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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幼军最近很忙。
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身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的他，常常奔波于工程一线调研。
不仅仅是于幼军。这一年，整个南水北调办公室都处于奔忙状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进入攻坚和冲刺阶段。”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鄂竟平在一线考查时指出，“要争分夺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完成今年的任务，为顺利实现通水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干涸之城”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冲刺之际，在北方地区常年遭遇干旱的农民，正在翘首盼望来自南方的补充水源。山东省曲阜市吴村镇农民孔繁友就是其中一个。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这位朴实的农民仍然心有余悸：“河床上是大片龟裂的土地，每个裂纹都可以伸进一个手指了。”
这场干旱，从2010年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2011年春节前后，席卷了整个北方，山东省受害尤为严重，菏泽和济宁地区对于这场旱情的描述是“200年一遇”。
“地里浇不上水，家里的牛马也喝不上水，这些年地下水位一直下降，机井里的水也打不上来了，人喝的水都成了问题。”孔繁友感叹。
2012年6月，山东又遭遇了严重干旱。山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广辟水源，特别是要多引、强引黄河水。菏泽为抗旱加大了引黄力度，9座引黄闸全部开启，累计引黄河水11亿立方米，算是艰难度过了这一场夏旱。
然而，年年靠强引黄河水解决干旱问题，显然并不现实。
“盼着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再遇到干旱就不用这么担心了。” 山东省菏泽市的一位乡镇干部说道。
山东菏泽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受水区之一。千里之外的北京，也在越来越多倚赖南水北调工程的惠及。
北京市的统计显示，自1999年以来，北京连续遭遇干旱，与多年平均相比，北京降水量减少了43.3%，地表水的水资源量减少了50%以上，人均水资源总量下降到100立方米左右。
“北京原本的应急水源，目前已经被迫变为常规水源。”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言时忧心忡忡。
“2003年通水的南水北调工程京石段的应急供水工程，至今已经三次应急供水，从河北调了11.2亿立方米供应北京。” 水利部南水北調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祝瑞祥在上述会议上指出。
在被称为中国发展“硬约束”的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称《规划》）中，水资源的情况成为能否实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指标。《规划》中的37个主要城市化地区中，有21个缺水地区。 其中，黄淮海流域干旱尤为严重。
北京告急！华北告急！整个北方地区都患上“水资源饥渴症”。然而，从最初提出设想、勘测、论证到规划获批，缓解北方“饥渴”的南水北调工程却经历了50年的时间，这其中经历的波折无数。
“三起三落”
“南水北调的论证过程至少是三起三落。”提起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过程，曾任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的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感慨颇多。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最早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设想，此后的几年中，南水北调工程经历了第一次热潮。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花了十年的时间，把西部地区基本勘察一遍。黄河水利委员会也派人查看从通天河调水到黄河的情况，并在1959—1961年组织了大规模西下勘察。当时所说的南水北调主要是西线，把长江上游一些支流的水调到黄河。
“作为重大的研究项目，中科院在1958年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把西南诸河的水引到西北，计划‘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中科院地理所刘昌明院士回忆说。
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该计划中断。1962年以后，由于黄淮海平原大面积引黄灌溉和平原蓄水等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引起了土壤盐渍化，南水北调的规划与研究工作被再次搁置。
直到 1972年华北地区大旱，国务院在1973年召开北方17省、直辖市抗旱会议后，当时的水电部才组成南水北调规划组，选择以东线作为近期工程，东线调水方案得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论证。
当时，一些专家主张东线先上的理由是投资少，见效快。东线工程可以在江苏省60年代开始修建的江水北调工程基础上，扩建一些泵站，加大流量，并且再加两三个梯级，就可以把水送到南四湖。
1988年，杨振怀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有中央领导表示，东线工程可以先走一步，东线穿黄（黄河）隧道工程曾举行开工仪式，但因未报批，很快被当时的国家计委叫停。
此后南水北调工程第二次进入低潮。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优点明显，但弱点也同样明显。首先，东线有60米扬程（扬水的高度），而当时国家电力紧张，要用华东的电力去提水，政府下不了决心；此外，东线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污染。以东线必经的南四湖为例，它地处鲁、苏、豫、皖四省接壤处，入湖的53条河流涉及32个县。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医疗废水、船舶废水不断流入南四湖。
