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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洋为中用的结果,可名之中体西用。如果把它做到极致,其风险就是“王安石陷阱”即:政府以自己的意志完全“代行”市场机制,短时间看,很有快感,时间长了,必将导致经济破产。其病原是官僚体制的自我恶性膨胀。
现在许多学者都担心的现象,如国企改革停滞,国企中的垄断大鳄天价拿地,以及行业协会垄断海外采购,其本质都是“王安石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再版。
在西方人的“纯资本主义”(将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田纪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里,西方人一直像信奉耶酥基督一样地尊奉市场法则,政府也只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份。自从他们发现政府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不得不逾距跑进运动场充当裁判员(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此时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王安石主义”很好用。把“王安石主义”恰到好处地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义。
眼下西方人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政府调控”,这让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了。这个发展趋势的风险,是哈耶克警告过的“奴役之路”。当基本民权在政府淫威的面前倒下的时候,就会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深渊。
以上两种趋势虽在拉近中西两大文明体之间的距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融为一体,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基本理念的产物。尽管如此,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应当早早地应予关注。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恰到好处的政府调控与充分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相互结合,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精髓。但政府依据怎样的制度设计来做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仅靠实践和总结是不行的,需要拿出有创见的宏大理论,这就是把问题引向了更难更深的层次,也就到了本文所难以论及的深度了。
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这个新奇的名词含有怎样的意义?这是首先要向读者交待的。请不要向大家熟知的另一个名词“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联想,与“科学资本主义”含义相近的词是“科学主义”。
虽然“科学”是个褒义词,但科学主义却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将人类以往的认识和经验,主观地应用于对未来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安排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人类把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管理中,将劣质人口或“无社会价值”的种群予以人工淘汰,其后果不用赘述是违反基本人道的。
笔者这里所说的“科学资本主义”是一个中性名词,它既不是一种标榜,不是去宣扬一个主义(如“科学社会主义”那样),也不是一种贬损(如“科学主义”那样),而是面对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以十分冷静的一个概括,用来向人们展示出笔者在缜密的思考之后的一种判断。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演变的趋势,是以自由竞争为最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在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以后,它的发展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阻碍,从而出现了前所未遇的危机。具体讲,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必要”的修正。
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执著地固守“自由竞争”基本原则和认识底线,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历史上和今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危机都能最终得到化解。“市场理性”能够指导人们迎来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终达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合理的开发和消费。
但是,发生在2008年夏季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上述思想家们“集体失语”,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最虔诚地信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信条的美国,它的政府也在市场外部坐不住了,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由上帝之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了。它将以政府的行政力量获取的7000亿美元用来“救市”,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市场经济最肆无忌惮的干预。人们怎样评价这个将一个非市场主体的力量参加到市场活动中来的行为?按习惯说法是“政府干预”。是的,这种作法是一种干预行动,但是给这种行动赋予正当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名称。我则认为,应当给这种违反常规的干预行为予以认可的理由,应当把它称为“科学资本主义”。人们普遍认可这种做法的本意,是因为美国政府正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利益——不要让经济“崩盘”,但此种手法本身是“违规”的,因为作为非市场主体的政府实体本无权这样做(政府采购之类的行为是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合规的市场活动,与上述行为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用这个案例的方式,这样地进一步描述和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科学资本主义”:“科学资本主义”是政府行为的一个新的信条,即当政府认为市场经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时,当市场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用“无为”的对策方式无法看到经济体尽快走出危机时,当政府以“超人”身份自认为市场机制出现“失灵”征兆时,政府以非市场手段插手市场的非正常交易活动,这种政府行为的根据应当被叫做“科学资本主义”。之所以冠之以“科学”二字,是因为政府认定:在此时,如果不以理性对自然秩序予以修正,虽然最终也能走出危机,但是眼下的各个市场主体以及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都将在短时间内受到伤害。当此之时,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政府将上帝推开,让他暂时“挂职”,自己主动“犯规”,赤膊上阵干预市场。
