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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建交3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诸如贸易、币值、知识产权、人权、台湾和西藏等若干问题造成了摩擦，但这些问题在任何一种正常关系下都可以得到控制。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和美国是否将拥有一种正常关系。
纵观历史，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向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焦虑不安。暴力冲突虽不总是但却经常接踵而至。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根源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及其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上升，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三个问题之一。
很多观察家将中国的崛起与上世纪初的德国相比。林蔚(Arthur Waldron)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战争可能迟早会在亚洲爆发……今天中国积极寻求把美国从东亚吓走，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试图通过建造‘冒险舰队’来恐吓英国。”按照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说法，“中国领导层看待今日世界的方式很像一个世纪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国领导人不满其受到的束缚，想方设法要在自己被国际体系改变之前，抢先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近10％的年增长率，国防预算以大约17％的速度增长。五角大楼《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中国认定为一个问题。而中国领导人则在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近来所说的“和平发展”。
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分析家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并预测说：“美国和中国很可能陷入激烈的安全竞争，并有引发战争的巨大可能性。”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等其他人则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睦邻政策，解决了边界争端，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认识到运用软实力的好处。持怀疑态度者反击说，中国只是在等待经济继续为未来霸权奠定基础，其目标是把美国赶出亚洲，并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孰是孰非?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会得到答案。但辩论者应看到修昔底德深刻分析中的两个因素。引发战争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崛起，而且还有它给对方造成的恐惧。冲突不可避免的信念可能构成一大主因。由于相信最终将兵戎相见，各方都在做着适当的军事准备，而对方又将此解读为对其最严重威胁的证据。在一种扭曲的跨国联盟中，各国的鹰派引用对方的讲话作为确凿的证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相信中国“不久将主导世界，”而54％的人则把中国的兴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分析家应警惕此类夸大的恐惧和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用词不当。“复兴”则更准确些，因为从疆域和历史来看，这个中央王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的主要大国。从科技和经济方面看，中国从公元500年至1500年间都是世界的领导(尽管影响未遍布全球)。仅在最近500年间，中国才被欧洲和美国赶超。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计算，在工业时代之初的1820年，亚洲制造了世界约3/5的产品。到1940年，这个数字减少到1/5，尽管该地区的人口占世界的3/5。如今，快速的经济增长已使其产品比重恢复到2/5。亚行推测，到2025年亚洲将恢复到其历史水平。当然，亚洲包括日本、印度、韩国等其他国家，但中国最终将发挥最大作用。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较高的年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引人瞩目地增加了两倍。讲求实效的经济表现，加上儒家文化及新近对公共外交的重视，加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对33个国家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影响力在20个国家获得积极评价，而给予美国积极评价的仅有13个国家。
然而，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发展仍面临许多障碍。用官方汇率(更准确的实力衡量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世界银行最近用此法衡量的结果，认为官方汇率衡量法低估了40％)衡量，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仅为1700美元，或者说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25。中国的研发水平仅为美国的10％。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但美国的人均收入(对经济复杂性的更准确衡量手段)仍将高出中国4倍。此外，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并缺乏美国所享有的软实力资源，如好莱坞及世界级大学等。与之相比，德意志帝国1900年就已在工业生产总量上超过英国，并对英国海上霸权发起严峻的军事挑战。历史的类推误读了历史，也夸大了中国的实力。
另外，有关经济增长趋势的简单线性预测会造成误解。一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受益于进口技术，往往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随着该经济体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增长速度通常会放缓。在低效的国有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不充分的基础设施等方面，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严重的转型障碍。收入差距的扩大、大规模国内移民、落后的社会保障网、腐败和机制不完善等，都会造成政治不稳定。法治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实际上，一些观察家对羸弱的而非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动荡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无法控制移民流动、环境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及内部冲突，就会造成另外一系列问题。政治可能打乱经济规划。
只要中国经济确实保持增长，其军事实力很可能也将越来越强大，从而使中国看上去对其邻国更危险，并使美国在该地区承担的义务复杂化。但军事实力的平衡也将取决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的作为。在信息时代，军事实力的关键依赖于对天基监控系统、高速计算机及“精确制导”武器等构成的复杂系统进行收集、处理、传播和整合的能力。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开发出一些这种能力，但据很多军事分析家称，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在东亚对美国构成挑战，或者台海战争等其他问题不可能发生。有时当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感到走投无路时，就会发起进攻，比如像日本在珍珠港或20世纪50年代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时所发生的那样。例如，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中国可能都会对台湾动武。但这样的战争难以打赢，而双方都奉行审慎的政策则可以避免这样的战争。
