康辛大学数学系主任W·维弗主持实验工作，“分子生物学”这个词也是由维弗创造的。就在对分子生物资助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创了项目资助这一后来为大部分基金会采用的资助方式。
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到分子生物学上的资助高达5000万美元。据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并获得诺贝尔奖）沃森在《双螺旋》一书中写道，13位对发现DNA结构起过重大作用的科学家，无一不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 据统计，从1954年到1965年的11年间，共有18位科学家因从事分子生物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学金，其中有15位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获奖前多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对他们进行了资助。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不仅止于此，它还开创了一种新机制。通过对分子生物项目的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跨学科研究的机制。这种机制后来为许多基金会所效仿。
慈善对科技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的“绿色革命”是又一个成功案例。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大批农业科学家、生物学家投身于农业研究中，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墨西哥、印度、菲律宾等国因此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上千万人免于被饿死。
除了慈善家和基金会主动找科技项目进行资助外，科学家们也开始积极寻找科技的投资者。
1993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会决定停止政府对SETI的资助（天文学家利用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寻找外星智能”的项目，之前主要由国家航空航天局即NASA资助）。科学家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向私人基金会和富豪们寻求帮助。
至今，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吸引了几千万美元的慈善捐赠投入到SETI中。
慈善和科技其实是一种双向推动的关系，慈善推动科技进步，科技反过来促进慈善家的产生。
科技的迅猛发展让很多企业家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受益于科技发展的他们，自然对科技充满感恩之情，纷纷投身于推动科技进步的事业中。
盖茨夫妇创建的基金会投入几十亿美元，聘请大批科学家研究抗疟疾、艾滋病病毒和结核病的疫苗。
现任微软首席执行官的保罗·艾伦创建“艾伦脑科学研究所”，捐资数亿美元用于研究人类大脑图谱。
甲骨文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创建的埃利森基金会，拿出数千万美元资助科学家研究人类如何抗衰老。
商界大亨吉姆·斯托尔斯是位癌症患者，他和妻子弗吉尼亚创办了斯托尔斯基金会，该基金会用于癌症研究的资金超过20亿美元。
私人捐赠的阴影？
慈善对科技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但它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慈善捐赠对科学研究的严肃性造成的冲击也不能忽视。慈善如何系统地推动科技进步成为新的命题。
在过去20多年中，美国大学接受商业捐赠较之前增加了大约8倍。不能否认，这些捐赠让大学建立了更好的实验室，激励科学家更努力地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也更利于学生的培养。尽管在美国高校的科研事业中，私人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所占的比例不足10%，但有批评人士指出，“一些私人机构在资助高校时，带有商业化目的，和商业机密挂钩，并有隐藏知识财产等行为。”也有人指出“这些问题对科研造成的冲击不大，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私人机构、企业、慈善家的捐赠对科学家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也值得警惕。一些慈善家、企业在向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提供资助后，金钱的力量会影响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科学家的地位。另外，受人之恩，科学家为提供资助的企业或是企业家说话，甚至帮助他们隐瞒商品的缺陷也就显得自然而然。比如，一些药品存在不良反应，由于和企业、企业家个人保持亲密关系，科学家们的立场可能就不会那么客观和科学了。
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慈善家、私人机构的力量往往比政府更加灵活，更具有前瞻性，更有像比尔·盖茨、比尔·克林顿这样能够迅速而大量地聚集慈善资源的人，推动某项科学技术的进步，以造福最需要的人群。
然而，政府的主体地位不容置疑，政府能系统化、规模化推动科技进步，政府的力量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匹敌的。
因此，慈善家、私人机构和政府联手，才是更好推动科技进步的唯一出路。
亿万富翁莫顿准备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捐助一千万美元，但在捐钱之前，得知该基金会存在问题。莫顿随即停止这一善举并秘密进行调查。在庆祝基金会“年度人物”晚宴上，莫顿公开抨击该基金会的所作所为，然后醉汉似地离开了。之后人们发现他的车子撞翻在路上，莫顿失踪了。
这是“高科技惊险小说之父”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恐惧状态》中的一个情节。主人公想通过慈善推动环境资源研究，却因质疑接受善款的基金会而横遭祸害。
