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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项目、骗取贷款、以贷还贷、非法牟利，最后，逃之夭夭。何志军伪造的雄厚企业形象最终让银行付出了13亿元的代价。
那些“投资”和出卖
何志军1962年生于浙江省富阳市。上世纪90年代，何志军的“富阳富春江工具厂”在当地曾名噪一时。收购旧工具，转手卖给其他厂家，利润一度可以达到100%。
即使从现在看，何志军的经营理念也颇有创意。富春江工具厂一名原销售人员说，何志军招聘计算机人才，成立电脑部，并曾自建销售数据库，所有销售均有数据统计和偏好分析，应收账目十分清楚，工具品种超过上万余种，在过剩产品之间可以自由调剂。
公司分内勤与外勤。外勤即驻外销售人员，负责工具销售，但银行账款不经由销售人员之手，直接进入公司账中。
“他的原则是要掌握现金。”该销售人员说，“这一想法贯穿他经商始终。”
1995年，生意做大之后，何志军进军杭州，投资运营工程项目。之俊系由此铺开 。这期间他的生意做得风声水起。倪文喜曾经在之俊集团做工程项目负责人，任职期间，他曾做过工厂、水电站、大学等大型项目的负责人，浙江省内的水电站项目他就参与过至少3个。他向记者回忆道，2000～2003年，公司的工程项目达到了最大规模。“一年有五六个项目在搞，最大的投资有7亿多元，小的也有一个多亿。项目建好后，他很快就把它卖掉，赚取中间差价。”倪文喜由此将何志军评价为“急功近利”。
无论以何种方式，何志军的身家在不断增长，他成了财政不济的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财神爷”。1998年，何志军与浙江省临安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修建华光潭水电站，坝址距临安市约73公里，何志军将投资6亿多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这项工程在后来遭到浙江省电力公司的反对，电力公司要求临安市必须与之合作开发该水电站。财政力量薄弱的临安市已经与何志军签好了合同，因此必须支付几千万元的违约金。“财政上拿不出这么多钱，何志军也不急，双方都没有撕破脸，临安市政府欠了何志军的人情。”何志军在临安的活动自此埋下了伏笔。
1998年8月，临安市交通局与温州蓝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双方共同修建由临安玲珑至昱岭关段的临安02省道，由温州蓝光出资8000万元，临安市交通局出资2000万元，成立临安蓝光公司，其中温州蓝光持有80%的股份，临安市交通局持股20%，公路通车后，临安蓝光公司享有25年的道路经营权。温州蓝光的副总经理季树才告诉记者，合同签好后，交通局一直未能拿出本应由浙江省相关部门认定的25年路权许可文件，他和公司总经理吴焕雷心里一直都在打鼓，结果待第一期工程80%的路基完成后，终于还是出事了。
2000年2月29日，春节刚过完，由临安市政府出面，组织了一次关于这条公路的协调会。临安蓝光在成立后，吴焕雷和季树才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拿出8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实际注册资本金为温州蓝光6400万元，临安市交通局2000万元。在会议上，临安市政府要求温州蓝光马上将剩余的1600万元注册资本金打入公司账户，并将拖欠的5000万元工程款一并补齐。此时温州蓝光已经投入了1.2亿元的施工资金，一时资金周转困难，但季树才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10天之后，也就是2000年3月9日，将6600万元的资金入账。
结局有些悲凉，两位温州商人没能在截止日期前凑齐足够的资金。临安市副市长吴苗强于3月11日再次召开协调会，要求温州蓝光交出其在临安蓝光的80%的股份，其中51%的股份转让给临安顺达交通实业公司。这遭到了吴焕雷和季树才的拒绝，两人随后因涉嫌虚假出资、抽逃资金、诈骗，被刑事拘留。此后临安市政府与温州蓝光就此事开始打旷日持久的官司。
临安顺达背后的老板便是何志军。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何志军愿意接手，临安市政府心里有数，所以才对温州蓝光下了狠心。这是不是政府与何志军合谋的陷害？这位知情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季树才当时有点糊里糊涂，他为什么要签字？如果蓝光没有疏漏，政府也没办法。”
临安市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十几年前，临安市政府压力很大：一方面省里的要求很高，临安市也不能落在其他地市后面，要努力搞经济；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压力又很大。“反正企业有钱就行，不管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在与温州蓝光合作的过程中，临安市交通局一直觉得这家企业“实力不好，底子不强，资金链眼看着就要断掉了”。而何志军就让政府放心得多，按照与政府的合作协议，双方成立公司，顺达公司占70%的股份，他的注册资金一步到位。
在这位知情人眼里，何志军年纪轻、派头大，城府不够深。“双方开始合作后，指挥部每个月都要与施工单位开一次月度会议，何志军在大会上胸脯一拍说：‘市政府配合我们把工程搞好就行，和温州蓝光的官司我们来负责！”这位知情人承认，与温州蓝光的官司，当时都是何志军在给临安市政府出钱。“何志军被拘后交代，自己打官司就花掉了1.3亿元，这次肯定也花了不少钱。”在对临安顺达的审计报告中也显示，2000年，该公司有三笔公安局办案经费支出，共计15万元，而此时正好是吴焕雷等人被抓的时间。