科学资本主义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我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创造“科学资本主义”这个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以前现成的类似的旧词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当今世界刚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大额财团或金融家们结成联盟操纵市场,以攫取最大的利益。列宁曾把早期的个别现象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的产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依据。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和现象,如果任其发展,所有中小企业都将消失,真正的市场也不复存在,商品价格也就取决于寡头们的随心所欲了。如此,资本主义也就真如列宁所说进入“垄断的、垂死的阶段”,最后的消亡也就不远了。但是,那时的资本主义并未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克服了那个趋势,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产生。而这样做的主体正是政府,这说明自然的“资本主义现象”(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克服其内在的“野性”。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含义还是行为主体,都与“科学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主体”则是政府,其历史上的案例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一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走上此路(如德国的民族复仇和日本民族由卑微而产生的民族狂妄),就使得问题进入了另一个巨大的话题。法西斯德国和战前日本的政府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法西斯的“八紘一宇”思想的统御下,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成了国家政治的一个部门,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其民族经济必将成为那些狂人们的殉葬品。这是两个“走偏”的案例,简短说,就是政府“弄权过度”,权力成了政府服用的“毒品”,以致政府无限制地将某些狂人的目标强加于社会,从而导致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灾难。
“科学资本主义”还只是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政府职能的“扩权”,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已蜕变为专制政治的无限度地任意施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资本主义”
在美国政府从一个方向上开始尝试以“科学资本主义”手法修正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同一座山的背面逼近“科学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它们的方向相反,目标却一致。中国人许久以来,就一贯不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历史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那个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措施,在本质上都是把中国政府对市场运作和公众的经济行为的无条件干预逐步收敛,官方说法叫“国退民进”简政放权。最明显的标志是把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定价机制逐步还给市场。但距离社会财富价值完全由市场形成的那一天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许多方面: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历史上和现实中充分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基于此,才会催生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市场弄潮儿,同时也给某些靠近市场的部门的政府官员造就了极轻易地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
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从不同方向上向着“科学资本主义”这同一目标前进这一现象进行认识和判断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首先可以促进我们中国人对长久以来在头脑中形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必要的修正。
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任由一个什么坏蛋或一群吸血鬼,用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工具,也不是由一个反动的理论家创立的一套“坏”的经济理论,而是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形成的一套商务行为规则。人们,尤其是中国人,长久地浸淫在无聊的道德说教中,把从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视为“不义”看成贪婪,最形象的说法叫“无商不奸”。中国的儒家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出亚当•斯密那样的思想家,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认识到这样一条道理:每个人如果以劳动的方式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向社会谋利,并尊重他人有相同的谋利权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氛围,尽管这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许多人认为这使得社会变得“不公”,因而“嫉妒心”常常让人们产生仇富心理。一句话: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程度无关,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而是一群人依据一套生活原则所催生的一种文化氛围。
我一直就这样定义资本主义。
当我们中国人开始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都看到它的“丑恶”的一面,而一百年来的社会实践,让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它合理和有用的那一面。当中国人在承诺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就认可了资本主义这一西方人所发明的伟大的文化成果。但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生活组织原则所生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中国特色”,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文化传说统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其基本的冲突,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仅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原则,就让土地权利和所有自然资源失去了商品本性,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让社会劳动无法形成真正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劳动价格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对市场无法形成至关重要的基础商品的合理的定价机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
