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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儿童文学的写作，永远是一份需要。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儿童文学作品？别人觉得奇怪，有时连我自己也感觉奇怪。
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我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我们家，总是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到处迁移。在这所小学里，我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外，有一个比他们更便利的条件，或者说我有了一种他们所没有的特权，那就是：我可以随时从父亲那儿要到拴在他腰带上的钥匙，然后打开他办公室的门，钻进那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去看书——这所小学的所有图书，都锁在父亲办公室的那个玻璃柜里。
这些图书，一律是当时的儿童读物，差不多有满满一书柜。它们有的是学校花钱从县城书店买回来的，大部分则是由上面发下来的，目的是帮助基层小学建立图书室。有《雪花飘飘》《小矿工》《五彩路》《西流水的孩子们》《鸡毛信》《微山湖上》等。
因为我能随时享用这一书柜书，因此，我在其他孩子面前，便有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我还记得，在那些图书尚未编号、一时还不能出借之前，我偶尔从那柜子里先偷拿出一两本来，暗地里传给其他在我看来是铁杆儿朋友的同学看。他们因我才享受了阅读的快乐，从而变得更加铁杆儿，对我甚至到了唯命是从的地步。我心中暗暗喜欢他们对我的巴结。若有谁让我不高兴了，我就不再偷偷地借他书看了，甚至将他手头上正在看的书毫不客气地要回来。
那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由我独自一人享用的。我一向是个好动的孩子，血液里尽是不安宁的成分。但那些书，却使我变得乖巧与安静起来。当同龄的孩子在野外毫无意义地玩耍并到处闯祸时，我却一人躲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书。这样，我自然比其他孩子多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能够在草垛底下、水渠边、河中的小船里给他们讲故事了。这些故事都来自于书中。每当我看到他们听得痴痴迷迷，甚至是崇拜我的样子时，我便得意非凡，讲得愈加神采飞扬。
那些书，给了少年时代的我许多风采。
对我以后的创作而言，那些书在那时，已在暗中培养着我构思故事的能力。我的小说，被许多人看成是优美的，但很少有人看出，它们都是一些很有故事性的东西。它们让人读得下去，让人觉得好看，除了那些情调之外，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些很讲究的故事。我喜爱故事，喜爱在编织故事时所产生的快意。这一切，都是在那个时代，由父亲办公室中的那一柜子儿童读物所培养起来的。
因为看了那些书，在潜移默化之中，我的作文越写越好了。我的作文，在那所小学是有名的。我读小学时，就从未觉得写作文是件痛苦的事。我觉得面对作文本，实在让人感到快乐，那快乐的程度不亚于一个酒鬼看着一瓶酒。直到高中，写作文一直是我乐意为之的事。我一般不打草稿，直接在作文本上写，那些文字虽然十分稚拙，但居然能滔滔不绝地涌到笔下。一些被老师圈点的句子，一些小小的风景片段，有一些是因为在被那些书培养了一种情调之后，由我的心生发出来的；有一些是从书里进化过来的；还有一些就是从那些书里直接抄过来的。我写作文，很少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总是一派富有的样子，常常将作文写得超出老师所规定的字数。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它的最后写上“传阅”两个字。这种情况，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如此。
由于读多了儿童读物，因此，我也就沾染了儿童读物这样一种文本的独有的风采——它的语言格调，它的叙述腔调。如果当时的那些作文还能保存到今天的话，我想，它们已经是儿童文学作品了，我想是可以在今天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少年》上发表出来的。
我的儿童读物读得太多了。
我一出手的文字，就是所谓的儿童文学的文字。这样一种文字是特殊的，并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有些人企图去写，不过也就是用“小儿腔”装饰，企图扮演儿童文学作家这一角色罢了。而我从很早起，就有儿童文学的情愫。它就是由那一柜子儿童读物所培养出来的。
高中毕业后，我无书可读了，便回到家中，不久就下地，与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劳动。
那种劳动是我今天不敢回想的。单调无味、沉重难当。我盼望着，我能从中获得解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通知我：你不用再干活了，让你去参加业余创作组。那时，讲究“工农兵文艺”，到处成立业余创作组。大家都知道我作文写得好，就让我做了业余创作员。我和其他的几个人（有从无锡城里来的知青，有父亲学校的老师），便都暂时放弃了原先的工作，而被安排在大队部空出来的一间房子里，开始所谓的文学创作。因为体力劳动的辛苦笼罩在我心上，我对这一机会非常珍惜——想想，别人正在烈日下割草，你却在风凉的室内写作，那是一件多么舒适的事！
第一篇小说终于写出来了。
公社文化站的站长带着县文化馆辅导业余创作员的老师来看我们所写的作品。老师看了我写的作品，说：“这是儿童文学。”
老师姓李，名有干，至今他还在写儿童文学作品，并且依然写得不错。在他的辅导下，我很快就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标有“儿童文学”字样的作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正式开始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写作。