与何志军合作后，双方屡有小摩擦。知情人说：“何志军巴不得把权力全都拿过去，把政府撇在一边。政府开始是妥协了，谁有钱谁就是爷，只要你把路修好，政府不计较有多少权力。”但令这位知情人至今都极为诧异的是，2003年11月，何志军将已竣工的02省道的路权交还给市政府，只是象征性地向临安市政府索要了1150万元的补偿。这位知情人觉得何志军的决定可能和2003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否定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焕雷等人虚假出资的认定及有罪的判决。“他可能是担心出事。”
银行业的笑柄
但在季树才看来，何志军一点也没亏。何志军挤走温州蓝光之时，该路段周围的地价早已因施工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飙升。“当时周围涉及3000多户居民，几千亩土地，当时的地价是3000～4000元/亩，我们开始修路后，半年内，周围地价就翻了两番。”季树才说。未来安徽境内昱岭关至黄山路段通车后，杭州、黄山两个旅游城市得以连接，预计这里车流量会很大。何志军凭借不断上涨的地价，以公司的路权作为抵押，向银行大笔借款，数字有几个亿之多。这其中用在修路上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余的绝大多数贷款都被何志军挪到他处投资，比如投资上海的房地产。 2004年，倪文喜离开了之俊集团。“以前虽然卖掉了很多自己做的项目，但还有项目在不断地搞，公司里有七八个主要的项目负责人。但到了2004、2005年，公司不再扩张规模，没有项目就只能离开了。”按照检察院的认定，自2003年开始，何志军的公司业务几近停滞，他开始一门心思地钻研“空手套白狼”之术。
据检察院的指控，从2003年上半年至2006年8月，何志军让公司的财务人员修改审计报告复印件、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伪造工业品购销合同、提供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材料，以“空壳”的之俊公司、西亚公司、凯利达公司、中集公司、久源公司、晨兴公司等名义向银行申请投资项目贷款。在完成验资、工商登记等程序后，何志军并没有如实地开展经营活动，而是抽回上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连同骗取的银行贷款一起作为注册资本金和增资的注册资本金，将下属员工、亲友的名字登记为股东或法人代表，注册成立新的空壳企业。循环往复的注册、贷款、还前款利息，何志军先后骗取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发银行的贷款共计13.0976亿元。由于非法套现承兑汇票的费用和支付贷款的利息均数额巨大，何志军在“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还前账的诈骗中亏损累计滚动，亏空与日俱增。
浙江省一位银行业界资深人士对此评价道：“何志军的事成了浙江省银行业的一个笑柄，被骗的银行吃了大亏，但又不敢报案，既怕丢面子，又怕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不是交通银行报案，何志军的骗局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一位曾在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负责信贷业务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道，贷款审批最看重的是企业给银行的印象，虽然公司报表能够表明公司的财务状况，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何志军虽然制造了大量虚假报表，但他屡试不爽的关键因素是伪装的虚假繁荣景象。以建行为例，贷款的第一环节是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对企业的实地考察，客户经理通过对生产流程、生产场所等的考察，对其业务能力出具考察报告，风险经理对贷款的风险大小做出评估。而负责信贷审批的部门只对第一环节出具的报表负责，不考察其反映的内容真实与否。由此可见，客户经理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如果他不能保证材料真实，银行就很难抵御风险。“但现在客户经理的压力太大了，客户常常都是熟人介绍，客户经理常常因为太忙而无法到实地考察，虽然可以通过关联方信息对客户做出评估，但如果是不同的人注册，风险就很难防范了。”客户经理为了争取客户，只要认为企业有实力就行了，并不需要它能百分之百如期偿还借款。
一审时，何志军表示，在那几年中，十几家银行都抢着给他贷款，他编造申请贷款的材料，不过是为了满足银行提供贷款的要求而编造的。
2005年底，何志军听到他被人举报的风声，打算转移赃款的他找到新加坡人陈伟今为其伪造虚假出入境证件，为自己出逃国外做准备。
2006年7月5日，何志军得知公安机关对其立案侦查后，仓皇出逃。
2010年1月21日，何志军在吉隆坡Sumway Resort大酒店被马来西亚警方抓获。
2011年3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之俊案”进行开庭审理。5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浙江之俊控股集团法定代表人何志军犯贷款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何志军未提起上诉。（编辑/魏敏）