当时的国家计委看到了东线的弱点，指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制定中线方案，从丹江口输水。国家计委认为，东线受益面较小，而中线沿伏牛山一线，基本把黄淮海平原全照顾到了。
当时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67%、60%和超过95%。河湖干涸、河口淤积、湿地减少、土地沙化、地面沉陷以及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黄淮海平原地区干旱缺水情况也持续加重，尤其是1980年和1981年海河流域连续两年严重干旱，国务院决定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不再供水给天津和河北，临时引黄河水接济天津，加快建设引滦工程。
1980年4至5月间，水利部组织国家有关部委和省（直辖市）对中线进行了全线查勘。之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了中线工程规划和初步可行性研究工作，中线工程前期工作进度加快。
1995年6月，国务院第71次总理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了南水北调问题，并指出“一定要慎重研究，充分论证，科学决策”。之后，水利部成立了南水北调论证委员会，南水北调工程进入全面论证阶段。 一位参加过论证组织工作的前水利部官员回忆，当时论证过的方案有一百多个。在论证过程中，有很多调水路线因各种缺陷被否决，论证最终没有形成规划。
虽然时任水利部部长钮茂生曾经提出：“跨世纪工程不跨世纪，希望南水北调工程能在2000年前开工。”但当时有水利系统老领导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写信，陈述南水北调工程的问题。朱镕基批示：工程还要进一步论证。
南水北调工程再次放缓。
“那时政府财力有限，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做，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本身能创造多大价值，还说不清楚；而且，南水北调工期长，本届政府任内不能受益，将来一旦出了问题，历史上还会留下一笔。”一位参与南水北调工程的水利专家这样解释。
规划出炉
1999—2001年，北方地区再次发生严重干旱，京、津和胶东地区严重缺水，天津市被迫实施第六次引黄河水应急。
此时，经过半个世纪的勘测论证和比选，南水北调工程方案已经日趋成熟。水利部于1999年5月成立“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南水北调工程进入了总体规划阶段。
“南水北调最大的问题是调水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合理性是什么，要向决策层讲清楚。”许新宜介绍。
通过对44个城市的水资源规划，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城市大部分缺水。
然而，“说清楚到底缺多少水是最难的。”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原局长张国良回忆，“当时讨论中线调水量问题时，有的专家认为，调水20、30亿立方米就可以，有的专家则认为要调140、150亿立方米。受水区往往倾向于把缺水量说得多一些，但必须顾及到调出区到底能调多少水”。
上述专家认为，南水北调的总体规划对于调水量问题有所突破。规划明确了2002年前后，东线中线沿线现状缺水50亿立方米左右，依据是2000年前后，东线和中线沿线一年超采地下水36亿立方米左右，还有约15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被城市用水挤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由于东线的南四湖污染严重，天津表示不要东线水。为此，2002年，许新宜和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副部长、总工程师、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等几位领导“四下天津卫”，面见天津有关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不要东线水是市委市政府集体研究决定的。”
天津的表态犹如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河北省也表示：“不要东线水”。
无奈，南水北调规劃设计管理局只好修改了规划中的东线方案，一期工程到山东德州，再往北作为二期工程考虑。直到东线治污成果显著，后来的东线工程介绍中，有一个分支分水到天津。
几经周折后，水利部出面说服发改委，联合把总体规划上报国务院。“报告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有半米厚。”许新宜用双手比划着，“报上去的规划，国务院在批复时基本没做改动。”
规划中的东线、中线和西线，最终在国务院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得到初步确定，东线和中线工程建设正式开工。
水事新局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逐步实施，让一些当初没有充分考虑、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水价问题尤列首位。江苏省从1962年开始建设江水北调工程，地方投资很多。《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已经明确，这部分投入仍属江苏省资产，不搞补偿，而是在水量分配和调度方案中予以体现。
在水量分配上，东线的总调水量为89亿立方米，其中存量为50亿立方米，增量39亿立方米（受水区山东省17亿立方米、安徽省3亿立方米，江苏省19亿立方米），但东线的投资和水价只按照增量计算，江苏的历史投资不包括在内。
“江苏希望历史投资反映到最终水价上。”参与南水北调工程的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
工程建设资金悬而未决也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提到，工程建设资金主要通过中央预算内拨款或中央国债、南水北调基金、银行贷款等三个渠道筹集，配套工程资金则由地方政府筹集，但实际执行情况远没有预期乐观。南水北调基金主要通过提高受水区城市生活和工业水价，以水价附加的形式建立，但这部分资金数额与建设所需资金仍有差距。
“从沿线各省市的经济实力来看，最困难的就是河北省。到目前为止，河北省的建设资金还悬而未决。”一位熟悉南水北工程的水利界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