天长日久，我也在心中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文学样式。我发现，我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在我的骨子里，那种天真，那种淘气，那种顽皮，似乎轻易不肯褪去。我永远也不能成熟。那天，遇到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他想恭维我，让我高兴，说：“你怎么总也不老，是不是写儿童文学写的？童心依然，大概就不会老了？”我笑笑，心想：假如真的还年轻，大概真是因为写儿童文学的缘故。但我分不清楚：是儿童文学的写作使我保持了童心，还是不去的童心使我喜欢上了儿童文学创作，抑或是两者互动、互相影响？
喜欢儿童文学的写作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也是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样式，使我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清洁。一操持这种文字，你的眼前，就不能不出现一双双纯洁如山泉的眼睛，就不能不出现一个几近圣洁的境界。此时，你就不能将污秽附着在你的语言上——你必须用最干净的语言来叙述；你就不能有片刻的闪失而掉入邪恶——若是那样，就是对这种文本的亵渎。操持儿童文学，将使你觉得你从事的文字工作是优雅的。掌握一份单纯而向上的情趣，自然是幸福的。
在我所写的作品中，儿童文学只是一部分。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儿童文学作者。以后可能更不是。我不可能永远将自己固定在这里。因为，人生有许多东西要写，而有些东西，儿童文学是无法表达的，或者说，儿童文学是不适宜表达的。随着我阅历的变化以及文学趣味的拓展，我必定要写一些成人文学，甚至可能会在今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成人文学的写作上——在那里，我的一些念头、一些情感，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但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有什么缺陷，也不是说它力量虚弱，而只是说它所承担的任务以及它的功能与成人文学不太一样。
不管是到哪一天，我也不会背离儿童文学的。因为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儿童文学的写作，永远是一份需要。我绝对不可能放弃这一选择。我所能做的，只是在写好成人文学的同时，将儿童文学写得更好、更地道。
我忠于我的选择。
曹文轩，1954年生，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思维论》等学术著作，儿童文学著作《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哑牛》《云雾中的古堡》《红葫芦》《蔷薇谷》等。其作品《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根鸟》《细米》等多次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短篇小说集《云雾中的古堡》《红葫芦》等获全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奖一等奖、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儿童文学作品？别人觉得奇怪，有时连我自己也感觉奇怪。
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我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我们家，总是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到处迁移。在这所小学里，我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外，有一个比他们更便利的条件，或者说我有了一种他们所没有的特权，那就是：我可以随时从父亲那儿要到拴在他腰带上的钥匙，然后打开他办公室的门，钻进那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去看书——这所小学的所有图书，都锁在父亲办公室的那个玻璃柜里。
这些图书，一律是当时的儿童读物，差不多有满满一书柜。它们有的是学校花钱从县城书店买回来的，大部分则是由上面发下来的，目的是帮助基层小学建立图书室。有《雪花飘飘》《小矿工》《五彩路》《西流水的孩子们》《鸡毛信》《微山湖上》等。
因为我能随时享用这一书柜书，因此，我在其他孩子面前，便有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我还记得，在那些图书尚未编号、一时还不能出借之前，我偶尔从那柜子里先偷拿出一两本来，暗地里传给其他在我看来是铁杆儿朋友的同学看。他们因我才享受了阅读的快乐，从而变得更加铁杆儿，对我甚至到了唯命是从的地步。我心中暗暗喜欢他们对我的巴结。若有谁让我不高兴了，我就不再偷偷地借他书看了，甚至将他手头上正在看的书毫不客气地要回来。
那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由我独自一人享用的。我一向是个好动的孩子，血液里尽是不安宁的成分。但那些书，却使我变得乖巧与安静起来。当同龄的孩子在野外毫无意义地玩耍并到处闯祸时，我却一人躲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书。这样，我自然比其他孩子多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能够在草垛底下、水渠边、河中的小船里给他们讲故事了。这些故事都来自于书中。每当我看到他们听得痴痴迷迷，甚至是崇拜我的样子时，我便得意非凡，讲得愈加神采飞扬。
那些书，给了少年时代的我许多风采。
对我以后的创作而言，那些书在那时，已在暗中培养着我构思故事的能力。我的小说，被许多人看成是优美的，但很少有人看出，它们都是一些很有故事性的东西。它们让人读得下去，让人觉得好看，除了那些情调之外，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些很讲究的故事。我喜爱故事，喜爱在编织故事时所产生的快意。这一切，都是在那个时代，由父亲办公室中的那一柜子儿童读物所培养起来的。