“驾驭价值规律”与“科学资本主义”
思路至此,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驾驭价值规律”的有关争议。
1992年在财政科学研究成果徐州定稿会上,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冒昧地讨教过老一辈财经理论权威许毅先生。创立并极力主张“驾驭价值规律”这一说法的许老简单而干脆地回答道:“怎么不能驾驭?我们可以不必从自己的市场上形成商品的价格,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西方人的市场活动,就不难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价格信息,拿来应用就是了。”当时,我听了口服心不服(我也有中国人“畏大人言”的毛病),但还是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在当时的实践中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因此无法继续争辩下去。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GDP,中国的商品影响到世界贸易的程度还很低,大宗的商品,如石油、钢铁、天然气、铁矿石等,绝大多数的物流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我们中国很容易地就能将“国际价格”来引入到当时中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来。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许多基础性的商品(如上述的钢铁、石油),中国成了重要的买主或卖主,我们与别人的交易极大地影响该商品在整个世界的供求关系的时候,“定价机制”失去了自由竞争这个前提,其价格的确定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大宗进口的商品铁矿石,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亚各国进口的石油,以及我们的大宗出口商品(玩具、服装、小商品、钢铁制品等,以及眼下正打得欢的“轮胎仗”),它们的价格形成方式就进入了盲区。对方于是就耍起了赖,以“反倾销”法来对待我们。我们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反倾销举措很是恼火,但是也很无奈。即使告到了WTO,由于我在前所说的“市场定价机制”的缺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历史上看,当资本主义二百多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资本主义者”从来都是世界性的主要商品销售者或倾销者,“价值规律”是他们的护身法宝,也正是这个“规律”让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得以形成。如果现在再去请教许老这同一问题,不知他将会为“驾驭价值规律”之说做怎样的新的解释了。
仅把当前西方的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是不全面的。而今,我们中国人来了,这给他们出了难题:我们作为大买主,采购意愿稍一透露,世界上该类商品的价格应声暴涨(如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我们销售行动刚一展示,各国“反倾销”的市场大厅马上关闭,前者造成“有价无市”,须反复地艰难地谈判协商,也难以奏效(因为机制已经缺失),而后者,就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孤岛。长此以往,都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眼下则是走出低谷)带来不利。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制造”的梦魇确实让不少原本是西方人的强项(最显著的是钢铁、造船、纺织)的领域变成了“落叶长安”。可以设想,长此以往,当那些人们在支撑西方人饭碗的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金融业)再接连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新势力范围”时,世界经济将进入下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严冬。
这就是我在思考本轮金融危机时,不由得想用“科学资本主义”这个基础判断来敲一敲警钟的由来。
西方人是用高科技为手段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的,他们也在同一过程中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世界,并获得了作为成功者的文化优越的“快感”。以电脑的发明和卫星的应用为背景的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生物科学为龙头的现代农业,以重化工科研成果催生的新材料产业,所有这些高科技新领域,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人半个世纪来开拓出的“新大陆”,从另一角度来说则是被我们这些“能吃苦”的后进民族逼上的“绝境”。他们身处“绝境”之后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在他们前面没了路,即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所创造出的新型产品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我据此而认为,这才是源于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而造成这样后果的就是引发“科学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老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挑战。而无论是房利美、房地美的“次贷危机”,还是麦道夫导演的惊天大骗案都只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情况下爆出的个案,绝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这更进一步说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呼唤“科学资本主义”的产生,呼吁它出面来解围以应付场面。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们发展本国经济的初衷,我们真不愿意看到西方人的一个一个行业走向没落,因为他们的这种没落也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方向和赶超目标。
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认为,应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之外来寻找对策了。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发挥的巨大影响。这就要说说中国“科学资本主义”的儒家渊源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信心十足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硕果——信息经济时代。当我们打开门开始走向他们时,他们却进入了前途莫测的“百年未遇的危机时代”,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从哲学的深度看待这一现象?
“科学资本主义”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依据斗争哲学,只有对立和真正的竞争,才能激发人类的进步,平庸的“和合”,只能导致停滞。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和西方世界这三四百年来的巨大进步昭示着前者,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止步不前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放下远的说近的,西方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本轮经济危机?
