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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5～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及国际合作局主办，美中政策基金会协办的“中美关系30年：过去、现在、未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等近百位中国学者与会。曾亲历中美关系发展的中国前驻美大使柴泽民、李道豫，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前驻英大使马振岗，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 Roy)，美中政策基金会理事、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Chas W.Freeman，Jr.)，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等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王伟光副院长指出，在中美建交30年之际，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评估当前发展，展望未来前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熊光楷将军提出中美学术界需要积极努力，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贡献。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大使彭达(Danniel W.Piccuta)表示，最近新落成的美国驻华使馆已成为美国政府在海外的第二大建筑，这表明了中美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中国问题第一次没有成为竞选辩论的主要议题，这反映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逐步成熟，相互依赖也在加强。
与会者对建交3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讨论的问题分别涉及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1980、1990年代及20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及其教训，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等问题。一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回顾傅立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首先分析了3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傅立民指出，中美共同努力建立官方关系，这对世界历史构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进步得到举世公认。中美官方与民间的联系正变得愈发广泛、深厚和稳定，两国正在共同改变着世界。他总结了建交30年来中美关系的七个特征：第一，中美关系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中美关系的变化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中美在国际交往中的联系日趋多样化；第四，中美之间正在寻求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五，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主要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不是价值驱动或基于领导人的私人关系；第六，中美日益加深的民间联系比官方联系更受瞩目；第七，中美关系的演变体现出了两国国力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正在缩小。他认为，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初两国就存在很多分歧，有些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但中美之间的紧密联系已使两国不会再回到以前的敌对状态。他建议中美要共同承担起在世界体系中应承担的责任，在地区政策和危机管理上建立起三边或多边机制，加强两国在法制、人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领导人应保持开放的对话。
陶文钊总结了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六个特点：第一，两国的合作基础和在各领域的交往在不断扩大；第二，中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正日趋制度化、常规化；第三，中美关系正日益成熟，双方的互信正在加强；第四，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美已成为经济上的伙伴；第五，中美在民间层面的交流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都要广泛，这对稳定中美关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六，两国虽然存在分歧，但并未对合作构成明显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陈宝森总结了30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特点。首先，中美经贸关系虽然经历了许多摩擦，但通过摩擦，中方也变得更加成熟负责；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迅速解决问题，这与过去旷日持久的双边谈判形成明显对比；第三，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找到了很多协调与合作的途径，也为双边贸易投资开拓了新领域。
兰普顿认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当时都认识到苏联的威胁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共同基础，同时中美建交也是各自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中美当前依然面临很多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这就给两国提供了广泛的合作空间。如今中美两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双方交往的渠道也从单纯的外交职能部门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学术界、媒体、非政府组织都参与进来，彼此国内民意的走向也受到更多关注。在当前全球化的过程中，中美两国为了增进相互关系，首先要加强合作，将共识转化为可遵守的标准；同时需要重新审视两国已走过的道路，珍惜合作的机会。
二 战略背景下的中美关系：1980年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全球战略，而是致力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更多是在为自身构筑安全的国际环境，而来自苏联的威胁促使中国明确了中美战略合作的目标；另一方面，在8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量激增，官方与民间的交流不断增多，两国间的理解也在加深，这对中国3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加深使中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自己。也有其他与会者认为，由于当时战略环境的变化，中美关系从战略对抗阶段转变为以共同利益驱动为核心的战略合作阶段。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用“基石、里程碑、试金石”三个词语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着重阐述了中美在198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李侃如从国内政策的视角探究了两国领导人所进行的战略抉择。中美两国与会者普遍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日趋紧密，尽管两国在1982年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有过争端，但由于双方对苏联威胁的共识，以及对双方经济潜力的巨大期许，中美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双边关系的蜜月期，尤为典型的表现是，比较敏感的双边军事交流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
三 1990年代的中美关系：合作与分歧
