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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家属伤医事件。该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在正常诊疗中，遭到患者家属孙文斌的恶性伤害而死亡。这是近十年来，中国近300例伤医事件之一。据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
平安夜的这一幕是一场极端、偶发事件。孙文斌为何在急诊科掏出利刃？他们一家究竟何种背景？血案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医疗运行机制？
凶手一家何种背景
据知情者回忆，因为脑梗塞的后遗症，95岁的孙某氏长期卧床。其儿子孙文斌就是民航医院的行凶者，55岁，是一个屠夫。孙某氏平时大多和孙文斌居住，偶尔也到女儿家住。生活拮据的孙文斌赡养母亲，不需要自己贴钱，很可能还有些补益（孙某氏是一名超转人员，每月都享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费）。
2019年12月4日，晚期肿瘤患者孙某氏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于是，被儿女就近送往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一位医生回忆，因病情较重，当天本要由急诊科转入肿瘤科病房，但正是年底，住院部肿瘤科的重症监护室床位已满，便留在了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
一位民航总医院的医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接诊的是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与此同时，一位与孙某氏隔床的患者家属回忆：“孙文斌和他姐姐一起看着老太太。当时孙文斌说他母亲发烧，是大夫开的点滴不对，导致高烧不退。一晚上，一直在找值班大夫说这事。孙文斌说自己懂医，就是大夫开错了药，导致的这种情况。”
“我们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我们和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上述医生回忆，“孙文斌当时的原话是，‘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
之后的半个月内，患者家属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为细微病情变化和怀疑医生用药，不停吵闹、辱骂、威胁。“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他们都不同意，就在抢救室天天跟我们吵。”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终于，悲剧发生了。12月24日凌晨6点多，在杨文伏案工作时，孙文斌和她交流了20分钟。之后，突然从背后揪住她头发，扼住她颈部，连砍数刀。
据一位医生回忆，孙家人说，这把刀是在3天前就备下的。孙文斌早在四五天前就说要杀了杨文。
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抢救小组到达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
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医院的急诊科门口停着7辆警车，抢救室现场有大量血迹，杨文医生躺在抢救床上，满身是血，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挽回杨文的生命。
一位医生回忆，杨文去世的早上，患者的家人还问值班医生，心率这么快，你们不管吗？下午，有五六个人围着质问，老太太什么时候可以住院，不让抽血检查、复查CT。事发第二天，孙文斌的哥哥还在问，老太太为什么越治越差。
杨文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究竟存不存在失误呢？
在对患者进一步治疗中，专家看了病历，调取了检查结果，查看了患者实际病情。结果显示，杨文和同事的治疗，过程规范，方案合理，患者的情况较入院有了一定好转。病历中曾经好几处记载家属多次拒绝检查和治疗，造成诊断治疗过程很困难。
医生介绍，“尽管早告诉过他们（患者家属）肌酐正常，血象好多了，但他们就是听不到。”杨文遇害后，患者家属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没有任何道歉的话。
当问这位医生，杨文是一个怎样的人时。医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这个事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杨文大夫是很好的大夫，所有患者都对她绝对好评，她这个人是很温和的，不喜欢跟别人吵架。”
根据其他医生的讲述，12月26日晚上，卫健委组织专家给孙某氏会诊，会诊持续了5个小时。家属要求这位癌症晚期的老太太在经过治疗后，能说（话）能走（路）。第二天，孙某氏被转至朝阳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目前，孙某氏仍处于昏迷状态。
12月27日下午，民航总医院举行了杨文医师追思会。昔日的同事唏嘘不已，是哀痛、是不舍、更是悲愤。而医院仍在正常接诊。
当天，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
为什么血案发生在急诊科
杨文的好友张力（化名），现在依旧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中：孙某氏本有可能转入医院的肿瘤科，如果能转，也许杨文不会失去生命。
一般而言，像孙某氏这类高龄、全身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孙某氏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病人的选择上极其谨慎。
像孙某氏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
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病人，往往会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收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家医院虽然是三级综合性医院，但救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有限。而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尤其是家属情绪极端，总是干预医生治疗，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才让孙某氏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其间，急診科曾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家属均不采纳。
但即使转入肿瘤科或者其他医院，万一病人死亡，那么，受害的可能不是杨文，也可能是其他医生。只不过，急诊科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成为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而杨文，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
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零容忍
近十年来，中国已发生近300例伤医事件。据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
在媒体频繁曝出的医患纠纷，甚至恶性伤医事件的推动下，如今，“医闹”在制度层面已经有法可依。
在12月2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获得表决通过，将于2020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内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
该法作出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司长赵宁表示，作为这部法律立法工作的参与者，本来应该高兴，但在法律审议的过程中发生了北京民航总医院暴力伤医事件，非常痛心，也非常愤怒。这个事件不是所谓的医疗纠纷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赵宁还表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是零容忍，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
每个人身上的病症纷繁复杂，医疗本身就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需要医患之间密切配合。面对病痛，医生需多尽一份努力，患者和家属多一份理解，甚至坦然面对生死。毕竟，在疾病面前，医生和患者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士，保护医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Vista看天下》等）