我的判断是:从小处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完成了“日本化”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开始从危机中走出来。那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已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倍地增加“中国制造”的生产成本,西方人也就开始从难以接受的“价格挑战”中解脱出来,步入平静的稳流发展时期。这一点,正像日本在80年代来日元大幅度提价以后,西方人才从“日本奇迹”的惊愕中松口气,从而迎来他的最为得意的信息经济时代,恢复了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帮助西方人,我们也应当做点什么,那首先就是:让多数中国人真正地富裕起来,走出“穷日子穷过”的历史,并尽快结束“富日子穷过”(例如有了钱就买美国国债)的过渡时期。一个能最快见效的政策建议,就是把我们的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更多地尽快地用来提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质量,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的劳动成本——这不但能让西方人松口气,也能使中国人获得超越生活的动力,进而发展我们的文化,并以其成果贡献人类。当然能把这笔钱“消耗”得好,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和艺术。
那么从大处看,西方经济何时复苏,或者说获得新的生机得到发展?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第一,西方人能否不断地拿出与电脑、互联网技术、新材料革命空间技术和生物科技相媲美的新的伟大科技成果了;第二,是西方人何时能拿出突破性的现代经济理论成果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稍带性质的“市场监管”来权宜应付。
先说这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讳言,自16世纪以来,世界和人类的划时代进步都是由西方人不断努力探索才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结果。在现代,新的世界经济周期将更紧密地与新科技的大发现相关联,没有了后者,世界经济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的发展阶段,如果再加上人类自身数量的无控制的盲目繁衍,那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例如,这次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人带着人类1/5的人口“入籍地球”的结果,对稳步发展很长时间的西方来说,由于今后不会再有这么一个大的“人口决堤”事件发生(中国加入WTO),所以我判断,在消化掉中国人口问题以后,一个世纪之内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的稳流期。此轮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结果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土地资源何时实现资本化,中国的劳动资源何时彻底实现商品化,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何时能彻底地转化为“唯利是图”的独立市场法人,而有如此三者,则要求中国对政府行政资源改造,中国家庭的人口观念的改变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必须有突破性的进展,而西方人能否创新出“新玩意”则是本答案的另一个提示。
从这个角度看,G2之说为什么让人们炒得那么火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它能引起几乎所有人眼球的最深度的原因正在这里,即:美国的“科学资本主义”实施到何种程度,实施到什么时间,而中国何时走出“科学资本主义”阶段,将自身融入到自然的秩序中。
中国儒文化的提醒——现代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
本轮的经济危机虽能发于美国,但其发韧处和最终解决的关键却在中国。我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信条在最深的地层中引发了本轮世界上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精髓是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干预市场。
依据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大丈夫”的最高生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境界是按照儒家理论“重新安排的山河”,当然操控市场和各种干预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也就必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顶多只做到“治国”那个档次就开始走向没落,即使在可称雄天下的清朝乾隆年代,也没有走出国门实施“平天下”。而今,依照中国人祖先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做得空前充分了,开始从历史上最辉煌的程度有所突破了,即尝试着“平天下”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只在苦涩中莫衷于是,而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开始看出点“门道”了。
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10日笠原敏彦的文章(题目为《东西价值观的相克》),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向西方发起价值观攻势”。他说:“……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区分的儒教等亚洲价值观念今后必然会更加兴盛。世界正在由西方文明操纵的时代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据2009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中国人不是以武力去“平天下”,而是在自己也未加准备的情况下,以儒教的观念迈开了“平天下”的步伐。其中最让西方人惊愕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性恐慌中谈论“百分之七还是百分之八”,可见中国人不但能“改变已经发生扭曲的国际关系”,而且在提醒西方人:中国政府应该不会侧身于市场之外,今后会更积极地干预市场,中国人管这叫做“调控”,而“调控”远远比“干预”来得更积极主动一些,可以说“调控”的含义是:无条件地全面干预市场。
但是,笔者也对将来的某个时刻怀有担忧,从来不含现代金融理念的中国儒家文化,一旦主宰了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不能推出像金本位那样取自自然的价值原素(“充分自由的”市场则有此功能,而那个市场为儒家文化所不容),如果不能“制造”出美元那样既方便灵活又数量上恰到好处的用于流通和储存手段的新的货币,今后的世界经济的基石又将如何存在呢?