“未来管理体制的问题还可能更复杂。”有水利行业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对于南水北调工程未来的运营管理，水利部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意见并不一致。水利部认为，南水北调工程的运行管理应归水利部负责，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只负责建设，不应参与运营管理；而南水北调办则谋求未来把运行也管起来，变成长期机构。
作为当年规划的制定者之一，许新宜后来反思最多的是当初做规划时，没有布设一套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建设这么大的工程，对生态环境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要搞清楚建成前后及运行若干年后，生态环境是如何变化的。当时没有把这个网络纳入工程规划中，也就没有投资。”许新宜对此颇感遗憾，“现在看来，有的问题还可以解决，有的问题已经难以解决了。”
资料
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涉及7省市的44座地级以上城市，受水区为京、津、冀、鲁、豫、苏的39座地级及其以上城市、245座县级市（区、县城）和17个工业园区。
南水北调工程通过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的联系，可逐步构成以“四横三纵”为总体布局，基本可覆盖黄淮海流域、胶东地区和西北内陆河部分地区，有利于实现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合理配置格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经过多年勘测论证，《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确定了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
【东线】
利用江苏省已有的江水北调工程，逐步扩大调水规模并延长输水线路。从长江下游江苏省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上，并连接起调蓄作用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出东平湖后分两路输水，一路向北，经隧洞穿黄河，流经山东、河北至天津。一路向东，经济南输水到烟台、威海。东线一期工程计划于2013年建成通水。
【中线】
从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汉江加坝扩容后的丹江口水库引水，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可基本自流到北京、天津。中线一期工程计划于2013年底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汛后全线通水。
【西线】
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开凿穿过长江与黄河分水岭巴颜喀拉山的输水隧洞，调长江水入黄河上游，主要解决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黄河上中游地区和渭河关中平原的缺水问题。
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身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的他，常常奔波于工程一线调研。
不仅仅是于幼军。这一年，整个南水北调办公室都处于奔忙状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进入攻坚和冲刺阶段。”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鄂竟平在一线考查时指出，“要争分夺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完成今年的任务，为顺利实现通水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干涸之城”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冲刺之际，在北方地区常年遭遇干旱的农民，正在翘首盼望来自南方的补充水源。山东省曲阜市吴村镇农民孔繁友就是其中一个。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这位朴实的农民仍然心有余悸：“河床上是大片龟裂的土地，每个裂纹都可以伸进一个手指了。”
这场干旱，从2010年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2011年春节前后，席卷了整个北方，山东省受害尤为严重，菏泽和济宁地区对于这场旱情的描述是“200年一遇”。
“地里浇不上水，家里的牛马也喝不上水，这些年地下水位一直下降，机井里的水也打不上来了，人喝的水都成了问题。”孔繁友感叹。
2012年6月，山东又遭遇了严重干旱。山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广辟水源，特别是要多引、强引黄河水。菏泽为抗旱加大了引黄力度，9座引黄闸全部开启，累计引黄河水11亿立方米，算是艰难度过了这一场夏旱。
然而，年年靠强引黄河水解决干旱问题，显然并不现实。
“盼着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再遇到干旱就不用这么担心了。” 山东省菏泽市的一位乡镇干部说道。
山东菏泽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受水区之一。千里之外的北京，也在越来越多倚赖南水北调工程的惠及。
北京市的统计显示，自1999年以来，北京连续遭遇干旱，与多年平均相比，北京降水量减少了43.3%，地表水的水资源量减少了50%以上，人均水资源总量下降到100立方米左右。
“北京原本的应急水源，目前已经被迫变为常规水源。”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言时忧心忡忡。
“2003年通水的南水北调工程京石段的应急供水工程，至今已经三次应急供水，从河北调了11.2亿立方米供应北京。” 水利部南水北調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祝瑞祥在上述会议上指出。
在被称为中国发展“硬约束”的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称《规划》）中，水资源的情况成为能否实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指标。《规划》中的37个主要城市化地区中，有21个缺水地区。 其中，黄淮海流域干旱尤为严重。
