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江苏、湖北两省一些考生父母前往政府部门办公地集体陈情。事件的起因是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4月22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部署“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按照计划，江苏和湖北两省生源计划将分别调出3.8万个和4万个名额。
　　面对舆论，5月13日23时50分，@江苏教育发布置顶回应：
　　“经请示教育部，江苏在完成国家专项计划的同时，确保2016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中招收江苏学生的总规模不低于2015年，确保本科各批次招收江苏学生的计划规模均不低于2015年。”
　　这个仅12.5万名粉丝的江苏省教育厅官微，平时一条微博转发、评论数仅几十条而已，此条微博转评却近万条。5月14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接受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专访，以“3个确保”慰藉本省的家长们：
　　“江苏将确保考生本科录取率进一步提高，确保江苏考生上重点高校的机会增加，确保江苏考生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也在5月13日晚告诉媒体，湖北2016年能够做到“四个不低于2015年”：
　　在鄂7所部属高校在湖北的招生计划总量不低于2015年，本科录取率不低于2015年，一本录取率绝对不低于2015年，全省总录取率绝对不低于2015年。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
　　这次风波，使教育区域公平这个积累多年的难题，“创口”再次迸裂。
　　各省区市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异，经常在全国“两会”成为热门议题。江苏、湖北等地录取线较高，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甚至还有北京、上海的录取线相对低一些，被视为区域不公。网上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
　　2005年，一建筑工地上，一湖北仙桃农民工与一北京工程师在工地上闲聊，无意中说到两人都参加了1987年的高考，湖北农民工的考分竟然比北京工程师当年的考分还要多出50分。可后来的结果是：湖北农民工落榜了，因为没钱复习参加第二年的高考，最后成了一名农民工；而北京工程师却被大学录取了，成了一名工程师……
　　同分而不同命运，令人伤怀。如果考虑到江苏等地独立出卷命题，试卷难度往往高于全国统一试卷，考生待遇的差距可能更大。
　　国家按省域制定高考录取分数线，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初衷是向不发达地区倾斜，让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子弟。关键在实施过程中，应同时考虑到发达地区考生的实际利益和心理感受。
　　释放各方声音，形成情感融汇
　　对于利国利民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教育系统的宣传解读工作做得不够。中西部地区不乏有志青年，却可能因为经济困难，被挡在大学校园外。他们对美好人生的期待和生活的悲情与坚忍，需要发达地区的人们深切体谅。
　　现已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学者李书磊曾批评1999年高考作文命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使城市学生占了便宜，农村学生吃了苦头了，因为农村学生不可能像城市学生那样可以获得较多的此类信息，在这方面有较为丰富的想象材料。”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蒋贞蕾在毕业论文《遭遇农村——对我国农村教育的一项质性研究》中，记述了西部农村某中学高考前一百天的誓师大会：
　　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张上书黑字誓词的红纸，全年级400余人在校大礼堂齐声宣誓，那气氛实在很令人振奋。特别是看见平日里那些不安稳的大男生很认真的样子，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自己对未来的信心。誓词的内容在当时的我看来有点傻气，如今我什么也记不起，但那天内心的激荡仍记忆犹新。会末，全年级师生齐唱《真心英雄》，效果倒比前面誓词要好得多，散会时走出会场的每个人脸都红扑扑的。
　　同是祖国的“花朵”，当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父母在为孩子是参加高考，还是考雅思、直接出国而伤脑筋的时候，想想这些肤糙脸黑、唱《真心英雄》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同在蓝天下，本应享有同一片灿烂的阳光。通过高考录取线、生源指标的调节，给他们增加一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仅事关人文情怀，也是国家整体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透明解读，自我代入，情感共振
　　此次高考招生计划调整引发的人心惶惶，还因为地方教育部门没有第一时间说清楚指标外调与本省录取率的关系。在制定调出计划时，政府部门需第一时间公开具体涉及的批次和院校，调出之后高考的总体录取情况，特别是说清楚指标“划出”不等于“减招”。
　　以江苏为例，经测算，2016年普通高校在该省招收统考生计划超过32.2万人（2015年31.8万人），其中本科20.4万人（2015年20.3万人）。据此，江苏2016年在生源减少3.25万人的情况下，统考生计划总数和本科计划数均有增加，实际上并不存在“减招”问题。这些关键信息不及时公布，会让家长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焦虑、恐慌。
　　湖北一位考生家长写道：
　　高考即将到来，作为陪同孩子多年，与他们一起奋斗悲喜的家长中的一员，在最关键的时刻，看着埋头苦读的孩子，想到他心目中的好学校可能因为减招计划而离他越来越远，我们的心在泣血。我们不能跟他们说：孩子，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够而不能去心目中的学校，是因为名额减少，独木桥更窄，想跨过去更难了。
　　家长的心情值得尊重。有关部门的官员在回应家长诉求时，不妨把自己代入，才能得到家长的认同。
　　犹记“文革”后，下乡知青要求回城，采取了一些激烈手段表达诉求。中央调查组抵达云南西双版纳调查时，几百名知青下跪放声大哭，一名知青竟然割开自己的手腕，鲜血喷溅。调查组组长、时任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当场流下了热泪，大声说：
　　“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3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不久，老革命家王震亲自接待上访知青，既坚定地强调建设边疆、维护稳定的重要性，又帮助知青解决实际困难，安排医生给知青看病。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制定知青问题的6条善后办法，妥善地解决了几千万知青回城引发的社会震荡。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表示：“我们都是过来人，我自己参加过高考，我的孩子也参加过高考，因此，我理解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心情。”面对长年与孩子一起熬夜、12年寒窗、一朝揭牌、内心忐忑煎熬的父母们，需要多一份同情心、同理心。与受众情感共振的新闻发布和舆情应对，才有可能为受众所接纳和包容。有关官员如有任何稍显生硬的措辞表达，都可能激怒焦灼的父母，激起对立情绪。
　　社会转型期，出现一些利益摩擦和极端个案本不奇怪，问题在于如何给各界群众以安全感、稳定感、尊严感和获得感，增强其对体制和法治的信心。在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不能说各有关部门未能认真说明相关政策措施，积极回应民众关切，但这还不够。切实尊重媒体的报道权和评论权，网民的知情权和质疑权，是让人心回暖、修复官民互信的重要办法。
　　（《网络舆情》执行总编辑 祝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