整个地球会不会又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无义战”格局呢?当然,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刀真枪的战争,而是“贸易战”、“制裁战”,或者是“价格战”和在WTO框架下的“口水战”。
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能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而感到自豪(毕竟彻底地结束了曾经的屈辱时代),但是却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中国冲击波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震撼”。应对那个“震撼”,西方人可以用我的“科学资本主义”说法来理解和自我安慰,但那是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最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还应当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获得解决,因为,那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折射和演化。而按照中国儒家文化“平天下”的原则(即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生活的主张),只能把世界引入类似过去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平庸时代。
我认为,中国的儒文化对当今世界的最大意义,是逼迫经济学家们拿出新的理论成果来,这个成果应当包括这样的内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边界,政府应当以何种方式对市场发挥非经济性质的作用。而这样的内容是包括凯恩斯以及萨缪尔森都在内的学者都从来未涉足的处女地。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感谢王少华副教授、实习编辑孙丽雅对我写作本文提供的帮助)
现在许多学者都担心的现象,如国企改革停滞,国企中的垄断大鳄天价拿地,以及行业协会垄断海外采购,其本质都是“王安石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再版。
在西方人的“纯资本主义”(将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田纪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里,西方人一直像信奉耶酥基督一样地尊奉市场法则,政府也只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份。自从他们发现政府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不得不逾距跑进运动场充当裁判员(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此时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王安石主义”很好用。把“王安石主义”恰到好处地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义。
眼下西方人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政府调控”,这让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了。这个发展趋势的风险,是哈耶克警告过的“奴役之路”。当基本民权在政府淫威的面前倒下的时候,就会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深渊。
以上两种趋势虽在拉近中西两大文明体之间的距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融为一体,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基本理念的产物。尽管如此,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应当早早地应予关注。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恰到好处的政府调控与充分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相互结合,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精髓。但政府依据怎样的制度设计来做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仅靠实践和总结是不行的,需要拿出有创见的宏大理论,这就是把问题引向了更难更深的层次,也就到了本文所难以论及的深度了。
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这个新奇的名词含有怎样的意义?这是首先要向读者交待的。请不要向大家熟知的另一个名词“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联想,与“科学资本主义”含义相近的词是“科学主义”。
虽然“科学”是个褒义词,但科学主义却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将人类以往的认识和经验,主观地应用于对未来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安排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人类把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管理中,将劣质人口或“无社会价值”的种群予以人工淘汰,其后果不用赘述是违反基本人道的。
笔者这里所说的“科学资本主义”是一个中性名词,它既不是一种标榜,不是去宣扬一个主义(如“科学社会主义”那样),也不是一种贬损(如“科学主义”那样),而是面对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以十分冷静的一个概括,用来向人们展示出笔者在缜密的思考之后的一种判断。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演变的趋势,是以自由竞争为最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在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以后,它的发展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阻碍,从而出现了前所未遇的危机。具体讲,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必要”的修正。
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执著地固守“自由竞争”基本原则和认识底线,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历史上和今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危机都能最终得到化解。“市场理性”能够指导人们迎来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终达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合理的开发和消费。
但是,发生在2008年夏季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上述思想家们“集体失语”,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最虔诚地信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信条的美国,它的政府也在市场外部坐不住了,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由上帝之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了。它将以政府的行政力量获取的7000亿美元用来“救市”,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市场经济最肆无忌惮的干预。人们怎样评价这个将一个非市场主体的力量参加到市场活动中来的行为?按习惯说法是“政府干预”。是的,这种作法是一种干预行动,但是给这种行动赋予正当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名称。我则认为,应当给这种违反常规的干预行为予以认可的理由,应当把它称为“科学资本主义”。人们普遍认可这种做法的本意,是因为美国政府正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利益——不要让经济“崩盘”,但此种手法本身是“违规”的,因为作为非市场主体的政府实体本无权这样做(政府采购之类的行为是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合规的市场活动,与上述行为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用这个案例的方式,这样地进一步描述和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科学资本主义”:“科学资本主义”是政府行为的一个新的信条,即当政府认为市场经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时,当市场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用“无为”的对策方式无法看到经济体尽快走出危机时,当政府以“超人”身份自认为市场机制出现“失灵”征兆时,政府以非市场手段插手市场的非正常交易活动,这种政府行为的根据应当被叫做“科学资本主义”。之所以冠之以“科学”二字,是因为政府认定:在此时,如果不以理性对自然秩序予以修正,虽然最终也能走出危机,但是眼下的各个市场主体以及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都将在短时间内受到伤害。当此之时,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政府将上帝推开,让他暂时“挂职”,自己主动“犯规”,赤膊上阵干预市场。