北京告急！华北告急！整个北方地区都患上“水资源饥渴症”。然而，从最初提出设想、勘测、论证到规划获批，缓解北方“饥渴”的南水北调工程却经历了50年的时间，这其中经历的波折无数。
“三起三落”
“南水北调的论证过程至少是三起三落。”提起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过程，曾任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的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感慨颇多。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最早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设想，此后的几年中，南水北调工程经历了第一次热潮。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花了十年的时间，把西部地区基本勘察一遍。黄河水利委员会也派人查看从通天河调水到黄河的情况，并在1959—1961年组织了大规模西下勘察。当时所说的南水北调主要是西线，把长江上游一些支流的水调到黄河。
“作为重大的研究项目，中科院在1958年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把西南诸河的水引到西北，计划‘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中科院地理所刘昌明院士回忆说。
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该计划中断。1962年以后，由于黄淮海平原大面积引黄灌溉和平原蓄水等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引起了土壤盐渍化，南水北调的规划与研究工作被再次搁置。
直到 1972年华北地区大旱，国务院在1973年召开北方17省、直辖市抗旱会议后，当时的水电部才组成南水北调规划组，选择以东线作为近期工程，东线调水方案得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论证。
当时，一些专家主张东线先上的理由是投资少，见效快。东线工程可以在江苏省60年代开始修建的江水北调工程基础上，扩建一些泵站，加大流量，并且再加两三个梯级，就可以把水送到南四湖。
1988年，杨振怀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有中央领导表示，东线工程可以先走一步，东线穿黄（黄河）隧道工程曾举行开工仪式，但因未报批，很快被当时的国家计委叫停。
此后南水北调工程第二次进入低潮。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优点明显，但弱点也同样明显。首先，东线有60米扬程（扬水的高度），而当时国家电力紧张，要用华东的电力去提水，政府下不了决心；此外，东线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污染。以东线必经的南四湖为例，它地处鲁、苏、豫、皖四省接壤处，入湖的53条河流涉及32个县。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医疗废水、船舶废水不断流入南四湖。
当时的国家计委看到了东线的弱点，指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制定中线方案，从丹江口输水。国家计委认为，东线受益面较小，而中线沿伏牛山一线，基本把黄淮海平原全照顾到了。
当时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67%、60%和超过95%。河湖干涸、河口淤积、湿地减少、土地沙化、地面沉陷以及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黄淮海平原地区干旱缺水情况也持续加重，尤其是1980年和1981年海河流域连续两年严重干旱，国务院决定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不再供水给天津和河北，临时引黄河水接济天津，加快建设引滦工程。
1980年4至5月间，水利部组织国家有关部委和省（直辖市）对中线进行了全线查勘。之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了中线工程规划和初步可行性研究工作，中线工程前期工作进度加快。
1995年6月，国务院第71次总理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了南水北调问题，并指出“一定要慎重研究，充分论证，科学决策”。之后，水利部成立了南水北调论证委员会，南水北调工程进入全面论证阶段。 一位参加过论证组织工作的前水利部官员回忆，当时论证过的方案有一百多个。在论证过程中，有很多调水路线因各种缺陷被否决，论证最终没有形成规划。
虽然时任水利部部长钮茂生曾经提出：“跨世纪工程不跨世纪，希望南水北调工程能在2000年前开工。”但当时有水利系统老领导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写信，陈述南水北调工程的问题。朱镕基批示：工程还要进一步论证。
南水北调工程再次放缓。
“那时政府财力有限，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做，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本身能创造多大价值，还说不清楚；而且，南水北调工期长，本届政府任内不能受益，将来一旦出了问题，历史上还会留下一笔。”一位参与南水北调工程的水利专家这样解释。
规划出炉
1999—2001年，北方地区再次发生严重干旱，京、津和胶东地区严重缺水，天津市被迫实施第六次引黄河水应急。
此时，经过半个世纪的勘测论证和比选，南水北调工程方案已经日趋成熟。水利部于1999年5月成立“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南水北调工程进入了总体规划阶段。
“南水北调最大的问题是调水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合理性是什么，要向决策层讲清楚。”许新宜介绍。
通过对44个城市的水资源规划，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城市大部分缺水。
然而，“说清楚到底缺多少水是最难的。”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原局长张国良回忆，“当时讨论中线调水量问题时，有的专家认为，调水20、30亿立方米就可以，有的专家则认为要调140、150亿立方米。受水区往往倾向于把缺水量说得多一些，但必须顾及到调出区到底能调多少水”。