李侃如认为，随着中美两国在1980年代末期关系的恶化，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迅速加深，中美贸易量下降；同时，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战略目标发生改变，人权因素在美国国内的影响上升。这些因素都给老布什总统带来很大压力，使他无法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放开手脚。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引起了美国更多的关注。在整个1990年代，中美虽然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台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及炸馆事件上都有摩擦，但两国于1998年确定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贸易量也有了空前的增长，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也不断取得进展。因此可以认为，1990年代是两国寻找新的共识的时期。
芮效俭大使则表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因为媒体老板们对中国充满敌意。此后布什政府曾试图恢复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中国在朝着积极的路线前进，而美国则走向相反的方向，华盛顿的一些人对于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的进展都视而不见，中国已经在人权领域与美国展开合作，美国依然要求 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一年内要取得基础性改善，并依然在日内瓦惩罚中国。这一切使得两国关系的改善缓慢。但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重点已经从人权转向贸易方面，大量美国企业看到在中国的商机，于是人权问题就成为一个对华关系的杠杆。随后李登辉访美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对美国的信任。李道豫大使对此评论道，美国之所以同意李登辉访美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不再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也难以继续维持；中国依赖美国胜过美国依赖中国；同时美国也不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总的来说，1990年代，也就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比较混乱。不过，尽管困难重重，中美关系仍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一些中国与会学者认同中美关系在1990年代经历了相对困难时期的判断。复旦大学教授吴心伯指出，首先，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这一战略带来了负面作用，小布什上台后延续了这一战略，使得地区安全局势不断紧张；其次，由于中美不同的地区安全设想，两国在地区事务如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很少。在这一阶段，中国在深化国内改革，美国在寻找新的敌人和机会以维持霸权，这是中美试图重新考察、重新定位相互关系的时期，而当时两国对彼此的战略定位尚处争论之中，究竟是敌是友还认识不清。于是就出现这样一幅场景：政治上中美相互怀疑对方的目的——面对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制造麻烦；而在经济上，两国政府和商界又都有切实的相互需求，这种模式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才结束。但是，从积极方面上看，1990年代中美两国也增加了互信，交流更为广泛，合作机制逐步确立，最终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方面得益于双方在经济上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这也为随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四20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任内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平稳时期。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认为其原因在于：(1)中国的崛起。这在2004到2005年已成为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布什需要为此而调整政策。(2)世界局势的转变。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带来两个变化：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原来设想的西方转向东方调整为从西方转向中东，从遏制大国崛起转变为防范潜在的长远威胁，这两点都促使中美在朝鲜等地区事务上加强了合作。(3)机制性因素。中美之间互设首脑热线，建立战略对话机制，领导个人之间的友谊深化，这些都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陈东晓认为，新世纪中美外交结构发生的变化也有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从对手改变为“利益攸关者”，美国不再认为中国在故意挑战其利益；二是两国的利益交织使得双方都要更加关注对方的利益；三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从聚焦于美国转向更加国际化。但美国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将台湾放在美日同盟的防卫范围内，另一个是与印度签署核协议，这都对中美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傅梦孜对布什上台初期的中美关系做了回顾，认为发生在2001年的撞机事件的顺利解决表明，中美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前已开始在困难问题上进行协调；而2001年6月鲍威尔访华要求和中国建立协商关系，同样也表明中美期待相互的合作。此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唐家璇曾表示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积极作用，暗示接受美国的现有地位，这种表态没有先例；2001年4月布什曾声称将保卫台湾，但后来面对陈水扁的不断挑衅，布什政府对其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严厉表态；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认识也在改善，美国领导人心中的“中国威胁论”也在下降。
美驻华使馆政治处公使衔参赞黄浩(Benjamin Moeling)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苏联，不会打破现有秩序，美国政府要继续鼓励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中美需要培养这种互信以便在关键议题上进行合作。
五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和教训
这部分的讨论主要涉及到当前的金融危机、西藏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两国间仍然存在的问题。李侃如认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危机、贸易摩擦和环境问题。首先，中美需要共同面对的当前金融危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情况会变得很差，中美对此如何应对会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中国应该辨明质量投资与冒险投资的不同，中国企业不仅应将注意力放在质量投资上，而且还要学习怎样规划他们的投资以便使其在美国的投资看起来更像是质量投资。其次，中国怎样处理出口、贸易顺差，以及调控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也很重要，还有中国如何处理多边关系以重新构建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第三是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这可能是今后主要的安全威胁。奥巴马已经确立了三个最重要的议题，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二是环境危机，三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将成为今后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芮效俭重点谈论了西藏问题。他表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西方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最大风险在于西藏的外逃者获得了外国政府的同情。