科学资本主义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我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创造“科学资本主义”这个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以前现成的类似的旧词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当今世界刚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大额财团或金融家们结成联盟操纵市场,以攫取最大的利益。列宁曾把早期的个别现象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的产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依据。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和现象,如果任其发展,所有中小企业都将消失,真正的市场也不复存在,商品价格也就取决于寡头们的随心所欲了。如此,资本主义也就真如列宁所说进入“垄断的、垂死的阶段”,最后的消亡也就不远了。但是,那时的资本主义并未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克服了那个趋势,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产生。而这样做的主体正是政府,这说明自然的“资本主义现象”(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克服其内在的“野性”。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含义还是行为主体,都与“科学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主体”则是政府,其历史上的案例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一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走上此路(如德国的民族复仇和日本民族由卑微而产生的民族狂妄),就使得问题进入了另一个巨大的话题。法西斯德国和战前日本的政府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法西斯的“八紘一宇”思想的统御下,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成了国家政治的一个部门,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其民族经济必将成为那些狂人们的殉葬品。这是两个“走偏”的案例,简短说,就是政府“弄权过度”,权力成了政府服用的“毒品”,以致政府无限制地将某些狂人的目标强加于社会,从而导致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灾难。
“科学资本主义”还只是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政府职能的“扩权”,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已蜕变为专制政治的无限度地任意施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资本主义”
在美国政府从一个方向上开始尝试以“科学资本主义”手法修正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同一座山的背面逼近“科学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它们的方向相反,目标却一致。中国人许久以来,就一贯不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历史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那个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措施,在本质上都是把中国政府对市场运作和公众的经济行为的无条件干预逐步收敛,官方说法叫“国退民进”简政放权。最明显的标志是把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定价机制逐步还给市场。但距离社会财富价值完全由市场形成的那一天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许多方面: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历史上和现实中充分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基于此,才会催生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市场弄潮儿,同时也给某些靠近市场的部门的政府官员造就了极轻易地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
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从不同方向上向着“科学资本主义”这同一目标前进这一现象进行认识和判断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首先可以促进我们中国人对长久以来在头脑中形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必要的修正。
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任由一个什么坏蛋或一群吸血鬼,用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工具,也不是由一个反动的理论家创立的一套“坏”的经济理论,而是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形成的一套商务行为规则。人们,尤其是中国人,长久地浸淫在无聊的道德说教中,把从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视为“不义”看成贪婪,最形象的说法叫“无商不奸”。中国的儒家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出亚当•斯密那样的思想家,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认识到这样一条道理:每个人如果以劳动的方式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向社会谋利,并尊重他人有相同的谋利权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氛围,尽管这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许多人认为这使得社会变得“不公”,因而“嫉妒心”常常让人们产生仇富心理。一句话: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程度无关,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而是一群人依据一套生活原则所催生的一种文化氛围。
我一直就这样定义资本主义。
当我们中国人开始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都看到它的“丑恶”的一面,而一百年来的社会实践,让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它合理和有用的那一面。当中国人在承诺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就认可了资本主义这一西方人所发明的伟大的文化成果。但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生活组织原则所生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中国特色”,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文化传说统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其基本的冲突,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仅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原则,就让土地权利和所有自然资源失去了商品本性,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让社会劳动无法形成真正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劳动价格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对市场无法形成至关重要的基础商品的合理的定价机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