上述专家认为，南水北调的总体规划对于调水量问题有所突破。规划明确了2002年前后，东线中线沿线现状缺水50亿立方米左右，依据是2000年前后，东线和中线沿线一年超采地下水36亿立方米左右，还有约15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被城市用水挤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由于东线的南四湖污染严重，天津表示不要东线水。为此，2002年，许新宜和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副部长、总工程师、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等几位领导“四下天津卫”，面见天津有关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不要东线水是市委市政府集体研究决定的。”
天津的表态犹如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河北省也表示：“不要东线水”。
无奈，南水北调规劃设计管理局只好修改了规划中的东线方案，一期工程到山东德州，再往北作为二期工程考虑。直到东线治污成果显著，后来的东线工程介绍中，有一个分支分水到天津。
几经周折后，水利部出面说服发改委，联合把总体规划上报国务院。“报告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有半米厚。”许新宜用双手比划着，“报上去的规划，国务院在批复时基本没做改动。”
规划中的东线、中线和西线，最终在国务院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得到初步确定，东线和中线工程建设正式开工。
水事新局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逐步实施，让一些当初没有充分考虑、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水价问题尤列首位。江苏省从1962年开始建设江水北调工程，地方投资很多。《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已经明确，这部分投入仍属江苏省资产，不搞补偿，而是在水量分配和调度方案中予以体现。
在水量分配上，东线的总调水量为89亿立方米，其中存量为50亿立方米，增量39亿立方米（受水区山东省17亿立方米、安徽省3亿立方米，江苏省19亿立方米），但东线的投资和水价只按照增量计算，江苏的历史投资不包括在内。
“江苏希望历史投资反映到最终水价上。”参与南水北调工程的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
工程建设资金悬而未决也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提到，工程建设资金主要通过中央预算内拨款或中央国债、南水北调基金、银行贷款等三个渠道筹集，配套工程资金则由地方政府筹集，但实际执行情况远没有预期乐观。南水北调基金主要通过提高受水区城市生活和工业水价，以水价附加的形式建立，但这部分资金数额与建设所需资金仍有差距。
“从沿线各省市的经济实力来看，最困难的就是河北省。到目前为止，河北省的建设资金还悬而未决。”一位熟悉南水北工程的水利界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
“未来管理体制的问题还可能更复杂。”有水利行业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对于南水北调工程未来的运营管理，水利部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意见并不一致。水利部认为，南水北调工程的运行管理应归水利部负责，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只负责建设，不应参与运营管理；而南水北调办则谋求未来把运行也管起来，变成长期机构。
作为当年规划的制定者之一，许新宜后来反思最多的是当初做规划时，没有布设一套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建设这么大的工程，对生态环境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要搞清楚建成前后及运行若干年后，生态环境是如何变化的。当时没有把这个网络纳入工程规划中，也就没有投资。”许新宜对此颇感遗憾，“现在看来，有的问题还可以解决，有的问题已经难以解决了。”
资料
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涉及7省市的44座地级以上城市，受水区为京、津、冀、鲁、豫、苏的39座地级及其以上城市、245座县级市（区、县城）和17个工业园区。
南水北调工程通过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的联系，可逐步构成以“四横三纵”为总体布局，基本可覆盖黄淮海流域、胶东地区和西北内陆河部分地区，有利于实现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合理配置格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经过多年勘测论证，《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确定了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
【东线】
利用江苏省已有的江水北调工程，逐步扩大调水规模并延长输水线路。从长江下游江苏省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上，并连接起调蓄作用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出东平湖后分两路输水，一路向北，经隧洞穿黄河，流经山东、河北至天津。一路向东，经济南输水到烟台、威海。东线一期工程计划于2013年建成通水。
【中线】
从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汉江加坝扩容后的丹江口水库引水，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可基本自流到北京、天津。中线一期工程计划于2013年底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汛后全线通水。
【西线】
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开凿穿过长江与黄河分水岭巴颜喀拉山的输水隧洞，调长江水入黄河上游，主要解决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黄河上中游地区和渭河关中平原的缺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