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明将缉毒警的工作形容为“有血性的、男人的世界”。
　　这位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的缉毒探长，初见之下，恐怕会让满脑子戏剧性想象的人失望——他文质彬彬，透着和气。
　　12 年前，王岳明参加工作，而今他已经是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当年北京市禁毒总队还叫市公安局缉毒支队，而侦查员王岳明的任务就是摸排、查缉大宗毒品案件。
　　再向前推，高中时，与伙伴们看电视剧《玉观音》，那时，军人家庭出身的王岳明就想当警察。
　　缉毒警这活儿不好干，还危险。刚工作时，父母几乎一天一个电话追着他，但也不敢多问，最多就是一句“怎么样啊”。这样的电话持续了两年后，王岳明跟父母说：“别再问了。”
　　一个运毒通道就是一条毒品销售链
　　几乎每个缉毒警的桌下，都有个旅行包，王岳明的同事张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包里是常备的洗漱用品和方便面，有事拉起箱子就出发——这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从警当年，王岳明接了第一个案子，“一个大宗海洛因贩卖案件”。当年，邻近省份的老板指挥手下马仔从当地向北京运毒。
　　王岳明跟踪运毒马仔到了邻省的一个村子里，这是个以加工皮具出名的村子，“遍地血水”，客观上增加了侦查的难度。这种场合，侦查员不能文质彬彬，“脱了上衣，穿上大裤衩在村子里晃悠。”
　　运毒的马仔入驻宾馆后，随即被王岳明与同事们盯住，24小时监控。但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对方迟迟不见动静。
　　突然有一天，一个光头出现了。王岳明的跟踪对象随光头去了临近的村子。这时陌生男性进去很容易打草惊蛇，一旦“惊”了，就很难再跟了。
　　一位女同事经过化装，被派了进去，发现了对方的住处。
　　但先前的马仔很快又出了门，上了长途汽车，警察判断，这次应该是去北京销货（出售毒品）。
　　警察们兵分两路，一路追踪马仔到北京某长途汽车站，王岳明等人守在村子里，两路人马同时动手抓人。
　　战果不错——在北京抓获的马仔手中有700克毒品，而王岳明打开村子里光头的抽屉，里面赫然是一公斤毒品。
　　他记得，拉开抽屉的一瞬间，自己的眼泪都下来了，“太不容易了”。经此一役，一条临近省份到北京的运毒通道被切断。
　　警察必须掌握涉毒人员的行踪。刚工作时，王岳明跟着警队的师傅出警，抓捕一名吸毒人员。一路上他翻来覆去地盘算：“怎么抓啊？像学校里学的那样来个大背挎？”
　　到了吸毒人员家门前，师傅敲开门问：“这几天吸了么？”对方老老实实地说：“吸了。”师傅平平淡淡地说：“走吧。”
　　王岳明清楚地记得，这个吸毒者原本事业有成，染上毒瘾后，家当全部变卖，他自己也知道，“最后就是个死”。
　　那天，看着哭成一团的吸毒者家人，王岳明深感震动：“一个家废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能如此顺利。有一次王岳明和同事堵了一辆车，他带着枪，命令车里的毒贩双手放到窗外，下车。“对方犹豫了一下，下车了。”王岳明随后拉开车门，拎出了一把子弹已经上膛的枪。
　　更幸运的一次缉拿是在一栋居民楼里。侦查员上了楼，正赶上毒贩要搬家。警察亮明身份后，毒贩迅速后退、从兜里掏枪，直接搂了火。没打中，毒贩继续后退，从另一个兜里又掏出一把枪，扣动扳机。如果不是子弹卡了壳，那次抓捕可能会出现伤亡。
　　有人直接跳了楼
　　通常，一条运毒通道就是一个近乎完整的毒品销售链。最上端的老板掌握毒源，运毒马仔将毒品批发至分销商手中，分销商再通过贩毒马仔，将毒品销往下线的零售商。在分销商这一环节，又衍生出了专职的看货马仔。
　　在王岳明眼中，马仔往往最可悲。很多马仔本是农民，就为了从云南背一公斤货到北京，赚8000元，代价是一经查获，死刑。