“驾驭价值规律”与“科学资本主义”
思路至此,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驾驭价值规律”的有关争议。
1992年在财政科学研究成果徐州定稿会上,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冒昧地讨教过老一辈财经理论权威许毅先生。创立并极力主张“驾驭价值规律”这一说法的许老简单而干脆地回答道:“怎么不能驾驭?我们可以不必从自己的市场上形成商品的价格,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西方人的市场活动,就不难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价格信息,拿来应用就是了。”当时,我听了口服心不服(我也有中国人“畏大人言”的毛病),但还是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在当时的实践中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因此无法继续争辩下去。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GDP,中国的商品影响到世界贸易的程度还很低,大宗的商品,如石油、钢铁、天然气、铁矿石等,绝大多数的物流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我们中国很容易地就能将“国际价格”来引入到当时中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来。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许多基础性的商品(如上述的钢铁、石油),中国成了重要的买主或卖主,我们与别人的交易极大地影响该商品在整个世界的供求关系的时候,“定价机制”失去了自由竞争这个前提,其价格的确定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大宗进口的商品铁矿石,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亚各国进口的石油,以及我们的大宗出口商品(玩具、服装、小商品、钢铁制品等,以及眼下正打得欢的“轮胎仗”),它们的价格形成方式就进入了盲区。对方于是就耍起了赖,以“反倾销”法来对待我们。我们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反倾销举措很是恼火,但是也很无奈。即使告到了WTO,由于我在前所说的“市场定价机制”的缺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历史上看,当资本主义二百多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资本主义者”从来都是世界性的主要商品销售者或倾销者,“价值规律”是他们的护身法宝,也正是这个“规律”让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得以形成。如果现在再去请教许老这同一问题,不知他将会为“驾驭价值规律”之说做怎样的新的解释了。
仅把当前西方的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是不全面的。而今,我们中国人来了,这给他们出了难题:我们作为大买主,采购意愿稍一透露,世界上该类商品的价格应声暴涨(如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我们销售行动刚一展示,各国“反倾销”的市场大厅马上关闭,前者造成“有价无市”,须反复地艰难地谈判协商,也难以奏效(因为机制已经缺失),而后者,就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孤岛。长此以往,都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眼下则是走出低谷)带来不利。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制造”的梦魇确实让不少原本是西方人的强项(最显著的是钢铁、造船、纺织)的领域变成了“落叶长安”。可以设想,长此以往,当那些人们在支撑西方人饭碗的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金融业)再接连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新势力范围”时,世界经济将进入下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严冬。
这就是我在思考本轮金融危机时,不由得想用“科学资本主义”这个基础判断来敲一敲警钟的由来。
西方人是用高科技为手段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的,他们也在同一过程中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世界,并获得了作为成功者的文化优越的“快感”。以电脑的发明和卫星的应用为背景的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生物科学为龙头的现代农业,以重化工科研成果催生的新材料产业,所有这些高科技新领域,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人半个世纪来开拓出的“新大陆”,从另一角度来说则是被我们这些“能吃苦”的后进民族逼上的“绝境”。他们身处“绝境”之后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在他们前面没了路,即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所创造出的新型产品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我据此而认为,这才是源于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而造成这样后果的就是引发“科学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老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挑战。而无论是房利美、房地美的“次贷危机”,还是麦道夫导演的惊天大骗案都只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情况下爆出的个案,绝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这更进一步说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呼唤“科学资本主义”的产生,呼吁它出面来解围以应付场面。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们发展本国经济的初衷,我们真不愿意看到西方人的一个一个行业走向没落,因为他们的这种没落也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方向和赶超目标。
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认为,应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之外来寻找对策了。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发挥的巨大影响。这就要说说中国“科学资本主义”的儒家渊源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信心十足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硕果——信息经济时代。当我们打开门开始走向他们时,他们却进入了前途莫测的“百年未遇的危机时代”,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从哲学的深度看待这一现象?
“科学资本主义”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依据斗争哲学,只有对立和真正的竞争,才能激发人类的进步,平庸的“和合”,只能导致停滞。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和西方世界这三四百年来的巨大进步昭示着前者,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止步不前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放下远的说近的,西方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本轮经济危机?
