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主政,到1949年离开大陆,蜗居海岛。蒋介石22年间,更换了许多侍从秘书和侍从副官。但不贪恋富贵荣华,以年少新进,淡于名利,激流勇退者,仅有一人。他就是我的大舅父刘持生先生。
　　
　　
　　子女遵从总兵爷的遗命,举家逃逸,避居陇南阴平县的山中。因为颇为通晓医术,就以医道济世,悬壶救难于桑梓。子孙终清朝之世,不参加科举,也不做官。直到1910年,作为绵阳人女婿的外祖父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密谋保护路权,抗议清廷向洋人出卖领土主权。遂成为四川总督赵尔丰通缉的对象。外公不得已亡命青海,充当州县小吏。到三十年代,在西宁站稳脚跟后,就把全家搬到了西宁。
　　少年时代的大舅,异常聪颖,工于诗歌、笔墨丹青,对古代典籍,情有独钟。中学后就读于兰州。1932年,以甘肃省考第一名成绩,被报送到南京中央大学古典文学系,成为国学大师胡小石,汪辟疆门下高足。汪辟疆先生甚至感慨到:“我近来门下有三位甘肃籍的学生刘持生、霍松林(陕西师大资深教授)、马騄程,都是难得的人才。从宋朝以来,文学之士是东南多于西北。今天群彦联翩而至,该不是地气的钟灵毓秀要发生变化?”
　　诚如先生所言,大舅博学广闻,见解高远,德行文章,高于同学辈人,被导师熊光楷、胡小石看重。193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后留校任教。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府,创立于1902年,几经易名扩建。大舅被保送至中央大学古典文学系就读时,经过几次更易校长的风波,终于是名震一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清华大学首任校长,蒋介石私人顾问罗家伦出任校长。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于乱世中,开始了其最辉煌的的办学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华北告急。8月13日,日寇又从吴淞口登陆,围攻上海,进逼南京。罗家伦审时度势,为了这座最高学府的安全,力排众议,果断决定西迁重庆。1937年10月即举校西迁。身为助教的大舅,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变迁和艰难困苦的岁月。他们这些青年教师和学校里的职员、工人,要担负沉重的搬运,保管、押送,安置任务,在战争的阴影和日寇的轰炸下,溯江而上,经历重重磨难。却几乎未遭受惨重损失,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1月初,即在重庆复课。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部分: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大舅在沙坪坝本部。
　　
　　特别侍从的烽火岁月
　　
　　1938年,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最为艰难的时期。根据30年代战略家蒋百里先生预先制定的抗日战略,国民革命军采取了梯次重点防御,节节阻击,在大量消耗其有生力量后,将战线稳定在北起河套、中条山,鄂西、湘西至西南一线,以待国际民主力量援助的战略。不了解战况和国情,情绪激昂的民众,凭愿望要求政府停止后退,阻敌于国门之外。
　　于是社会上一片指责之声,以文艺与学术界名流叫嚣最甚。蒋介石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迫切需要寻找一位年轻有为,学有所成,举止大方,待人得体,又精通儒释道学,能力行他所倡导的礼义廉耻道德的青年才俊,来代他应付方方面面学者文人,以便集中精力于军事和其他,于是求助于中央大学。
　　校长罗家伦、文学院长胡小石,力荐已为中文系讲师的大舅为蒋介石侍从室特别侍从,于是年三月赶赴战时临时首都的武汉,专代蒋介石应对社会名流,相与诗文赠答。由是被授衔为陆军上校,同时获得国民党党籍。这时,他年仅24岁。以饱学之士而兼军职,蒋先生是要他随时侍奉左右,以供驱使。
　　那是一段匪夷所思的峥嵘岁月。日寇分兵三路进犯,蒋介石顾此失彼,到处救火,日夜奔命于火线。大舅一介书生,效命于军前,奔走于鞍马之间,经历了兰封会战、花园口决堤、武汉会战、长沙文夕大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战时混乱、血肉横飞和惊心动魄,在他是亲历,感触良深。5月兰封会战,蒋介石亲临郑州督战,但各部协调不力,相互不能声援,郑州难保,京汉路敞开了大门。夏秋之交,在日寇大举入侵,没有国际支援,蒋介石在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战争中已心力交瘁,病急乱投医,做出决开郑州河防的黄河大堤和火焚长沙,以阻遏日军的攻势和兵锋的决定,作为随从的大舅,虽然人微言轻,不能参与谋划,但他心中如焚,忧国忧民。花园口决堤前夕,蒋介石亲赴郑州洛阳视察,大舅于洛阳填词一首,以记此行:
　　“河山四战形无改,英灵剩有伽蓝在。日暮噪官鸦,承平付梦华。天津桥下树,杜宇声声苦。莫唱不如归,名园风景稀。”——《菩萨蛮•五都词•洛阳》
　　武汉会战的硝烟散尽,大舅追随蒋先生,奔走于湖湘,筹划在这一中华腹心地带,与日寇做殊死的决战。11月13日,日寇兵临岳阳,新墙河告急。长沙守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局错传命令,使奉命演习的部队在慌乱中错误地引燃了火炬,焚烧了已布满汽油、火油的湘中重镇长沙。
　　
　　这一举动,虽说是提前落实了国府焦土抗战的决策,但并未达到预先设定的战略目的,却使生灵涂炭。这是大舅妈和我的故乡,先辈几代人,凭文治、军功所得的宅第,从东长街大鼓道巷的祖业,皇帝钦赐立起的牌坊,到其他八处宅院,全部为焦土抗战作了奉献。站在亲人故居的废墟前,舅舅流泪了,虽然士当执干戈以卫社稷,但是如此生灵涂炭,河山疮痍,使他厌恶透了战争、权利、勾心斗角, 心中已萌生了去志。
　　12月5日,大舅随蒋介石回到重庆,回顾大半年来的风雨忧患,大舅感慨万千,口占七律,抚膺长叹:
　　“百战俄闻上将逃,凤城回首寇如毛。不知灞上群儿戏,真见阿旁烈焰高。八骏穆王旌旆远,六卿夏后指挥劳。乱流无复人间世,愁对饥鸿遍地号。”——1938年《有感》。
　　10天后,汪精卫叛逃河内。回顾9个月来的亲历见闻,大舅对高层官员的腐朽、专横、自私和叛属无常深恶痛绝,于是,向侍从室、蒋先生递交了辞呈。因为敦厚稳重、谦和朴质,凡事礼让,与蒋先生和同僚本相得;假如大舅谨慎从事,安于职守,要不了几年,由此从政,会侪身高层,飞黄腾达。但是舅舅梗直忠厚,不喜欢名利富贵,折节事人,深恶官场腐败,黑暗,去志已坚。蒋先生一再挽留不得,只好放归其人。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一片欢声,庆贺先生归来。
　　抗战胜利之后,大舅以教授身份随军飞抵东北,接收长春大学,任长春文学院院长。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在饥饿中,大舅以百块光洋买得散兵步枪一支,又出钱向守军购得通行证,以一辆独轮车载着尚在襁褓中的长女刘盈(小名长春,西安某中学英语教师),带着妻子,身背二升熟黄豆,从滇军六十军防区出逃,投奔解放区。
　　受到东北野战军礼遇,并被礼送入关。辗转北平、上海、南京,回归母校。中央大学拆分后,来到西安。参加陕西农村土地改革后,任职西北大学中文系,成为古代文学先秦两汉部分的资深教授。
　　
　　文革岁月
　　
　　“你的印象呢?”
　　“他个子不高,瘦瘦的,严峻刻板,很少露出笑容。什么时候都正襟危坐,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闭目坐禅,决定了的事,从不反悔,坚毅而又多疑。”
　　“其实蒋先生蛮朴实的,不吸烟,很少饮酒,不兴办舞会。早餐从来就是牛奶面包,一点新鲜水果。不是来客人,正餐也简单,江浙家常菜而已。”
　　“他对你怎样?”
　　“我是后生,年龄仅及先生一半,作好份内的事,完成先生的嘱托,就没事。先生以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风行草偃’ 嘛!”
　　“书上说,他真投降,假抗日,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只见他在38年间,从武汉奔到洛阳,又回武汉到长沙、重庆,并没有躲在峨眉山的山洞里,倒是常在火线。”
　　“先生常说,他备受‘古来忠烈’,‘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殉难精神及慈母之教,当‘景行既夙,应求无愧’。我看,虽然心绪极怀时他也发脾气,拍桌子,摔杯子,用高而尖的奉化话骂娘希屁,泰然自若的时候还是多!”
　　大舅不说话了,走到窗前,对着前面的围墙,陷入沉思之中,仿佛回到久远的过去……
　　大舅于世俗,势力从不沾边。但古道热肠,不畏权贵。文革后,先生成为西北各高等学府从事古典文学教学,欲进封高级职称的学者的学术水平鉴定人。仍然是只认真章,不认其他。大舅的子女因文化革命,年少下乡,无一人能上大学。但他却不许任何人利用亲家的权势谋利、升学。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普通的,又是不普通的。
　　20世纪80年代郭琦任西北大学校长时曾说,刘持生教授是中文系考据派的代表人物。大舅辞世后,西大出版社将其遗著《先秦两汉文学史》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家人将其诗作《持庵集》出版。一些诗界行家读后大为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