因为看了那些书，在潜移默化之中，我的作文越写越好了。我的作文，在那所小学是有名的。我读小学时，就从未觉得写作文是件痛苦的事。我觉得面对作文本，实在让人感到快乐，那快乐的程度不亚于一个酒鬼看着一瓶酒。直到高中，写作文一直是我乐意为之的事。我一般不打草稿，直接在作文本上写，那些文字虽然十分稚拙，但居然能滔滔不绝地涌到笔下。一些被老师圈点的句子，一些小小的风景片段，有一些是因为在被那些书培养了一种情调之后，由我的心生发出来的；有一些是从书里进化过来的；还有一些就是从那些书里直接抄过来的。我写作文，很少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总是一派富有的样子，常常将作文写得超出老师所规定的字数。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它的最后写上“传阅”两个字。这种情况，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如此。
由于读多了儿童读物，因此，我也就沾染了儿童读物这样一种文本的独有的风采——它的语言格调，它的叙述腔调。如果当时的那些作文还能保存到今天的话，我想，它们已经是儿童文学作品了，我想是可以在今天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少年》上发表出来的。
我的儿童读物读得太多了。
我一出手的文字，就是所谓的儿童文学的文字。这样一种文字是特殊的，并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有些人企图去写，不过也就是用“小儿腔”装饰，企图扮演儿童文学作家这一角色罢了。而我从很早起，就有儿童文学的情愫。它就是由那一柜子儿童读物所培养出来的。
高中毕业后，我无书可读了，便回到家中，不久就下地，与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劳动。
那种劳动是我今天不敢回想的。单调无味、沉重难当。我盼望着，我能从中获得解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通知我：你不用再干活了，让你去参加业余创作组。那时，讲究“工农兵文艺”，到处成立业余创作组。大家都知道我作文写得好，就让我做了业余创作员。我和其他的几个人（有从无锡城里来的知青，有父亲学校的老师），便都暂时放弃了原先的工作，而被安排在大队部空出来的一间房子里，开始所谓的文学创作。因为体力劳动的辛苦笼罩在我心上，我对这一机会非常珍惜——想想，别人正在烈日下割草，你却在风凉的室内写作，那是一件多么舒适的事！
第一篇小说终于写出来了。
公社文化站的站长带着县文化馆辅导业余创作员的老师来看我们所写的作品。老师看了我写的作品，说：“这是儿童文学。”
老师姓李，名有干，至今他还在写儿童文学作品，并且依然写得不错。在他的辅导下，我很快就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标有“儿童文学”字样的作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正式开始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写作。
天长日久，我也在心中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文学样式。我发现，我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在我的骨子里，那种天真，那种淘气，那种顽皮，似乎轻易不肯褪去。我永远也不能成熟。那天，遇到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他想恭维我，让我高兴，说：“你怎么总也不老，是不是写儿童文学写的？童心依然，大概就不会老了？”我笑笑，心想：假如真的还年轻，大概真是因为写儿童文学的缘故。但我分不清楚：是儿童文学的写作使我保持了童心，还是不去的童心使我喜欢上了儿童文学创作，抑或是两者互动、互相影响？
喜欢儿童文学的写作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也是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样式，使我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清洁。一操持这种文字，你的眼前，就不能不出现一双双纯洁如山泉的眼睛，就不能不出现一个几近圣洁的境界。此时，你就不能将污秽附着在你的语言上——你必须用最干净的语言来叙述；你就不能有片刻的闪失而掉入邪恶——若是那样，就是对这种文本的亵渎。操持儿童文学，将使你觉得你从事的文字工作是优雅的。掌握一份单纯而向上的情趣，自然是幸福的。
在我所写的作品中，儿童文学只是一部分。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儿童文学作者。以后可能更不是。我不可能永远将自己固定在这里。因为，人生有许多东西要写，而有些东西，儿童文学是无法表达的，或者说，儿童文学是不适宜表达的。随着我阅历的变化以及文学趣味的拓展，我必定要写一些成人文学，甚至可能会在今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成人文学的写作上——在那里，我的一些念头、一些情感，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但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有什么缺陷，也不是说它力量虚弱，而只是说它所承担的任务以及它的功能与成人文学不太一样。
不管是到哪一天，我也不会背离儿童文学的。因为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儿童文学的写作，永远是一份需要。我绝对不可能放弃这一选择。我所能做的，只是在写好成人文学的同时，将儿童文学写得更好、更地道。
我忠于我的选择。
曹文轩，1954年生，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思维论》等学术著作，儿童文学著作《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哑牛》《云雾中的古堡》《红葫芦》《蔷薇谷》等。其作品《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根鸟》《细米》等多次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短篇小说集《云雾中的古堡》《红葫芦》等获全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奖一等奖、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