那些“投资”和出卖
何志军1962年生于浙江省富阳市。上世纪90年代，何志军的“富阳富春江工具厂”在当地曾名噪一时。收购旧工具，转手卖给其他厂家，利润一度可以达到100%。
即使从现在看，何志军的经营理念也颇有创意。富春江工具厂一名原销售人员说，何志军招聘计算机人才，成立电脑部，并曾自建销售数据库，所有销售均有数据统计和偏好分析，应收账目十分清楚，工具品种超过上万余种，在过剩产品之间可以自由调剂。
公司分内勤与外勤。外勤即驻外销售人员，负责工具销售，但银行账款不经由销售人员之手，直接进入公司账中。
“他的原则是要掌握现金。”该销售人员说，“这一想法贯穿他经商始终。”
1995年，生意做大之后，何志军进军杭州，投资运营工程项目。之俊系由此铺开 。这期间他的生意做得风声水起。倪文喜曾经在之俊集团做工程项目负责人，任职期间，他曾做过工厂、水电站、大学等大型项目的负责人，浙江省内的水电站项目他就参与过至少3个。他向记者回忆道，2000～2003年，公司的工程项目达到了最大规模。“一年有五六个项目在搞，最大的投资有7亿多元，小的也有一个多亿。项目建好后，他很快就把它卖掉，赚取中间差价。”倪文喜由此将何志军评价为“急功近利”。
无论以何种方式，何志军的身家在不断增长，他成了财政不济的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财神爷”。1998年，何志军与浙江省临安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修建华光潭水电站，坝址距临安市约73公里，何志军将投资6亿多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这项工程在后来遭到浙江省电力公司的反对，电力公司要求临安市必须与之合作开发该水电站。财政力量薄弱的临安市已经与何志军签好了合同，因此必须支付几千万元的违约金。“财政上拿不出这么多钱，何志军也不急，双方都没有撕破脸，临安市政府欠了何志军的人情。”何志军在临安的活动自此埋下了伏笔。
1998年8月，临安市交通局与温州蓝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双方共同修建由临安玲珑至昱岭关段的临安02省道，由温州蓝光出资8000万元，临安市交通局出资2000万元，成立临安蓝光公司，其中温州蓝光持有80%的股份，临安市交通局持股20%，公路通车后，临安蓝光公司享有25年的道路经营权。温州蓝光的副总经理季树才告诉记者，合同签好后，交通局一直未能拿出本应由浙江省相关部门认定的25年路权许可文件，他和公司总经理吴焕雷心里一直都在打鼓，结果待第一期工程80%的路基完成后，终于还是出事了。
2000年2月29日，春节刚过完，由临安市政府出面，组织了一次关于这条公路的协调会。临安蓝光在成立后，吴焕雷和季树才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拿出8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实际注册资本金为温州蓝光6400万元，临安市交通局2000万元。在会议上，临安市政府要求温州蓝光马上将剩余的1600万元注册资本金打入公司账户，并将拖欠的5000万元工程款一并补齐。此时温州蓝光已经投入了1.2亿元的施工资金，一时资金周转困难，但季树才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10天之后，也就是2000年3月9日，将6600万元的资金入账。
结局有些悲凉，两位温州商人没能在截止日期前凑齐足够的资金。临安市副市长吴苗强于3月11日再次召开协调会，要求温州蓝光交出其在临安蓝光的80%的股份，其中51%的股份转让给临安顺达交通实业公司。这遭到了吴焕雷和季树才的拒绝，两人随后因涉嫌虚假出资、抽逃资金、诈骗，被刑事拘留。此后临安市政府与温州蓝光就此事开始打旷日持久的官司。
临安顺达背后的老板便是何志军。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何志军愿意接手，临安市政府心里有数，所以才对温州蓝光下了狠心。这是不是政府与何志军合谋的陷害？这位知情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季树才当时有点糊里糊涂，他为什么要签字？如果蓝光没有疏漏，政府也没办法。”
临安市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十几年前，临安市政府压力很大：一方面省里的要求很高，临安市也不能落在其他地市后面，要努力搞经济；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压力又很大。“反正企业有钱就行，不管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在与温州蓝光合作的过程中，临安市交通局一直觉得这家企业“实力不好，底子不强，资金链眼看着就要断掉了”。而何志军就让政府放心得多，按照与政府的合作协议，双方成立公司，顺达公司占70%的股份，他的注册资金一步到位。
在这位知情人眼里，何志军年纪轻、派头大，城府不够深。“双方开始合作后，指挥部每个月都要与施工单位开一次月度会议，何志军在大会上胸脯一拍说：‘市政府配合我们把工程搞好就行，和温州蓝光的官司我们来负责！”这位知情人承认，与温州蓝光的官司，当时都是何志军在给临安市政府出钱。“何志军被拘后交代，自己打官司就花掉了1.3亿元，这次肯定也花了不少钱。”在对临安顺达的审计报告中也显示，2000年，该公司有三笔公安局办案经费支出，共计15万元，而此时正好是吴焕雷等人被抓的时间。
