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仗，生活好过，杭州人磨练不够，就不免有些心柔气虚。他们当中不乏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不乏品茗抚琴的高人好手，不乏俗趣雅玩的遗老遗少，不乏行踪飘忽的闲云野鹤……可我倒是真的不知道近代以来，无论在国民党、共产党、大清国或是这里那里的大小军人中，有哪位著名的将领是杭州人氏。甚至，连黑社会老大这种角色，杭州人也做不了。抗战胜利后，在杭州的地盘上，江干各码头的霸主，竟然让一个名叫杨松山的诸暨人做去了。
　　杭州人打仗不行，杭州出不了赳赳武夫，杭州人骨子里都是和平主义者。
　　但和平主义也有好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地军阀混战的时代，杭州人没有再往那个乱局上去添乱。杭州人那时在做什么呢？
　　譬如，1929年6月，杭州办了个西湖博览会，是至那时为止国内博览会中规模、声势最大的一个。用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杭州人要做生意，要打民族品牌，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1929年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在军阀混战，西湖博览会就已经在向国人推荐抽水马桶了。有点超前了吧？
　　又譬如，那时候杭州就有个“大世界”娱乐城，一点也不比现在各个城市的各种娱乐城逊色，从大人看戏、看电影到小孩玩游戏机，一应俱全。好莱坞刚出品一本新片，10天之内杭州就上映了。
　　杭州人很注重“小”处，这一点北方人没有看错。我父母都是山东人，50年代中期刚来杭州时，很看不懂杭州人怎么能将一棵青菜炒出菜梗、菜心两盘菜来？而我们山东人却每每是把好几样菜煮进一锅里去的。
　　一样东西可做出很多种吃法，这就是杭州人许多脑筋的用处。你嫌杭州人不大气也罢，夸奖杭州人会过日子也罢，“虽好却小”，或者“虽小却好”，随你怎么看都没错。若以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价值观来看杭州人，他们的确小家碧玉，生活过得自然而精致，当然也有点胸无大志。
　　但胸有大志又怎样？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的胸有大志，不是写文章，不是做生意，说穿了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套帝王思想加英雄主义。
　　当然，清朝的最后70年，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辱，的确需要英雄来救国。所以那时的一批有志男儿，出国留洋多半是学军事。他们的初衷是要推翻腐朽误国的满清统治，解救国家于洋人的枪炮淫威之下。时势造英雄，可时势也很作弄人。等到这帮有志男儿大批地从海外学成归来，清廷已经推翻，而且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整整20年也没有洋人来打中国。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处在那样的乱世，杭州人真好像有点一筹莫展。杭州的青年也有许多在清末民初出去留洋的，但恐怕多数是学医、学农、学工商而非做军阀打地盘的那套本领。
　　杭州出不了赳赳武夫，杭州人打那种砍砍杀杀的仗不行。可要是说起打商战来，杭州人却不一定输给人家。这个传统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马云就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
　　奉行和平主义的杭州人自然是行事谨慎，不太敢冒险，这让他们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头一口水”。上世纪80年代许多地方的人靠走私掘到“第一桶金”，动辄会冒出几个一夜暴富的人物，但好像没听说其中有哪个是杭州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栽了。而看似胆子不大、不怎么敢“吃螃蟹”的杭州商人，稳扎稳打，至今还常青常新，金身不败，娃哈哈的宗庆后即是一例。可以拿来对照的是，清末的胡雪岩，生意固然了得，可是说倾覆就倾覆了。胡雪岩虽在杭州立脚，做的却是徽商的套路。
　　再往远处说，杭州人向往富裕和生活品质的和平主义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的吴越国时期，从那时起杭州人就是可不打的仗尽量不打，用嘴巴能谈妥的事情尽量去谈成。北宋大诗人欧阳修就曾拿金陵（南京）和钱塘（杭州）的不同命运作过比较，说“物盛人众”的都会，又能兼有山水之美，全天下只有金陵和钱塘两处。当北宋统一中国之际，南唐因抗拒而遭挞伐，金陵城破，从此衰败。而定都钱塘的吴越国则选择了和平，纳土归宋，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 （《有美堂记》） 　　欧阳修这番话就像是算命先生说的一般，九百年来一再应验于这两个城市的历史遭遇。南京常被兵祸殃及，固然壮烈，却是百姓之不幸。
　　所以我说，胸无大志的杭州人，其实还是蛮实惠的。老百姓嘛，无大志不碍事，有头脑就够了。
　　如果说外地人数落杭州人的主要是心柔气虚、胸无大志，那么我听到杭州人自己抱怨得最多的，就是杭州人单打独斗、不抱团。到处都有“宁波帮”，到处都有温州同乡会，但你很少听说哪里有“杭州帮”或杭州同乡会。不抱团，这还是往轻里说的，说重了就是杭州人彼此不买账，有时还窝里斗，结果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但不抱团，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从另一面看正可说明杭州人不排外。