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虚构的情节，绝大部分情况下，慈善家捐赠支持科学研究，都会达到双赢的效果：科学技术进步、慈善家个人愿景的实现。
这一传统，几乎伴随着自有近现代科学以来的全部历史。漫长蜜月
近现代科学产生的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那时的科学完全源自古希腊人对自然和世界的好奇。至于对科学的探索，仅仅是自由民们区别于整日劳作的低等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科学家们是一群清高的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拒绝任何形式的捐赠。
这种情况直到文艺复兴时才发生转变。文艺复兴不仅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也是一场科学技术的变革，尤以天文学和医学的发展最为显著。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需要大量的资金，科学家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开始显露。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是一名岛屿的主人，他在岛上建立了两座天文台，豪华庞大，设备精良。尽管拥有一个岛屿，但第谷的研究仍需要大量的资助。据史料记载，丹麦王室每月收入的1%都资助给了这位从事“大科学”的贵族。
伽利略是这个时期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得到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资助。此外，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欧洲的一些王室也乐于帮助他，使得伽利略在天文学上取得重大突破。
156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组织，后来，波尔塔又在菲·凯亚公爵的赞助下建立了林琴（Lincei）学院，伽利略也是该学院的一名院士。
1831年，23岁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了。他得到了一项资助，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这次旅行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他从此立志成为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科学家。1859年，享誉世界的《物种起源》问世。在美国，19世纪后期，现代基金会才真正兴起。那时成立的20多家成规模的基金会，几乎都以救助儿童、老人、寡妇为宗旨。只有一家例外，1864年，根据美国科学家J·史密松尼的遗嘱建立的史密松尼研究院，致力于促进知识的进步和传播。这家基金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在美国，推动科技进步开始成为基金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规模推动
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作为20世纪初最重要的两位慈善家，他们对科技的进步极为关注，并对其大力资助。
1902年，卡内基研究院成立了，它的宗旨是“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以最自由的方式资助探险、研究、发明以及知识的应用，改善人类生活。”
1907年，居里夫人生活落入困境，此前一年，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去世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成为这位科学巨擘的学生，但凭居里夫人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开展这项活动。居里夫人的困境，神奇地被安德鲁·卡内基知晓了，他立刻给居里夫人寄来一笔钱，以供居里夫人培养学生之用。
约翰·D·洛克菲勒对科技的发展颇为倾心，在谈及为什么要资助芝加哥大学时，他表示“芝加哥大学除了具备一所大学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外，还对科研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正是这一点让我对它的兴趣大大增加。”
有一年，老洛克菲勒在回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封500美元的资助申请信时，信心十足地对他的慈善顾问说：“咱们给他1000美元，他可能会成就一番大业。”果然，爱因斯坦后来发现了相对论。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个人和私人基金会是推动美国科技进步的两股重要力量。其中，私人基金会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以“二战”为分界线，扮演了两种角色。
“二战”以前，私人基金会在资助研究机构和个人研究项目上，相对于政府、大学和其他各界而言，都处于领先地位。有人评价“二战”前私人基金会对科技的资助，“像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私人的活动”，足见私人基金会对科技事业的支持力度之大。
刚开始，私人基金会在推动公共卫生、教育方面大有可为。但是，20世纪20年代后，它们的战略被打乱了。此时，政府对私人基金会所关注的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抢占了私人基金会的“生意”。私人基金会被迫另辟蹊径，转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资助。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系统给予建筑、仪器、运营等方面的资助，对科学家个人提供奖学金。
为了避免社会指责私人基金会控制科学，私人基金会这时不约而同地选择拒绝资助个人研究。
“二战”后，美国政府意识到科技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开始加大对科技的投入，私人基金会和个人对科技的资助地位开始下降。