与何志军合作后，双方屡有小摩擦。知情人说：“何志军巴不得把权力全都拿过去，把政府撇在一边。政府开始是妥协了，谁有钱谁就是爷，只要你把路修好，政府不计较有多少权力。”但令这位知情人至今都极为诧异的是，2003年11月，何志军将已竣工的02省道的路权交还给市政府，只是象征性地向临安市政府索要了1150万元的补偿。这位知情人觉得何志军的决定可能和2003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否定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焕雷等人虚假出资的认定及有罪的判决。“他可能是担心出事。”
银行业的笑柄
但在季树才看来，何志军一点也没亏。何志军挤走温州蓝光之时，该路段周围的地价早已因施工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飙升。“当时周围涉及3000多户居民，几千亩土地，当时的地价是3000～4000元/亩，我们开始修路后，半年内，周围地价就翻了两番。”季树才说。未来安徽境内昱岭关至黄山路段通车后，杭州、黄山两个旅游城市得以连接，预计这里车流量会很大。何志军凭借不断上涨的地价，以公司的路权作为抵押，向银行大笔借款，数字有几个亿之多。这其中用在修路上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余的绝大多数贷款都被何志军挪到他处投资，比如投资上海的房地产。 2004年，倪文喜离开了之俊集团。“以前虽然卖掉了很多自己做的项目，但还有项目在不断地搞，公司里有七八个主要的项目负责人。但到了2004、2005年，公司不再扩张规模，没有项目就只能离开了。”按照检察院的认定，自2003年开始，何志军的公司业务几近停滞，他开始一门心思地钻研“空手套白狼”之术。
据检察院的指控，从2003年上半年至2006年8月，何志军让公司的财务人员修改审计报告复印件、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伪造工业品购销合同、提供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材料，以“空壳”的之俊公司、西亚公司、凯利达公司、中集公司、久源公司、晨兴公司等名义向银行申请投资项目贷款。在完成验资、工商登记等程序后，何志军并没有如实地开展经营活动，而是抽回上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连同骗取的银行贷款一起作为注册资本金和增资的注册资本金，将下属员工、亲友的名字登记为股东或法人代表，注册成立新的空壳企业。循环往复的注册、贷款、还前款利息，何志军先后骗取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发银行的贷款共计13.0976亿元。由于非法套现承兑汇票的费用和支付贷款的利息均数额巨大，何志军在“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还前账的诈骗中亏损累计滚动，亏空与日俱增。
浙江省一位银行业界资深人士对此评价道：“何志军的事成了浙江省银行业的一个笑柄，被骗的银行吃了大亏，但又不敢报案，既怕丢面子，又怕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不是交通银行报案，何志军的骗局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一位曾在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负责信贷业务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道，贷款审批最看重的是企业给银行的印象，虽然公司报表能够表明公司的财务状况，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何志军虽然制造了大量虚假报表，但他屡试不爽的关键因素是伪装的虚假繁荣景象。以建行为例，贷款的第一环节是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对企业的实地考察，客户经理通过对生产流程、生产场所等的考察，对其业务能力出具考察报告，风险经理对贷款的风险大小做出评估。而负责信贷审批的部门只对第一环节出具的报表负责，不考察其反映的内容真实与否。由此可见，客户经理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如果他不能保证材料真实，银行就很难抵御风险。“但现在客户经理的压力太大了，客户常常都是熟人介绍，客户经理常常因为太忙而无法到实地考察，虽然可以通过关联方信息对客户做出评估，但如果是不同的人注册，风险就很难防范了。”客户经理为了争取客户，只要认为企业有实力就行了，并不需要它能百分之百如期偿还借款。
一审时，何志军表示，在那几年中，十几家银行都抢着给他贷款，他编造申请贷款的材料，不过是为了满足银行提供贷款的要求而编造的。
2005年底，何志军听到他被人举报的风声，打算转移赃款的他找到新加坡人陈伟今为其伪造虚假出入境证件，为自己出逃国外做准备。
2006年7月5日，何志军得知公安机关对其立案侦查后，仓皇出逃。
2010年1月21日，何志军在吉隆坡Sumway Resort大酒店被马来西亚警方抓获。
2011年3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之俊案”进行开庭审理。5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浙江之俊控股集团法定代表人何志军犯贷款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何志军未提起上诉。（编辑/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