　　古往今来有过许许多多的外乡人因为方方面面的缘故被吸引到杭州来，在杭州做过官、教过书，办过这样那样的事业，留下不朽业绩、文化成果和众多学生。有的只来几天，有的过上了几年，有的则老死在这里。但他们都愿意把自己当成杭州人，或至少像白居易、苏东坡那样，把杭州当成第二故乡。还有做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把杭州当做第二故乡。他出生在杭州，从小在杭州长大，在美国念完书、结了婚又重返杭州，继承父业做传教士并在学校教书，直到1913年离开杭州去了南京。他的父母和一个兄弟死后埋葬在杭州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47年秋天他来杭州为其父母兄弟扫墓，杭州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杭州不仅是个供天下人吃喝玩乐的“销金锅”，也一向是吸纳四海贤达的大熔炉。说真的，不怕我的杭州老乡听了不高兴，在杭州这地方，一向最风光最有“出息”的，亦即官做得大或钱赚得多或学问做得高者，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十有八九不是我们杭州人。
　　举例说，在老杭州的西湖边上，有一道风景很显眼，就是沿湖各处漂亮房子很多。有的古色湖香，有的十足摩登，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中国人那时不大说“别墅”，而是把它们叫作“庄”、“园”、“庐”之类。或以房子主人的姓氏来叫，如汪庄、刘庄、郭庄、蒋庄等等，或更雅些，叫澄庐，叫水竹居，叫葛阴山庄……如今这些庄园剩下不几所了，但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这样的靓屋豪宅在西湖周围极多极多，几乎把它围了一圈。
　　这些房子的主人，大都是商人，但有趣的是他们几乎都不是杭州人。据我所知，仅有一座高庄的主人是正宗杭籍。
　　在杭州居住的外乡人普遍比杭州本地人富有，我恰恰以为这是杭州的光荣。杭州就是有这个本事，自五湖四海吸纳外乡人的财富来成全自身。宋人叶适解释了个中原因：“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
　　清末民初的时代跟宋初相仿，诸侯纷争，天下大乱而惟独杭州比较太平，尚能把日子过得有章有法，所以有钱人都跑到杭州来了。
　　当然不只是有钱人。读书人当然也希望有个还算清静的地方，哪怕粗茶淡饭，只要能让人潜心治学就好。譬如马一浮那样的，要读遍三万六千卷《四库全书》，他不找杭州找哪里？
　　以乱世而论，杭州看似并不重要，不是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但杭州又经常是给那个舞台作“幕后”用的。事情是在这里先行策划，化妆、换装都是在这里先做好了，再拿到别处去上演。两次“国共合作”虽然都是在别处起头、别处宣布，但所有的细节都是在杭州谈成谈妥。再往前说，清帝乾隆虽以好玩出名，但以那时的交通条件，那样漫长的路途很令人生畏，他竟不厌其烦来了6次杭州，恐怕就不好说他只是来玩而没有其他打算的。
　　非常有趣的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不约而同地，他们都喜欢来杭州。广东人孙文很看重浙江和杭州，在他短促而忙碌的国内政治生涯中就曾来过3趟杭州；浙江人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杭州是他常来常往之地；而从1952年到1975年的22年里，毛泽东来过杭州40趟，几乎平均每年两趟！
　　当然，除了国家领袖、文化精英和商界大亨，老杭州还有许多外乡人是处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因为别处打仗或是闹了天灾逃难来的，到杭州投亲靠友，随便找着点活儿做做，好歹活过一条命去。这样的穷苦人在老杭州恐怕也比别处多些，只因历史上他们没名没姓，无法细说罢了。我只能猜想，他们在杭州的谋生，应是比在别处稍微容易一些。大概那些最垫底最落魄潦倒的人们，即乞丐们，也乐意到杭州来讨饭。并不是因为杭州人一定比别处的人更慷慨，而是听说了杭州的粮米很多，而且杭州的饭菜好吃，冲着这点来的。老杭州的确并非穷人的乐园，西湖和他们的关系，顶多是有份替游客划船、抬轿的活儿可让他们做做。
　　不过，尽管穷人在杭州也是做穷人，我相信这些外乡人的大部分还是留在了杭州，最终成了杭人。
　　因此，杭州还是很多外乡人的最后归宿，很多很多的外乡人最终都长眠在杭州的绿水青山间。
　　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女俠秋瑾的墓冢，就在西湖的西泠桥畔。这事情细细想来很有意思：生前的秋瑾，那么尚武、刚烈，比许多男人还男人呢。但一想到死后，这位女俠终于还是流露出一点女儿本色的柔情，希望自己葬在并非故里的西子湖畔，面朝着依依柳枝、粼粼湖波，远处的夕阳西下……
　　更有意思的是，同是在孤山这一面的山脚，秋瑾的墓，离那位钱塘名妓苏小小的墓只百步之遥。一位是令人敬畏的巾帼英雄，一位是人见人爱的薄命红颜，就这样比肩毗邻地相处在另一个世界。我每每看见这地方这情景，心里就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怅惘。
　　12年前的夏天，我受朋友之托为一位从小生长在杭州的美国老太太鲍金美（Eugenia Barnett Schultheis）的书《杭州，我的家》作了序。那一年她89岁，远在太平洋的彼岸，却硬说杭州是她的家。
　　我在那篇序的结尾中说：“我以往曾著文说杭州的能耐，是总能吸引来天下的才智、财富。在读了鲍金美老人的这本书之后，我还想为自己的那段文字再补上一句：不仅是天下的才智和财富，杭州还萦系着天下的情感和记忆。”
　　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