陈宝森谈到了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关键一是如何处理金融危机，二是如何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三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兑换体系，四是怎样解决与金融危机并存的能源和粮食危机。这些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合作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有与会者对一些具体问题表示出担忧，如起源于中国境内的国际河流的利用问题可能引发争议；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索马里等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将决定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出诸如美国是中国腐败官员和经济罪犯的理想庇护所等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认为，中美应该做到遇到危机时也要继续对话并加强第二轨道的交流；维护关系要保持耐心，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中国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并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
六 中美关系的未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S.Nye)在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军事力量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缺乏美国具有的好莱坞和一流大学那样的软实力；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初期的高速度。鉴于中国的国内前景依然难以确定，中国看来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竞争者。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在亚洲对美国形成挑战。只是不要夸张这种担心。如果我们对担心本身保持警惕，我们就可以使两个国家都更加安全。为了解决当前经济上的问题，美国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储蓄，削减赤字，改善基础教育，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这比渲染中国的威胁更为有效。
袁鹏认为，中美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严重缺乏互信，这是首要的问题；两国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军事冲突的风险仍在，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吴心伯认为，两国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努力加强地区的合作与整合；为应对当前的挑战，必须用“双赢”的模式取代“零和”的模式；传统的安全结构建立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战略的基础上，而新的安全结构应包含所有的东亚大国。清华大学一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教授提出，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中美日三国应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这在操作上简单易行，只是要消除政治上的阻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中美如果同意，日本也会加入；如果中美日赞同，则欧洲也无法不加入，这是一种双赢，也是中美赢得战略互信的重要举措。
对于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美国与会者表示，当前的美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不过，中美与会者普遍认为，奥巴马的外交决策团队更多强调软实力，强调多边外交，更加重视务实的外交风格，也会更关注国内事务。这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但美国并未衰落。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王伟光副院长指出，在中美建交30年之际，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评估当前发展，展望未来前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熊光楷将军提出中美学术界需要积极努力，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贡献。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大使彭达(Danniel W.Piccuta)表示，最近新落成的美国驻华使馆已成为美国政府在海外的第二大建筑，这表明了中美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中国问题第一次没有成为竞选辩论的主要议题，这反映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逐步成熟，相互依赖也在加强。
与会者对建交3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讨论的问题分别涉及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1980、1990年代及20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及其教训，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等问题。一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回顾傅立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首先分析了3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傅立民指出，中美共同努力建立官方关系，这对世界历史构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进步得到举世公认。中美官方与民间的联系正变得愈发广泛、深厚和稳定，两国正在共同改变着世界。他总结了建交30年来中美关系的七个特征：第一，中美关系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中美关系的变化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中美在国际交往中的联系日趋多样化；第四，中美之间正在寻求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五，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主要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不是价值驱动或基于领导人的私人关系；第六，中美日益加深的民间联系比官方联系更受瞩目；第七，中美关系的演变体现出了两国国力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正在缩小。他认为，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初两国就存在很多分歧，有些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但中美之间的紧密联系已使两国不会再回到以前的敌对状态。他建议中美要共同承担起在世界体系中应承担的责任，在地区政策和危机管理上建立起三边或多边机制，加强两国在法制、人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领导人应保持开放的对话。
