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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召开之际，“战略机遇期”这一关键词频频见诸媒体，中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机遇与挑战，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之一。
十年前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年来，中国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外有国际形势不明朗因素增加和经济减速，内有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的压力，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新风险、新矛盾不断产生的背景下，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由于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继续推进等因素，中国的经济仍然处在较好时期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而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将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国际环境危中有机
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新兴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地区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21世纪的头20年，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世界多极化继续演进，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后，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着再平衡增长的大格局：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财政再平衡或外部再平衡双重平衡约束增长的格局；中国面临外部平衡和内部结构性平衡双重约束增长的格局。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记者表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决定了，借助发达国家市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明显缩小，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大规模转移的趋势大大减弱。对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而言，这方面的负面影响尤其明显。
尽管中国在国际上面临重重挑战，但机遇也在酝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求超越危机的科技驱动力，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一个声音逐渐响亮“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制造业数字化”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陈剑认为，科技发展浪潮将给中国带来重要的战略机遇，一是通过加强对新技术的研发，有可能在全球范围的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推动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在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将收缩部分传统产业或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通过扩展这些产业或以引进外资的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陈剑说，依照当前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的情况，21世纪的前25年，会出现一个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长周期，这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有利时机。中国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显著，为实现跨越提供了可能。
国内发展潜力仍然较大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国际上再次出现一些“唱空中国”的声音。不过，记者采访到的经济界人士认为，在城镇化、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陈剑认为，从国内环境来看，之所以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因为中国仍然处在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迅速发展阶段，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以工业化为例，陈剑说，2011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10.1%、46.8%和43.1%，说明中国面临向工业化后期和信息社会转变的双重任务。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期，服务业发展与世界水平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还是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都还有巨大潜力和空间。
而与工业化同步推进的城镇化也带来足够的发展空间。陈剑说，中国的城镇化目前仍处在快速推进过程中，至少还需要15至20年。据估算，城镇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体能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这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看，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仍然蕴藏着巨大潜力。
从需求方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以人均水平计仍然较低，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供给方看，经过3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巨大提升，人口素质、管理水平、科学技术、装备水平、资金规模、对外经济合作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梁国勇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制度红利”的空间仍然很大，向变革要增长的潜力有待释放；
其二，居民（劳动）收入提高和消费增强的潜力巨大，相应的以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很大；
其三，中国企业在低成本制造和国内市场营销方面建立了一定的优势，若能抓住机遇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科技、研发和品牌方面的优势实现对接，跨越性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将极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
其四，如果说前期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话，那么这些劳动力从低技能向高技能的提升，以及从低技能岗位向高技能岗位的转移，将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未来10年，尽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会带来诸多变化与挑战，但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中国仍将具有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突出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
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期
“改革开放”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过去10年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展望未来，能否继续把握战略机遇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取决于推进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亦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如果说过去的30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是第一次转型，那么如今正步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时期。”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了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那么在第二次转型中，要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和创新形成的“技术红利”，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志洲表示，虽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巨大，但如果不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及时把以粗放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陷入徘徊。
迟福林认为，中国未来10年要把握历史机遇，需要在转型上取得共识，更需要在改革上取得共识，包括坚持消费主导，把推进人口城镇化、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作为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坚持民富优先，使城镇化真正承载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加快政府转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转变政府职能等。
梁国勇认为，在宏观和战略层面，释放“制度红利”尤为重要，要向改革要效率、要增长。具体包括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针对全民的教育和培训等。
在市场化推进方面，陈剑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因而，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对垄断企业的垄断领域进行改革，真正让民营企业平等进入，对中国经济的進一步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据《经济参考报》）
十年前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年来，中国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外有国际形势不明朗因素增加和经济减速，内有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的压力，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新风险、新矛盾不断产生的背景下，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由于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继续推进等因素，中国的经济仍然处在较好时期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而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将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国际环境危中有机
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新兴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地区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21世纪的头20年，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世界多极化继续演进，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后，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着再平衡增长的大格局：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财政再平衡或外部再平衡双重平衡约束增长的格局；中国面临外部平衡和内部结构性平衡双重约束增长的格局。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记者表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决定了，借助发达国家市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明显缩小，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大规模转移的趋势大大减弱。对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而言，这方面的负面影响尤其明显。
尽管中国在国际上面临重重挑战，但机遇也在酝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求超越危机的科技驱动力，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一个声音逐渐响亮“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制造业数字化”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陈剑认为，科技发展浪潮将给中国带来重要的战略机遇，一是通过加强对新技术的研发，有可能在全球范围的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推动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在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将收缩部分传统产业或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通过扩展这些产业或以引进外资的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陈剑说，依照当前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的情况，21世纪的前25年，会出现一个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长周期，这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有利时机。中国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显著，为实现跨越提供了可能。
国内发展潜力仍然较大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国际上再次出现一些“唱空中国”的声音。不过，记者采访到的经济界人士认为，在城镇化、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陈剑认为，从国内环境来看，之所以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因为中国仍然处在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迅速发展阶段，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以工业化为例，陈剑说，2011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10.1%、46.8%和43.1%，说明中国面临向工业化后期和信息社会转变的双重任务。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期，服务业发展与世界水平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还是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都还有巨大潜力和空间。
而与工业化同步推进的城镇化也带来足够的发展空间。陈剑说，中国的城镇化目前仍处在快速推进过程中，至少还需要15至20年。据估算，城镇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体能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这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看，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仍然蕴藏着巨大潜力。
从需求方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以人均水平计仍然较低，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供给方看，经过3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巨大提升，人口素质、管理水平、科学技术、装备水平、资金规模、对外经济合作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梁国勇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制度红利”的空间仍然很大，向变革要增长的潜力有待释放；
其二，居民（劳动）收入提高和消费增强的潜力巨大，相应的以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很大；
其三，中国企业在低成本制造和国内市场营销方面建立了一定的优势，若能抓住机遇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科技、研发和品牌方面的优势实现对接，跨越性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将极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
其四，如果说前期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话，那么这些劳动力从低技能向高技能的提升，以及从低技能岗位向高技能岗位的转移，将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未来10年，尽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会带来诸多变化与挑战，但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中国仍将具有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突出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
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期
“改革开放”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过去10年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展望未来，能否继续把握战略机遇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取决于推进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亦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如果说过去的30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是第一次转型，那么如今正步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时期。”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了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那么在第二次转型中，要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和创新形成的“技术红利”，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志洲表示，虽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巨大，但如果不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及时把以粗放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陷入徘徊。
迟福林认为，中国未来10年要把握历史机遇，需要在转型上取得共识，更需要在改革上取得共识，包括坚持消费主导，把推进人口城镇化、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作为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坚持民富优先，使城镇化真正承载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加快政府转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转变政府职能等。
梁国勇认为，在宏观和战略层面，释放“制度红利”尤为重要，要向改革要效率、要增长。具体包括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针对全民的教育和培训等。
在市场化推进方面，陈剑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因而，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对垄断企业的垄断领域进行改革，真正让民营企业平等进入，对中国经济的進一步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据《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