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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09年间，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怀孕三次，流产三次
在寮步镇某厂上班的李丽，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礼。
18岁的她离开河南老家，跟随亲戚来到东莞，进入工厂务工。2007年至2009年间，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怀孕三次，流产三次。
2007年春，刚刚工作不久，李丽就与同厂一名20岁的男工陷入热恋。那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与男性发生关系需要采取避孕措施。
不久，李丽与男友分手，但几乎同时，她怀孕了。“他给我200元，一个姐妹带我去一家小诊所做了（人工流产），花了60多（元），很痛。当时我恨死这个男的了。”
但这并没有阻止悲剧重演。李丽后面的两次恋爱，依然以怀孕、人工流产告终。
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有不少女性像李丽这样，在异乡完成了痛苦的“成人礼”。
打工女孩
曾经有一篇名为《东莞打工女：几个女生围着一个男生争着养》的报道，讲述了东莞外来打工者“多女一男”的情感模式：
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3个女朋友，并且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她的男友是名来自四川的普通男工，名叫李兵。
李兵貌不出众，在东莞务工10年。2008年一年内，李兵同时和3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1个同居，1个恋爱，1个情人，“她们互相都知道的。”
李兵称自己对3个女孩都十分坦诚。他记得，至少有两个女孩是想嫁给他的。
在当地的一些厂区里，男工同时与几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被认为是件“正常的事”。在厚街白濠村，间杂林立着众多的塑胶厂、鞋厂、拉链厂，多数工人因为籍贯住在了一起。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主管王龙玺曾经去过这样的工厂，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工厂，“一个男工有多个女朋友，有些男工跟我们说，得到她们太容易了。”
王龙玺向本刊记者介绍，因为调研项目的需要，他们曾对一些男工、女工做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结果发现在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工厂里，很容易出现“一女多男”或者“一男多女”的现象。
王龙玺说：“这时候性就容易成为讨好对方的方式，尤其是在‘一男多女’的情况下。于是，人流率不仅高，而且反复人流情况多。”
2014年初，玛丽斯特普以“青年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和社会融合促进项目”的调查为契机，梳理出新生代流动用工主要活跃在五类就业场所：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服务业。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身处这些场所的工人由于普遍教育水平低，加剧了社会地位的底层化，更因缺少相关有效的保护政策来消除歧视，使得工人们难以得到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服务。
411医院海军计划生育宣教中心曾作过一项针对在沪外来女工生殖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约500名“90后”外地来沪女工中，有358名（71.6%）的外来女工性活动早于18岁，只有不到30%的被调查女性表示有经常性的避孕措施，而承认有流产史或因不洁性接触导致生殖系统疾病的比例，均超过10%。
外地来沪女工小梅（化名）是第二次怀孕，老家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孩子的爸爸“都是老乡”，她没有结婚的打算，表示不会要肚里的这个孩子。而第一个儿子是因为她之前发现怀孕时已经晚了，不然也不会生出来。据小梅的小姐妹说，在她们这些年轻女孩的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男朋友，很多人做过人流。
更高危的人群
和城市本地居民相比，新生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人流的更高危人群。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曾对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和生殖健康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显示，41.8%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有过婚前性行为，36.3%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未曾在学校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43.5%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不知道紧急避孕，29%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婚前体检，27.4%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没有意识到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
“他们知道一些生殖健康知识，但是很不全面、存在误区，也不重视。”王龙玺说。
玛丽斯特普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为一家工厂的女工进行体检后的数据显示：244名女工中，有106 名存在妇科方面的健康问题，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盆腔炎、附件炎、节育环下移、阴道炎、宫颈炎、子宫肌腺症、宫颈囊肿等。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2015年4月，玛丽斯特普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为一家位于胶东的代工工厂女员工体检的时候，一天共检查219人，几乎全部做了B超，其中只有56名女性做了妇科检查，主动要求做宫颈筛查的只有2人。有的女工觉得麻烦，就省略了妇科检查。
封双在这个健康服务中心已经做了近10年的护士，曾多次去青岛市内以及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集聚的工厂，为女工提供体检，“有些没结婚的女孩子，会偷偷地跑到你耳边说想做个妇科检查。”封双对本刊记者说。
