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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太宗在晋阳起兵扫荡群雄成为唐帝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贞观君臣共创盛世，奠定了有唐一代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但鲜为人所注意的是，唐太宗在史学领域亦作为甚多。他组织天下俊彦大规模搜集整理图籍，诏修六史，实现了史馆修史的制度化，把我国古老的“鉴戒”史学的优良传统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唐太宗；鉴戒史学；史馆修史；史学地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75-02
隋王朝终于在炀帝的暴政下土崩瓦解，在海内鼎沸中肇兴的李氏家族最终实现了江山一统。及至太宗继位，在历史经验教训中悟出了“水以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隋为鉴，善于总结历史乃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太宗皇帝在史学领域作为甚多，有着重要的史学地位。他组织当时的英杰俊彦大规模搜集整理图籍，诏修六史，实现了史馆修史的制度化，把我国古老的“鉴戒”史学的优良传统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 、“鉴戒”史学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世民目睹了强盛的隋王朝瞬间土崩，以及隋末群雄割据，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社会景象，这些都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使得这位经历过腥风血雨的帝王不得不时时以“亡隋”为鉴，谋求新生的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那么，具体如何来实现“亡隋”之鉴呢？对此，太宗皇帝有着清醒的认识。“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
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覈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①
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史官制度和文字的结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作用及特殊意义，由此得出“鉴戒”的途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结论。诚然，“鉴戒”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唐太宗以前已有不少人论及，然多为“殷鉴不远”，“彰往察来”，“据今识古，可以知来”等等笼统的看法。至于如何“鉴”，怎么“察”，“识古”的途径是什么等等，从来就没有明确的阐述，惟有太宗皇帝才第一次清楚明确地提出通过史籍方得以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前此的古人没有朦胧的意识，不然，何以会不断的修史读史？）太宗皇帝的这一史学思想非常重要，意义重大。首部史学理论批评专著《史通》的作者刘知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似的看法②，这也更加证明了太宗皇帝史学识见的超卓之处。太宗驭宇二十 三年的史学活动及与之有关的活动都是在此前提下指导完成的。
二、大规模搜集整理图籍，为大规模修史作准备
隋末丧乱，“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③李唐肇兴，重新振兴经籍，太宗即位后，承继高祖遗业大规模整理著录图籍。先是在弘文馆聚集群书二十余万卷，接着在贞观三年任命魏征为秘书监，并采纳了魏征“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的建议，“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④。
经过大规模地整理著录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后来收入《五代史志》之一的《隋书•经籍志》。《经籍志》是对唐太宗以前书籍传流情况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重大发展。《经籍志》是继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个中华文化典籍整理著录的结晶。整理著录图书的又一重大成果是《群书治要》的汇辑完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群书治要》与太宗“以史为鉴”系系相关的。太宗“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⑤魏征在主持修撰五代史提供“取鉴于亡国”的教训的同时，又主持《群书治要》的编汇，提供“取鉴乎哲人”的素材。虞世南等采摭经、史、子、集群书，编录成书奏上。从图书整理角度看，“古笈之精华，略尽于此”。正因为“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所以，太宗宝重非常，令诸王各赐一部。
太宗皇帝“以史为鉴”的大规模图籍整理著录活动产生了上述大批学术成就外还直接间接为大规模修史活动创造了条件。
三、史馆修史制度化
（一）史馆修史的尝试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⑥然而由于杨隋短祚，并没有彻底完成史馆修史制度化。李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下诏修魏、齐、周、隋、梁、陈六代史。可是，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终至“（萧）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处处以“亡隋为鉴”的太宗皇帝即位，特别注意“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⑦。 “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⑧，并且“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⑨。与诏修“六代史”情况不同，首先有一个专设机构——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五代史”。与此同时，又有房玄龄、魏征正副宰相“总监”，并由魏征“总加撰定”，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还有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负责体例问题，协调各史内容。最后，发挥有家学渊源的姚思廉、李百药的作用，使之完满父祖遗志，续成前作。这是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充分发挥修史人员各自的优长，规避其不足，保证了“五代史”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官修前代史树立了榜样。这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史学经验，在史学编纂学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后来温公修撰《资治通鉴》本质上也是借资于这一方法。即便以今天的史学标准来看，它依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诏修“五代史”在贞观十年先后完成。太宗皇帝晚年认为晋史“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⑩。于贞观二十年闰三月下诏重修，历两年余而成书。太宗皇帝不但为撰修《晋书》定调，而且还曾亲自为其中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撰写史论。因此，《晋书》旧题御撰并非没有道理。一部《晋书》可以说表达了太宗此时的心声，更是太宗“以古颂今”、“以古谕今”、“以古讽今”的“鉴戒史学”最直接的体现。