我的判断是:从小处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完成了“日本化”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开始从危机中走出来。那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已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倍地增加“中国制造”的生产成本,西方人也就开始从难以接受的“价格挑战”中解脱出来,步入平静的稳流发展时期。这一点,正像日本在80年代来日元大幅度提价以后,西方人才从“日本奇迹”的惊愕中松口气,从而迎来他的最为得意的信息经济时代,恢复了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帮助西方人,我们也应当做点什么,那首先就是:让多数中国人真正地富裕起来,走出“穷日子穷过”的历史,并尽快结束“富日子穷过”(例如有了钱就买美国国债)的过渡时期。一个能最快见效的政策建议,就是把我们的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更多地尽快地用来提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质量,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的劳动成本——这不但能让西方人松口气,也能使中国人获得超越生活的动力,进而发展我们的文化,并以其成果贡献人类。当然能把这笔钱“消耗”得好,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和艺术。
那么从大处看,西方经济何时复苏,或者说获得新的生机得到发展?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第一,西方人能否不断地拿出与电脑、互联网技术、新材料革命空间技术和生物科技相媲美的新的伟大科技成果了;第二,是西方人何时能拿出突破性的现代经济理论成果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稍带性质的“市场监管”来权宜应付。
先说这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讳言,自16世纪以来,世界和人类的划时代进步都是由西方人不断努力探索才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结果。在现代,新的世界经济周期将更紧密地与新科技的大发现相关联,没有了后者,世界经济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的发展阶段,如果再加上人类自身数量的无控制的盲目繁衍,那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例如,这次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人带着人类1/5的人口“入籍地球”的结果,对稳步发展很长时间的西方来说,由于今后不会再有这么一个大的“人口决堤”事件发生(中国加入WTO),所以我判断,在消化掉中国人口问题以后,一个世纪之内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的稳流期。此轮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结果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土地资源何时实现资本化,中国的劳动资源何时彻底实现商品化,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何时能彻底地转化为“唯利是图”的独立市场法人,而有如此三者,则要求中国对政府行政资源改造,中国家庭的人口观念的改变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必须有突破性的进展,而西方人能否创新出“新玩意”则是本答案的另一个提示。
从这个角度看,G2之说为什么让人们炒得那么火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它能引起几乎所有人眼球的最深度的原因正在这里,即:美国的“科学资本主义”实施到何种程度,实施到什么时间,而中国何时走出“科学资本主义”阶段,将自身融入到自然的秩序中。
中国儒文化的提醒——现代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
本轮的经济危机虽能发于美国,但其发韧处和最终解决的关键却在中国。我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信条在最深的地层中引发了本轮世界上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精髓是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干预市场。
依据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大丈夫”的最高生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境界是按照儒家理论“重新安排的山河”,当然操控市场和各种干预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也就必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顶多只做到“治国”那个档次就开始走向没落,即使在可称雄天下的清朝乾隆年代,也没有走出国门实施“平天下”。而今,依照中国人祖先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做得空前充分了,开始从历史上最辉煌的程度有所突破了,即尝试着“平天下”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只在苦涩中莫衷于是,而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开始看出点“门道”了。
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10日笠原敏彦的文章(题目为《东西价值观的相克》),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向西方发起价值观攻势”。他说:“……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区分的儒教等亚洲价值观念今后必然会更加兴盛。世界正在由西方文明操纵的时代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据2009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中国人不是以武力去“平天下”,而是在自己也未加准备的情况下,以儒教的观念迈开了“平天下”的步伐。其中最让西方人惊愕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性恐慌中谈论“百分之七还是百分之八”,可见中国人不但能“改变已经发生扭曲的国际关系”,而且在提醒西方人:中国政府应该不会侧身于市场之外,今后会更积极地干预市场,中国人管这叫做“调控”,而“调控”远远比“干预”来得更积极主动一些,可以说“调控”的含义是:无条件地全面干预市场。
但是,笔者也对将来的某个时刻怀有担忧,从来不含现代金融理念的中国儒家文化,一旦主宰了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不能推出像金本位那样取自自然的价值原素(“充分自由的”市场则有此功能,而那个市场为儒家文化所不容),如果不能“制造”出美元那样既方便灵活又数量上恰到好处的用于流通和储存手段的新的货币,今后的世界经济的基石又将如何存在呢?
整个地球会不会又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无义战”格局呢?当然,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刀真枪的战争,而是“贸易战”、“制裁战”,或者是“价格战”和在WTO框架下的“口水战”。
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能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而感到自豪(毕竟彻底地结束了曾经的屈辱时代),但是却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中国冲击波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震撼”。应对那个“震撼”,西方人可以用我的“科学资本主义”说法来理解和自我安慰,但那是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最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还应当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获得解决,因为,那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折射和演化。而按照中国儒家文化“平天下”的原则(即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生活的主张),只能把世界引入类似过去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平庸时代。
我认为,中国的儒文化对当今世界的最大意义,是逼迫经济学家们拿出新的理论成果来,这个成果应当包括这样的内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边界,政府应当以何种方式对市场发挥非经济性质的作用。而这样的内容是包括凯恩斯以及萨缪尔森都在内的学者都从来未涉足的处女地。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感谢王少华副教授、实习编辑孙丽雅对我写作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