“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某个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人流量比例很大，达到80%。”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员、避孕节育专家吴尚纯说，“当然，这与大城市里非户籍人口多也有关。”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2012年流动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3.7岁，与2000年相比提高1.3岁。流动人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流动人口人流率高只是一个笼统的描述，针对这些做了人流的流动人口的具体分类，目前还没有。
“流动人口包括很多，比如外地来上学的学生，外地来务工的白领，工厂从事生产的工人，但是这部分的细分数据调查并没有。每个城市情况不同，外来青年的构成比例就不一样。”吴尚纯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各类人群基本上都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我们向新招进来的新员工发放调查问卷，作一些关于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的悉知情况调查，发现并没有因为学历有差异而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水平就有特别大的差异。”熊猫集团计生办公室杨洋对本刊记者说。
熊猫集团下属的诸多分厂中，有技术研发工厂也有制造类工厂，所招收的外地员工中不仅有研究生本科生，也有普通的流水线工人。
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
在整体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从事简单生产的青年流动人口获取正确生殖健康知识的机会较少。
“流动人口生殖服务可达率低。”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孙晓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们做过一项针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女孩遇到问题一般都是问自己的小姐妹、找老乡，所得到的生殖卫生知识也几乎都是来自广告，如果遇到需要人流的情况，基本上都是选择民营医院或者回老家解决。”
“现在出来打工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守儿童长大成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缺乏应有的关爱，所以当进入青春期之后，尤其是女孩子，就会特别希望获得关爱，甚至有意无意地以性来讨好对方。”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执行总监肖远鸿告诉本刊记者。
在南京某电子制造厂中，曾出现了一个未婚女工怀孕的案例。“她非要回到老家，把孩子生下来，但又没有跟孩子的爸爸结婚。后来我们了解到，她自己就是非婚生孩子，是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该厂的一个女工代表说。
未婚流动人口兼有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他们普遍年龄不大、社会经验不足，生殖健康知识较为匮乏。据玛丽斯特普提供的数据，40.9%的流动青年选择从同伴那里获得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
因此，同伴教育中增加社会融入内容显得格外重要。
除此之外，城市的工业园区多建在城市边缘甚至是周边，远离市中心，往往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工业园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内市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经常有着很大差别。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融入城市困难、生殖健康服务可达率低，却与庞大的不断增加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撞在一起。困境因此而生。如何破解？
2014年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农民工办、民政部、财政部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5个主要任务。
其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各地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社会协同作用。创新服务模式，有序推进政府购买卫生计生服务，基本形成高效配置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和计生服务。”
2012年，中国计生协联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原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专家团队，对常州本地1114名企业外来工开展了基线调查。调查显示，这些被调查的青年普遍缺乏丰富的文化生活，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化待遇，在获取健康服务尤其是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存在力所不能及的问题。
流动人口在性与生殖健康上面临的挑战，不仅给这个群体自身的健康带来损害，而且也给企业带来损失——员工的病假休息和因病离职会降低劳动效率和企业生产力。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健康的企业生产者，生产效率有了人力基础，生产率提高也有了保障，从而就能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流动人口为常州带来了活力。根据统计部门反馈的资料，2014年底常州市常住人口总量达469.21万，其中有35%左右的常住人口是外来流动人口。
从2012年开始，常州计生委开始在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工厂里搭建健康驿站，截至2015年中旬，全市已有11家。本刊记者走访发现，每个健康驿站所设设施不尽相同，但都有生殖健康知识手册，都有可以刷身份证即可免费获取避孕工具的设施。
“前两年有女工无故旷工，后来经我们了解是因为做人流手术。今年一个都没出现。”常州市某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工厂，外来务工者达到一半左右。