诏修六代史是贞观君臣“以古为镜”、“鉴戒史学”的结晶。钦定二十四史仅太宗一朝所修即已占去四分之一。为后世研究我国历史留下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尤其《晋书》修成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11)?，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国史学做出巨大的贡献。
（二）史馆修史的正式制度化
设秘书内省诏修五代史只是史馆修史制度的尝试（事已省去），稍后的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又于禁中建置常设的修史机构——史馆，以修国史，并创议由宰相监修。史馆有系统的组织，明确的规章，把史料积累、史书编纂结合起来，逐渐制度化。然而，对于唐太宗建立的史馆修史制度，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史馆修史令史家难于充分发挥，弊多利少，“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12)诚然，史馆修史制度也如任何一项制度那样有其必然的不足，有待发展完善之处，但非难所及多非史馆修史制度本身。若谓“汗青无日”，何以太宗皇帝设置史馆，宰相监修，人才荟萃，分工合作，各尽其才，一时六史俱出，且不乏佳品，空前绝后？这本身就是对那些史馆修史制度责难的有力否定。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说：“唐以宰相监修国史，至今因之。”(13)于此可见，唐太宗创举的史馆修史宰相监修制度具有的深远影响。其实，李唐以降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与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贯通全面的史书修撰已非史家个人所能完就，动用国家的力量保证史书修撰的顺利完成实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唐太宗史馆修史不可避免要有所曲笔。但是曲笔隐晦，讳饰史是在唐太宗史馆修史制度创立以前早已有之的。我们不能骤然把曲笔隐晦的罪名全加在太宗史馆修史制度上面，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我们说唐太宗基本上还是向往和要求“直书无隐”的。
然而，太宗皇帝再三提出要“亲自观览（起居注），用知得失”，屡次不遂，终于改变方式于贞观十四年提出“欲看国史”，命房玄龄“撰录进来”而间接达到目的。我们姑且不论太宗真实目的何在，但是此风一开的确弊害不浅。正如谏议大夫朱子奢谏止的那样，认为此法传示后世，必然使史官“希风顺旨，全身远害”(14)，造成千年的历史真实无所传闻。显见的后果之一便是高祖、太宗两朝实录的真伪难辨，聚讼纷纭。另一个深远的后果是引来了高宗永徽年以后起居注的变化。掌起居注官虽然“对仗承旨”，但仗下后，随百官退出，不再预测闻机务了。起居注则只能于制敕内采录，别无他事可记。
通过以上对太宗皇帝史学活动挂一漏万的爬梳，不难看出太宗皇帝为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史学地位。
注释：
①《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修晋书诏》
②《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
③《旧唐书•儒学传序》
④《旧唐书•魏征传》
⑤《册府无龟》卷五五四
⑥《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⑦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二《杜谗邪》，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⑧《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
⑨《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⑩《唐大诏令集》卷一《修晋书诏》
(11)《史通》卷十二《正史》
(12)《史通•忤时》
(1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三月，玄龄监修国史”条胡注
(14)《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上》
关键词：唐太宗；鉴戒史学；史馆修史；史学地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75-02
隋王朝终于在炀帝的暴政下土崩瓦解，在海内鼎沸中肇兴的李氏家族最终实现了江山一统。及至太宗继位，在历史经验教训中悟出了“水以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隋为鉴，善于总结历史乃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太宗皇帝在史学领域作为甚多，有着重要的史学地位。他组织当时的英杰俊彦大规模搜集整理图籍，诏修六史，实现了史馆修史的制度化，把我国古老的“鉴戒”史学的优良传统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 、“鉴戒”史学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世民目睹了强盛的隋王朝瞬间土崩，以及隋末群雄割据，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社会景象，这些都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使得这位经历过腥风血雨的帝王不得不时时以“亡隋”为鉴，谋求新生的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那么，具体如何来实现“亡隋”之鉴呢？对此，太宗皇帝有着清醒的认识。“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
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覈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①
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史官制度和文字的结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作用及特殊意义，由此得出“鉴戒”的途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结论。诚然，“鉴戒”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唐太宗以前已有不少人论及，然多为“殷鉴不远”，“彰往察来”，“据今识古，可以知来”等等笼统的看法。至于如何“鉴”，怎么“察”，“识古”的途径是什么等等，从来就没有明确的阐述，惟有太宗皇帝才第一次清楚明确地提出通过史籍方得以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前此的古人没有朦胧的意识，不然，何以会不断的修史读史？）太宗皇帝的这一史学思想非常重要，意义重大。首部史学理论批评专著《史通》的作者刘知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似的看法②，这也更加证明了太宗皇帝史学识见的超卓之处。太宗驭宇二十 三年的史学活动及与之有关的活动都是在此前提下指导完成的。
二、大规模搜集整理图籍，为大规模修史作准备
隋末丧乱，“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③李唐肇兴，重新振兴经籍，太宗即位后，承继高祖遗业大规模整理著录图籍。先是在弘文馆聚集群书二十余万卷，接着在贞观三年任命魏征为秘书监，并采纳了魏征“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的建议，“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④。