　　近些年马仔的运毒价格还提高了一些，2003年，“1000元就干”。
　　运毒方式林林总总，通过箱包夹层带毒，把毒品绑在身上，或者“放进避孕套吃到肚子里”——第三种方式的危险性极高，一旦避孕套在肠胃内破裂，可能致命。
　　一段时期以来，受西南边境不稳定局势影响，从当地流入内地乃至北京的毒品量减少了，毒品价格相应提高。
　　总有人铤而走险，而王岳明他们也就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
　　21世纪初，北京的涉毒人群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要有经济基础的人才能吸毒，后来向各个群体分散了。”王岳明说，警队曾在胡同里抓过吸毒的下岗工人，而有的人纯粹是因为好奇染上了毒瘾，慢慢发展成以贩养吸，不能回头。
　　新型毒品对毒贩的吸引力更高，很多合成毒品能够摧毁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吸食完毒品后，有人精神亢奋，完全失去约束力，甚至有人直接跳了楼。
　　想戒则没那么容易。吸毒的人很少主动戒毒，有人曾“以冰毒戒除海洛因”，后果却是同时染上两种毒瘾。
　　对手不是毒贩，而是自己
　　缉毒警也要不断学习毒品知识，目的是为了鉴别打击。
　　王岳明和同事们会经常培训各相关单位，比如说让邮政部门学会如何辨别、堵截邮政物流渠道流通的毒品，让基层派出所学习在治安案件中如何甄别涉毒人员、如何查毒、如何对涉毒人员进行尿检……
　　在公安部统一要求下，北京市采取“全警禁毒”，即每个民警都有禁毒责任。否则只靠禁毒总队和各片区的缉毒警监控处理千万人口大城市的毒情，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个过程中，涉毒人员也在不断琢磨缉毒人员，双方“互相较量”。

　　王岳明不认为自己的对手是毒贩，“毒贩配当我们对手吗？”即便零口供也不能逃脱法律严惩，只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早晚全抓”。
　　他觉得，缉毒警最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要想着怎样提高自己”。
　　面对强势打击，毒贩也有各种反侦察反打击手段。比如说在行进途中500米一停车，记录跟过来的人，判断是否有人跟踪。
　　毒贩团伙的骨干通常不亲自贩毒，除了前文提到的马仔外，还会雇用一些特殊群体如孕妇、艾滋病患者运毒，增加了打击难度。还有人被抓后直接吞食事先准备好的刀片。
　　重金许愿也少不了，缉毒警们经常面临动辄天文数字的许诺，就为了统计涉案标的时“少算点毒品”。
　　看押涉毒人员期间，缉毒警要与那些身染传染性疾病的人员同住，遇到体内藏毒的，还要负责把嫌疑人排出的毒品洗净封存。
　　这些天王岳明都在琢磨警察枪支的使用规范，“到底什么时候开枪？”如果大额毒品犯罪人员开车拒捕逃逸，怎么办？打不打？打哪里？打了以后会怎样？车辆失控撞了群众怎么办？等等。
　　这都需要现场指挥员在几秒钟内作出判断，而他就要承担这个角色。
　　事实上，抓捕毒贩的过程未必像电影中那么戏剧性，缉毒警需要注意的是，避免毒贩自残，更不能伤及无辜。
　　结婚生子后，王岳明对亲情的感触更深。孩子是无辜的，但就有毒贩利用孩子牟利。有人在孩子身上藏毒，更有人买卖孩子用来运毒。
　　办案时遇到以孩子为掩护贩毒的人，王岳明会更气愤，因为“孩子那无辜的眼神让人特别难受”。
　　多年前，有同事就收养了一个毒贩的孩子。
　　每逢“6.26”世界禁毒日前后，总有毒贩觉得这是个“搏一把”的时机。前段时间他们破获了一个一家人贩毒的案子，夫妻俩带着刚刚一岁半的孩子从外地向北京运输毒品。在火车上，王岳明他们从这家人身上搜出了500克海洛因。
　　王岳明抱着那个年幼的小孩，“孩子还冲我们乐！”想想自己近乎同龄的孩子，再想想这个即将成为孤儿的小生命，“长大以后知道了这一切，他怎么办？”
　　（本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