陶文钊总结了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六个特点：第一，两国的合作基础和在各领域的交往在不断扩大；第二，中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正日趋制度化、常规化；第三，中美关系正日益成熟，双方的互信正在加强；第四，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美已成为经济上的伙伴；第五，中美在民间层面的交流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都要广泛，这对稳定中美关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六，两国虽然存在分歧，但并未对合作构成明显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陈宝森总结了30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特点。首先，中美经贸关系虽然经历了许多摩擦，但通过摩擦，中方也变得更加成熟负责；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迅速解决问题，这与过去旷日持久的双边谈判形成明显对比；第三，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找到了很多协调与合作的途径，也为双边贸易投资开拓了新领域。
兰普顿认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当时都认识到苏联的威胁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共同基础，同时中美建交也是各自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中美当前依然面临很多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这就给两国提供了广泛的合作空间。如今中美两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双方交往的渠道也从单纯的外交职能部门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学术界、媒体、非政府组织都参与进来，彼此国内民意的走向也受到更多关注。在当前全球化的过程中，中美两国为了增进相互关系，首先要加强合作，将共识转化为可遵守的标准；同时需要重新审视两国已走过的道路，珍惜合作的机会。
二 战略背景下的中美关系：1980年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全球战略，而是致力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更多是在为自身构筑安全的国际环境，而来自苏联的威胁促使中国明确了中美战略合作的目标；另一方面，在8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量激增，官方与民间的交流不断增多，两国间的理解也在加深，这对中国3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加深使中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自己。也有其他与会者认为，由于当时战略环境的变化，中美关系从战略对抗阶段转变为以共同利益驱动为核心的战略合作阶段。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用“基石、里程碑、试金石”三个词语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着重阐述了中美在198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李侃如从国内政策的视角探究了两国领导人所进行的战略抉择。中美两国与会者普遍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日趋紧密，尽管两国在1982年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有过争端，但由于双方对苏联威胁的共识，以及对双方经济潜力的巨大期许，中美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双边关系的蜜月期，尤为典型的表现是，比较敏感的双边军事交流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
三 1990年代的中美关系：合作与分歧
李侃如认为，随着中美两国在1980年代末期关系的恶化，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迅速加深，中美贸易量下降；同时，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战略目标发生改变，人权因素在美国国内的影响上升。这些因素都给老布什总统带来很大压力，使他无法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放开手脚。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引起了美国更多的关注。在整个1990年代，中美虽然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台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及炸馆事件上都有摩擦，但两国于1998年确定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贸易量也有了空前的增长，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也不断取得进展。因此可以认为，1990年代是两国寻找新的共识的时期。
芮效俭大使则表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因为媒体老板们对中国充满敌意。此后布什政府曾试图恢复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中国在朝着积极的路线前进，而美国则走向相反的方向，华盛顿的一些人对于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的进展都视而不见，中国已经在人权领域与美国展开合作，美国依然要求 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一年内要取得基础性改善，并依然在日内瓦惩罚中国。这一切使得两国关系的改善缓慢。但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重点已经从人权转向贸易方面，大量美国企业看到在中国的商机，于是人权问题就成为一个对华关系的杠杆。随后李登辉访美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对美国的信任。李道豫大使对此评论道，美国之所以同意李登辉访美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不再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也难以继续维持；中国依赖美国胜过美国依赖中国；同时美国也不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总的来说，1990年代，也就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比较混乱。不过，尽管困难重重，中美关系仍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一些中国与会学者认同中美关系在1990年代经历了相对困难时期的判断。复旦大学教授吴心伯指出，首先，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这一战略带来了负面作用，小布什上台后延续了这一战略，使得地区安全局势不断紧张；其次，由于中美不同的地区安全设想，两国在地区事务如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很少。在这一阶段，中国在深化国内改革，美国在寻找新的敌人和机会以维持霸权，这是中美试图重新考察、重新定位相互关系的时期，而当时两国对彼此的战略定位尚处争论之中，究竟是敌是友还认识不清。于是就出现这样一幅场景：政治上中美相互怀疑对方的目的——面对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制造麻烦；而在经济上，两国政府和商界又都有切实的相互需求，这种模式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才结束。但是，从积极方面上看，1990年代中美两国也增加了互信，交流更为广泛，合作机制逐步确立，最终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方面得益于双方在经济上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这也为随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四20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任内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平稳时期。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认为其原因在于：(1)中国的崛起。这在2004到2005年已成为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布什需要为此而调整政策。(2)世界局势的转变。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带来两个变化：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原来设想的西方转向东方调整为从西方转向中东，从遏制大国崛起转变为防范潜在的长远威胁，这两点都促使中美在朝鲜等地区事务上加强了合作。