设计应对挑战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当克林顿政府制定东亚战略时，美国就面临着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呼吁遏制中国的鹰派将无法打着这个旗号聚集起其他国家。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就必定会造成未来的敌对。既然我们无法确定中国将如何演变，那么排斥更美好的未来前景就是毫无意义的。综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我们的回答是：均势和经济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强化美日同盟，从而使中国无法对我们打“日本牌”；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布什政府延续了这一战略，这是两党一致的难得例证。不过，国会却存在一些厌恶这一战略的声音。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国内政治可概括为左派和右派反对中间派。
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官方债权人。评论家辩称，对华贸易使我们变得脆弱。中国抛售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对我们造成伤害，但这样做也会损害其本国经济。人民币汇率或许被低估，但在过去5年中，中国仅占美国贸易逆差增加额的1/3，人民币升值也无法消除我们的逆差。至于就业，即使美国禁止从中国进口低成本产品，我们也要从其他地方进口。要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就必须通过增加储蓄、减少逆差并改进基础教育等方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与夸大中国的经济威胁相比，这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安全。
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仍不确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使4亿人脱贫，但仍有4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中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民工大军高达1.4亿人，污染严重，腐败猖獗。政治变革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
面对这一不确定性，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以战略对话的方式与中国保持接触，鼓励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即认为自己应协助提供国际公用品，而非仅仅追求自己国家的短期利益。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态度正向此方向转变。但也总是残存着一种危险，即面对国内问题，中国会陷入竞争性民族主义。中国年轻人面对外界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所做出的表现，表明这种情绪会变得多么强烈。
结论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必要发生战争。并非每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带来战争，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即是证明。中国软实力或吸引力在美国等地的上升会有助于使中国看上去威胁小一些。同样，美国软实力的增强也有益于中国。实力不必是一种零和关系。如果中国的崛起一直是和平的，就很可能大大有利于中国、其邻国及美国。但请牢记修昔底德的忠告，对于安全问题分析家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将自己的简单理论误认为现实，避免错误地使用历史类推(就像有关德国的)，并避免让夸大的恐惧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套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来说，通过慎重对待恐惧本身，我们能够使两国都更安全。
(许安结 译 胡国成 校)
纵观历史，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向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焦虑不安。暴力冲突虽不总是但却经常接踵而至。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根源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及其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上升，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三个问题之一。
很多观察家将中国的崛起与上世纪初的德国相比。林蔚(Arthur Waldron)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战争可能迟早会在亚洲爆发……今天中国积极寻求把美国从东亚吓走，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试图通过建造‘冒险舰队’来恐吓英国。”按照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说法，“中国领导层看待今日世界的方式很像一个世纪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国领导人不满其受到的束缚，想方设法要在自己被国际体系改变之前，抢先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近10％的年增长率，国防预算以大约17％的速度增长。五角大楼《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中国认定为一个问题。而中国领导人则在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近来所说的“和平发展”。
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分析家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并预测说：“美国和中国很可能陷入激烈的安全竞争，并有引发战争的巨大可能性。”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等其他人则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睦邻政策，解决了边界争端，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认识到运用软实力的好处。持怀疑态度者反击说，中国只是在等待经济继续为未来霸权奠定基础，其目标是把美国赶出亚洲，并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孰是孰非?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会得到答案。但辩论者应看到修昔底德深刻分析中的两个因素。引发战争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崛起，而且还有它给对方造成的恐惧。冲突不可避免的信念可能构成一大主因。由于相信最终将兵戎相见，各方都在做着适当的军事准备，而对方又将此解读为对其最严重威胁的证据。在一种扭曲的跨国联盟中，各国的鹰派引用对方的讲话作为确凿的证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相信中国“不久将主导世界，”而54％的人则把中国的兴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分析家应警惕此类夸大的恐惧和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用词不当。“复兴”则更准确些，因为从疆域和历史来看，这个中央王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的主要大国。从科技和经济方面看，中国从公元500年至1500年间都是世界的领导(尽管影响未遍布全球)。仅在最近500年间，中国才被欧洲和美国赶超。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计算，在工业时代之初的1820年，亚洲制造了世界约3/5的产品。到1940年，这个数字减少到1/5，尽管该地区的人口占世界的3/5。如今，快速的经济增长已使其产品比重恢复到2/5。亚行推测，到2025年亚洲将恢复到其历史水平。当然，亚洲包括日本、印度、韩国等其他国家，但中国最终将发挥最大作用。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较高的年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引人瞩目地增加了两倍。讲求实效的经济表现，加上儒家文化及新近对公共外交的重视，加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对33个国家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影响力在20个国家获得积极评价，而给予美国积极评价的仅有13个国家。