平安夜的这一幕是一场极端、偶发事件。孙文斌为何在急诊科掏出利刃？他们一家究竟何种背景？血案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医疗运行机制？
凶手一家何种背景
据知情者回忆，因为脑梗塞的后遗症，95岁的孙某氏长期卧床。其儿子孙文斌就是民航医院的行凶者，55岁，是一个屠夫。孙某氏平时大多和孙文斌居住，偶尔也到女儿家住。生活拮据的孙文斌赡养母亲，不需要自己贴钱，很可能还有些补益（孙某氏是一名超转人员，每月都享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费）。
2019年12月4日，晚期肿瘤患者孙某氏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于是，被儿女就近送往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一位医生回忆，因病情较重，当天本要由急诊科转入肿瘤科病房，但正是年底，住院部肿瘤科的重症监护室床位已满，便留在了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
一位民航总医院的医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接诊的是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与此同时，一位与孙某氏隔床的患者家属回忆：“孙文斌和他姐姐一起看着老太太。当时孙文斌说他母亲发烧，是大夫开的点滴不对，导致高烧不退。一晚上，一直在找值班大夫说这事。孙文斌说自己懂医，就是大夫开错了药，导致的这种情况。”
“我们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我们和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上述医生回忆，“孙文斌当时的原话是，‘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
之后的半个月内，患者家属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为细微病情变化和怀疑医生用药，不停吵闹、辱骂、威胁。“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他们都不同意，就在抢救室天天跟我们吵。”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终于，悲剧发生了。12月24日凌晨6点多，在杨文伏案工作时，孙文斌和她交流了20分钟。之后，突然从背后揪住她头发，扼住她颈部，连砍数刀。
据一位医生回忆，孙家人说，这把刀是在3天前就备下的。孙文斌早在四五天前就说要杀了杨文。
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抢救小组到达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
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医院的急诊科门口停着7辆警车，抢救室现场有大量血迹，杨文医生躺在抢救床上，满身是血，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挽回杨文的生命。
一位医生回忆，杨文去世的早上，患者的家人还问值班医生，心率这么快，你们不管吗？下午，有五六个人围着质问，老太太什么时候可以住院，不让抽血检查、复查CT。事发第二天，孙文斌的哥哥还在问，老太太为什么越治越差。
杨文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究竟存不存在失误呢？
在对患者进一步治疗中，专家看了病历，调取了检查结果，查看了患者实际病情。结果显示，杨文和同事的治疗，过程规范，方案合理，患者的情况较入院有了一定好转。病历中曾经好几处记载家属多次拒绝检查和治疗，造成诊断治疗过程很困难。
医生介绍，“尽管早告诉过他们（患者家属）肌酐正常，血象好多了，但他们就是听不到。”杨文遇害后，患者家属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没有任何道歉的话。
当问这位医生，杨文是一个怎样的人时。医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这个事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杨文大夫是很好的大夫，所有患者都对她绝对好评，她这个人是很温和的，不喜欢跟别人吵架。”
根据其他医生的讲述，12月26日晚上，卫健委组织专家给孙某氏会诊，会诊持续了5个小时。家属要求这位癌症晚期的老太太在经过治疗后，能说（话）能走（路）。第二天，孙某氏被转至朝阳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目前，孙某氏仍处于昏迷状态。
12月27日下午，民航总医院举行了杨文医师追思会。昔日的同事唏嘘不已，是哀痛、是不舍、更是悲愤。而医院仍在正常接诊。
当天，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
为什么血案发生在急诊科
杨文的好友张力（化名），现在依旧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中：孙某氏本有可能转入医院的肿瘤科，如果能转，也许杨文不会失去生命。
一般而言，像孙某氏这类高龄、全身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孙某氏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病人的选择上极其谨慎。
像孙某氏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
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病人，往往会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收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家医院虽然是三级综合性医院，但救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有限。而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尤其是家属情绪极端，总是干预医生治疗，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才让孙某氏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其间，急診科曾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家属均不采纳。
但即使转入肿瘤科或者其他医院，万一病人死亡，那么，受害的可能不是杨文，也可能是其他医生。只不过，急诊科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成为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而杨文，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
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零容忍
近十年来，中国已发生近300例伤医事件。据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
在媒体频繁曝出的医患纠纷，甚至恶性伤医事件的推动下，如今，“医闹”在制度层面已经有法可依。
在12月2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获得表决通过，将于2020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内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
该法作出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司长赵宁表示，作为这部法律立法工作的参与者，本来应该高兴，但在法律审议的过程中发生了北京民航总医院暴力伤医事件，非常痛心，也非常愤怒。这个事件不是所谓的医疗纠纷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赵宁还表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是零容忍，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
每个人身上的病症纷繁复杂，医疗本身就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需要医患之间密切配合。面对病痛，医生需多尽一份努力，患者和家属多一份理解，甚至坦然面对生死。毕竟，在疾病面前，医生和患者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士，保护医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Vista看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