(3)机制性因素。中美之间互设首脑热线，建立战略对话机制，领导个人之间的友谊深化，这些都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陈东晓认为，新世纪中美外交结构发生的变化也有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从对手改变为“利益攸关者”，美国不再认为中国在故意挑战其利益；二是两国的利益交织使得双方都要更加关注对方的利益；三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从聚焦于美国转向更加国际化。但美国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将台湾放在美日同盟的防卫范围内，另一个是与印度签署核协议，这都对中美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傅梦孜对布什上台初期的中美关系做了回顾，认为发生在2001年的撞机事件的顺利解决表明，中美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前已开始在困难问题上进行协调；而2001年6月鲍威尔访华要求和中国建立协商关系，同样也表明中美期待相互的合作。此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唐家璇曾表示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积极作用，暗示接受美国的现有地位，这种表态没有先例；2001年4月布什曾声称将保卫台湾，但后来面对陈水扁的不断挑衅，布什政府对其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严厉表态；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认识也在改善，美国领导人心中的“中国威胁论”也在下降。
美驻华使馆政治处公使衔参赞黄浩(Benjamin Moeling)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苏联，不会打破现有秩序，美国政府要继续鼓励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中美需要培养这种互信以便在关键议题上进行合作。
五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和教训
这部分的讨论主要涉及到当前的金融危机、西藏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两国间仍然存在的问题。李侃如认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危机、贸易摩擦和环境问题。首先，中美需要共同面对的当前金融危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情况会变得很差，中美对此如何应对会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中国应该辨明质量投资与冒险投资的不同，中国企业不仅应将注意力放在质量投资上，而且还要学习怎样规划他们的投资以便使其在美国的投资看起来更像是质量投资。其次，中国怎样处理出口、贸易顺差，以及调控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也很重要，还有中国如何处理多边关系以重新构建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第三是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这可能是今后主要的安全威胁。奥巴马已经确立了三个最重要的议题，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二是环境危机，三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将成为今后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芮效俭重点谈论了西藏问题。他表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西方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最大风险在于西藏的外逃者获得了外国政府的同情。
陈宝森谈到了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关键一是如何处理金融危机，二是如何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三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兑换体系，四是怎样解决与金融危机并存的能源和粮食危机。这些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合作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有与会者对一些具体问题表示出担忧，如起源于中国境内的国际河流的利用问题可能引发争议；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索马里等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将决定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出诸如美国是中国腐败官员和经济罪犯的理想庇护所等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认为，中美应该做到遇到危机时也要继续对话并加强第二轨道的交流；维护关系要保持耐心，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中国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并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
六 中美关系的未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S.Nye)在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军事力量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缺乏美国具有的好莱坞和一流大学那样的软实力；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初期的高速度。鉴于中国的国内前景依然难以确定，中国看来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竞争者。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在亚洲对美国形成挑战。只是不要夸张这种担心。如果我们对担心本身保持警惕，我们就可以使两个国家都更加安全。为了解决当前经济上的问题，美国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储蓄，削减赤字，改善基础教育，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这比渲染中国的威胁更为有效。
袁鹏认为，中美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严重缺乏互信，这是首要的问题；两国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军事冲突的风险仍在，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吴心伯认为，两国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努力加强地区的合作与整合；为应对当前的挑战，必须用“双赢”的模式取代“零和”的模式；传统的安全结构建立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战略的基础上，而新的安全结构应包含所有的东亚大国。清华大学一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教授提出，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中美日三国应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这在操作上简单易行，只是要消除政治上的阻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中美如果同意，日本也会加入；如果中美日赞同，则欧洲也无法不加入，这是一种双赢，也是中美赢得战略互信的重要举措。
对于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美国与会者表示，当前的美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不过，中美与会者普遍认为，奥巴马的外交决策团队更多强调软实力，强调多边外交，更加重视务实的外交风格，也会更关注国内事务。这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但美国并未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