经过大规模地整理著录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后来收入《五代史志》之一的《隋书•经籍志》。《经籍志》是对唐太宗以前书籍传流情况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重大发展。《经籍志》是继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个中华文化典籍整理著录的结晶。整理著录图书的又一重大成果是《群书治要》的汇辑完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群书治要》与太宗“以史为鉴”系系相关的。太宗“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⑤魏征在主持修撰五代史提供“取鉴于亡国”的教训的同时，又主持《群书治要》的编汇，提供“取鉴乎哲人”的素材。虞世南等采摭经、史、子、集群书，编录成书奏上。从图书整理角度看，“古笈之精华，略尽于此”。正因为“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所以，太宗宝重非常，令诸王各赐一部。
太宗皇帝“以史为鉴”的大规模图籍整理著录活动产生了上述大批学术成就外还直接间接为大规模修史活动创造了条件。
三、史馆修史制度化
（一）史馆修史的尝试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⑥然而由于杨隋短祚，并没有彻底完成史馆修史制度化。李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下诏修魏、齐、周、隋、梁、陈六代史。可是，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终至“（萧）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处处以“亡隋为鉴”的太宗皇帝即位，特别注意“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⑦。 “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⑧，并且“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⑨。与诏修“六代史”情况不同，首先有一个专设机构——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五代史”。与此同时，又有房玄龄、魏征正副宰相“总监”，并由魏征“总加撰定”，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还有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负责体例问题，协调各史内容。最后，发挥有家学渊源的姚思廉、李百药的作用，使之完满父祖遗志，续成前作。这是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充分发挥修史人员各自的优长，规避其不足，保证了“五代史”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官修前代史树立了榜样。这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史学经验，在史学编纂学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后来温公修撰《资治通鉴》本质上也是借资于这一方法。即便以今天的史学标准来看，它依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诏修“五代史”在贞观十年先后完成。太宗皇帝晚年认为晋史“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⑩。于贞观二十年闰三月下诏重修，历两年余而成书。太宗皇帝不但为撰修《晋书》定调，而且还曾亲自为其中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撰写史论。因此，《晋书》旧题御撰并非没有道理。一部《晋书》可以说表达了太宗此时的心声，更是太宗“以古颂今”、“以古谕今”、“以古讽今”的“鉴戒史学”最直接的体现。
诏修六代史是贞观君臣“以古为镜”、“鉴戒史学”的结晶。钦定二十四史仅太宗一朝所修即已占去四分之一。为后世研究我国历史留下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尤其《晋书》修成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11)?，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国史学做出巨大的贡献。
（二）史馆修史的正式制度化
设秘书内省诏修五代史只是史馆修史制度的尝试（事已省去），稍后的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又于禁中建置常设的修史机构——史馆，以修国史，并创议由宰相监修。史馆有系统的组织，明确的规章，把史料积累、史书编纂结合起来，逐渐制度化。然而，对于唐太宗建立的史馆修史制度，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史馆修史令史家难于充分发挥，弊多利少，“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12)诚然，史馆修史制度也如任何一项制度那样有其必然的不足，有待发展完善之处，但非难所及多非史馆修史制度本身。若谓“汗青无日”，何以太宗皇帝设置史馆，宰相监修，人才荟萃，分工合作，各尽其才，一时六史俱出，且不乏佳品，空前绝后？这本身就是对那些史馆修史制度责难的有力否定。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说：“唐以宰相监修国史，至今因之。”(13)于此可见，唐太宗创举的史馆修史宰相监修制度具有的深远影响。其实，李唐以降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与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贯通全面的史书修撰已非史家个人所能完就，动用国家的力量保证史书修撰的顺利完成实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唐太宗史馆修史不可避免要有所曲笔。但是曲笔隐晦，讳饰史是在唐太宗史馆修史制度创立以前早已有之的。我们不能骤然把曲笔隐晦的罪名全加在太宗史馆修史制度上面，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我们说唐太宗基本上还是向往和要求“直书无隐”的。
然而，太宗皇帝再三提出要“亲自观览（起居注），用知得失”，屡次不遂，终于改变方式于贞观十四年提出“欲看国史”，命房玄龄“撰录进来”而间接达到目的。我们姑且不论太宗真实目的何在，但是此风一开的确弊害不浅。正如谏议大夫朱子奢谏止的那样，认为此法传示后世，必然使史官“希风顺旨，全身远害”(14)，造成千年的历史真实无所传闻。显见的后果之一便是高祖、太宗两朝实录的真伪难辨，聚讼纷纭。另一个深远的后果是引来了高宗永徽年以后起居注的变化。掌起居注官虽然“对仗承旨”，但仗下后，随百官退出，不再预测闻机务了。起居注则只能于制敕内采录，别无他事可记。
通过以上对太宗皇帝史学活动挂一漏万的爬梳，不难看出太宗皇帝为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史学地位。
注释：
①《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修晋书诏》
②《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
③《旧唐书•儒学传序》
④《旧唐书•魏征传》
⑤《册府无龟》卷五五四
⑥《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⑦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二《杜谗邪》，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⑧《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
⑨《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⑩《唐大诏令集》卷一《修晋书诏》
(11)《史通》卷十二《正史》
(12)《史通•忤时》
(1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三月，玄龄监修国史”条胡注
(14)《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