某些科技领域的进步，其实是慈善机构进行类似风险投资行为的结果。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就是一个绝佳案例。20世纪20年代末，洛克菲勒基金会意识到分子生物学将“为理解和合理解释人的行为奠定坚实的基础”，开始大力支持分子生物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聘请了既懂科学、又懂管理的前威斯康辛大学数学系主任W·维弗主持实验工作，“分子生物学”这个词也是由维弗创造的。就在对分子生物资助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创了项目资助这一后来为大部分基金会采用的资助方式。
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到分子生物学上的资助高达5000万美元。据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并获得诺贝尔奖）沃森在《双螺旋》一书中写道，13位对发现DNA结构起过重大作用的科学家，无一不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 据统计，从1954年到1965年的11年间，共有18位科学家因从事分子生物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学金，其中有15位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获奖前多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对他们进行了资助。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不仅止于此，它还开创了一种新机制。通过对分子生物项目的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跨学科研究的机制。这种机制后来为许多基金会所效仿。
慈善对科技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的“绿色革命”是又一个成功案例。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大批农业科学家、生物学家投身于农业研究中，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墨西哥、印度、菲律宾等国因此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上千万人免于被饿死。
除了慈善家和基金会主动找科技项目进行资助外，科学家们也开始积极寻找科技的投资者。
1993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会决定停止政府对SETI的资助（天文学家利用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寻找外星智能”的项目，之前主要由国家航空航天局即NASA资助）。科学家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向私人基金会和富豪们寻求帮助。
至今，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吸引了几千万美元的慈善捐赠投入到SETI中。
慈善和科技其实是一种双向推动的关系，慈善推动科技进步，科技反过来促进慈善家的产生。
科技的迅猛发展让很多企业家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受益于科技发展的他们，自然对科技充满感恩之情，纷纷投身于推动科技进步的事业中。
盖茨夫妇创建的基金会投入几十亿美元，聘请大批科学家研究抗疟疾、艾滋病病毒和结核病的疫苗。
现任微软首席执行官的保罗·艾伦创建“艾伦脑科学研究所”，捐资数亿美元用于研究人类大脑图谱。
甲骨文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创建的埃利森基金会，拿出数千万美元资助科学家研究人类如何抗衰老。
商界大亨吉姆·斯托尔斯是位癌症患者，他和妻子弗吉尼亚创办了斯托尔斯基金会，该基金会用于癌症研究的资金超过20亿美元。
私人捐赠的阴影？
慈善对科技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但它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慈善捐赠对科学研究的严肃性造成的冲击也不能忽视。慈善如何系统地推动科技进步成为新的命题。
在过去20多年中，美国大学接受商业捐赠较之前增加了大约8倍。不能否认，这些捐赠让大学建立了更好的实验室，激励科学家更努力地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也更利于学生的培养。尽管在美国高校的科研事业中，私人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所占的比例不足10%，但有批评人士指出，“一些私人机构在资助高校时，带有商业化目的，和商业机密挂钩，并有隐藏知识财产等行为。”也有人指出“这些问题对科研造成的冲击不大，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私人机构、企业、慈善家的捐赠对科学家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也值得警惕。一些慈善家、企业在向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提供资助后，金钱的力量会影响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科学家的地位。另外，受人之恩，科学家为提供资助的企业或是企业家说话，甚至帮助他们隐瞒商品的缺陷也就显得自然而然。比如，一些药品存在不良反应，由于和企业、企业家个人保持亲密关系，科学家们的立场可能就不会那么客观和科学了。
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慈善家、私人机构的力量往往比政府更加灵活，更具有前瞻性，更有像比尔·盖茨、比尔·克林顿这样能够迅速而大量地聚集慈善资源的人，推动某项科学技术的进步，以造福最需要的人群。
然而，政府的主体地位不容置疑，政府能系统化、规模化推动科技进步，政府的力量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匹敌的。
因此，慈善家、私人机构和政府联手，才是更好推动科技进步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