“我们希望通过 ‘社会支持’ ‘同伴教育’等方法，让流动人口体会到‘新市民’待遇，这不仅仅是有利于降低人流率这么简单，而是会促进社会生产力，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孙晓明说。
在寮步镇某厂上班的李丽，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礼。
18岁的她离开河南老家，跟随亲戚来到东莞，进入工厂务工。2007年至2009年间，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怀孕三次，流产三次。
2007年春，刚刚工作不久，李丽就与同厂一名20岁的男工陷入热恋。那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与男性发生关系需要采取避孕措施。
不久，李丽与男友分手，但几乎同时，她怀孕了。“他给我200元，一个姐妹带我去一家小诊所做了（人工流产），花了60多（元），很痛。当时我恨死这个男的了。”
但这并没有阻止悲剧重演。李丽后面的两次恋爱，依然以怀孕、人工流产告终。
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有不少女性像李丽这样，在异乡完成了痛苦的“成人礼”。
打工女孩
曾经有一篇名为《东莞打工女：几个女生围着一个男生争着养》的报道，讲述了东莞外来打工者“多女一男”的情感模式：
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3个女朋友，并且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她的男友是名来自四川的普通男工，名叫李兵。
李兵貌不出众，在东莞务工10年。2008年一年内，李兵同时和3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1个同居，1个恋爱，1个情人，“她们互相都知道的。”
李兵称自己对3个女孩都十分坦诚。他记得，至少有两个女孩是想嫁给他的。
在当地的一些厂区里，男工同时与几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被认为是件“正常的事”。在厚街白濠村，间杂林立着众多的塑胶厂、鞋厂、拉链厂，多数工人因为籍贯住在了一起。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主管王龙玺曾经去过这样的工厂，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工厂，“一个男工有多个女朋友，有些男工跟我们说，得到她们太容易了。”
王龙玺向本刊记者介绍，因为调研项目的需要，他们曾对一些男工、女工做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结果发现在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工厂里，很容易出现“一女多男”或者“一男多女”的现象。
王龙玺说：“这时候性就容易成为讨好对方的方式，尤其是在‘一男多女’的情况下。于是，人流率不仅高，而且反复人流情况多。”
2014年初，玛丽斯特普以“青年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和社会融合促进项目”的调查为契机，梳理出新生代流动用工主要活跃在五类就业场所：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服务业。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身处这些场所的工人由于普遍教育水平低，加剧了社会地位的底层化，更因缺少相关有效的保护政策来消除歧视，使得工人们难以得到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服务。
411医院海军计划生育宣教中心曾作过一项针对在沪外来女工生殖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约500名“90后”外地来沪女工中，有358名（71.6%）的外来女工性活动早于18岁，只有不到30%的被调查女性表示有经常性的避孕措施，而承认有流产史或因不洁性接触导致生殖系统疾病的比例，均超过10%。
外地来沪女工小梅（化名）是第二次怀孕，老家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孩子的爸爸“都是老乡”，她没有结婚的打算，表示不会要肚里的这个孩子。而第一个儿子是因为她之前发现怀孕时已经晚了，不然也不会生出来。据小梅的小姐妹说，在她们这些年轻女孩的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男朋友，很多人做过人流。
更高危的人群
和城市本地居民相比，新生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人流的更高危人群。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曾对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和生殖健康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显示，41.8%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有过婚前性行为，36.3%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未曾在学校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43.5%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不知道紧急避孕，29%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婚前体检，27.4% 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没有意识到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
“他们知道一些生殖健康知识，但是很不全面、存在误区，也不重视。”王龙玺说。
玛丽斯特普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为一家工厂的女工进行体检后的数据显示：244名女工中，有106 名存在妇科方面的健康问题，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盆腔炎、附件炎、节育环下移、阴道炎、宫颈炎、子宫肌腺症、宫颈囊肿等。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2015年4月，玛丽斯特普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为一家位于胶东的代工工厂女员工体检的时候，一天共检查219人，几乎全部做了B超，其中只有56名女性做了妇科检查，主动要求做宫颈筛查的只有2人。有的女工觉得麻烦，就省略了妇科检查。
封双在这个健康服务中心已经做了近10年的护士，曾多次去青岛市内以及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集聚的工厂，为女工提供体检，“有些没结婚的女孩子，会偷偷地跑到你耳边说想做个妇科检查。”封双对本刊记者说。