然而，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发展仍面临许多障碍。用官方汇率(更准确的实力衡量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世界银行最近用此法衡量的结果，认为官方汇率衡量法低估了40％)衡量，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仅为1700美元，或者说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25。中国的研发水平仅为美国的10％。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但美国的人均收入(对经济复杂性的更准确衡量手段)仍将高出中国4倍。此外，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并缺乏美国所享有的软实力资源，如好莱坞及世界级大学等。与之相比，德意志帝国1900年就已在工业生产总量上超过英国，并对英国海上霸权发起严峻的军事挑战。历史的类推误读了历史，也夸大了中国的实力。
另外，有关经济增长趋势的简单线性预测会造成误解。一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受益于进口技术，往往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随着该经济体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增长速度通常会放缓。在低效的国有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不充分的基础设施等方面，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严重的转型障碍。收入差距的扩大、大规模国内移民、落后的社会保障网、腐败和机制不完善等，都会造成政治不稳定。法治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实际上，一些观察家对羸弱的而非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动荡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无法控制移民流动、环境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及内部冲突，就会造成另外一系列问题。政治可能打乱经济规划。
只要中国经济确实保持增长，其军事实力很可能也将越来越强大，从而使中国看上去对其邻国更危险，并使美国在该地区承担的义务复杂化。但军事实力的平衡也将取决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的作为。在信息时代，军事实力的关键依赖于对天基监控系统、高速计算机及“精确制导”武器等构成的复杂系统进行收集、处理、传播和整合的能力。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开发出一些这种能力，但据很多军事分析家称，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在东亚对美国构成挑战，或者台海战争等其他问题不可能发生。有时当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感到走投无路时，就会发起进攻，比如像日本在珍珠港或20世纪50年代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时所发生的那样。例如，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中国可能都会对台湾动武。但这样的战争难以打赢，而双方都奉行审慎的政策则可以避免这样的战争。
设计应对挑战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当克林顿政府制定东亚战略时，美国就面临着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呼吁遏制中国的鹰派将无法打着这个旗号聚集起其他国家。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就必定会造成未来的敌对。既然我们无法确定中国将如何演变，那么排斥更美好的未来前景就是毫无意义的。综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我们的回答是：均势和经济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强化美日同盟，从而使中国无法对我们打“日本牌”；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布什政府延续了这一战略，这是两党一致的难得例证。不过，国会却存在一些厌恶这一战略的声音。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国内政治可概括为左派和右派反对中间派。
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官方债权人。评论家辩称，对华贸易使我们变得脆弱。中国抛售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对我们造成伤害，但这样做也会损害其本国经济。人民币汇率或许被低估，但在过去5年中，中国仅占美国贸易逆差增加额的1/3，人民币升值也无法消除我们的逆差。至于就业，即使美国禁止从中国进口低成本产品，我们也要从其他地方进口。要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就必须通过增加储蓄、减少逆差并改进基础教育等方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与夸大中国的经济威胁相比，这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安全。
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仍不确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使4亿人脱贫，但仍有4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中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民工大军高达1.4亿人，污染严重，腐败猖獗。政治变革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
面对这一不确定性，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以战略对话的方式与中国保持接触，鼓励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即认为自己应协助提供国际公用品，而非仅仅追求自己国家的短期利益。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态度正向此方向转变。但也总是残存着一种危险，即面对国内问题，中国会陷入竞争性民族主义。中国年轻人面对外界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所做出的表现，表明这种情绪会变得多么强烈。
结论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必要发生战争。并非每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带来战争，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即是证明。中国软实力或吸引力在美国等地的上升会有助于使中国看上去威胁小一些。同样，美国软实力的增强也有益于中国。实力不必是一种零和关系。如果中国的崛起一直是和平的，就很可能大大有利于中国、其邻国及美国。但请牢记修昔底德的忠告，对于安全问题分析家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将自己的简单理论误认为现实，避免错误地使用历史类推(就像有关德国的)，并避免让夸大的恐惧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套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来说，通过慎重对待恐惧本身，我们能够使两国都更安全。
(许安结 译 胡国成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