“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某个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人流量比例很大，达到80%。”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员、避孕节育专家吴尚纯说，“当然，这与大城市里非户籍人口多也有关。”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2012年流动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3.7岁，与2000年相比提高1.3岁。流动人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流动人口人流率高只是一个笼统的描述，针对这些做了人流的流动人口的具体分类，目前还没有。
“流动人口包括很多，比如外地来上学的学生，外地来务工的白领，工厂从事生产的工人，但是这部分的细分数据调查并没有。每个城市情况不同，外来青年的构成比例就不一样。”吴尚纯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各类人群基本上都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我们向新招进来的新员工发放调查问卷，作一些关于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的悉知情况调查，发现并没有因为学历有差异而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水平就有特别大的差异。”熊猫集团计生办公室杨洋对本刊记者说。
熊猫集团下属的诸多分厂中，有技术研发工厂也有制造类工厂，所招收的外地员工中不仅有研究生本科生，也有普通的流水线工人。
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
在整体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从事简单生产的青年流动人口获取正确生殖健康知识的机会较少。
“流动人口生殖服务可达率低。”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孙晓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们做过一项针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女孩遇到问题一般都是问自己的小姐妹、找老乡，所得到的生殖卫生知识也几乎都是来自广告，如果遇到需要人流的情况，基本上都是选择民营医院或者回老家解决。”
“现在出来打工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守儿童长大成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缺乏应有的关爱，所以当进入青春期之后，尤其是女孩子，就会特别希望获得关爱，甚至有意无意地以性来讨好对方。”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执行总监肖远鸿告诉本刊记者。
在南京某电子制造厂中，曾出现了一个未婚女工怀孕的案例。“她非要回到老家，把孩子生下来，但又没有跟孩子的爸爸结婚。后来我们了解到，她自己就是非婚生孩子，是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该厂的一个女工代表说。
未婚流动人口兼有流动人口和未婚人口的双重身份，他们普遍年龄不大、社会经验不足，生殖健康知识较为匮乏。据玛丽斯特普提供的数据，40.9%的流动青年选择从同伴那里获得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
因此，同伴教育中增加社会融入内容显得格外重要。
除此之外，城市的工业园区多建在城市边缘甚至是周边，远离市中心，往往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工业园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内市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经常有着很大差别。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融入城市困难、生殖健康服务可达率低，却与庞大的不断增加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撞在一起。困境因此而生。如何破解？
2014年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农民工办、民政部、财政部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5个主要任务。
其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各地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社会协同作用。创新服务模式，有序推进政府购买卫生计生服务，基本形成高效配置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和计生服务。”
2012年，中国计生协联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原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专家团队，对常州本地1114名企业外来工开展了基线调查。调查显示，这些被调查的青年普遍缺乏丰富的文化生活，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化待遇，在获取健康服务尤其是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存在力所不能及的问题。
流动人口在性与生殖健康上面临的挑战，不仅给这个群体自身的健康带来损害，而且也给企业带来损失——员工的病假休息和因病离职会降低劳动效率和企业生产力。
“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健康的企业生产者，生产效率有了人力基础，生产率提高也有了保障，从而就能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流动人口为常州带来了活力。根据统计部门反馈的资料，2014年底常州市常住人口总量达469.21万，其中有35%左右的常住人口是外来流动人口。
从2012年开始，常州计生委开始在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工厂里搭建健康驿站，截至2015年中旬，全市已有11家。本刊记者走访发现，每个健康驿站所设设施不尽相同，但都有生殖健康知识手册，都有可以刷身份证即可免费获取避孕工具的设施。
“前两年有女工无故旷工，后来经我们了解是因为做人流手术。今年一个都没出现。”常州市某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工厂，外来务工者达到一半左右。
“我们希望通过 ‘社会支持’ ‘同伴教育’等方法，让流动人口体会到‘新市民’待遇，这不仅仅是有利于降低人流率这么简单，而是会促进社会生产力，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孙晓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