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的黎明前到来时，一头栽进喧闹的世界，我恍惚觉得，那年世界是个巨大的电影院，从放映机那道强光光柱里，尘埃般漂浮着许多光怪陆离的。那一年，有一个苏联二战士兵，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电影院里飘来飘去，他是个红脸蛋的幽灵，当年好多北京人都是红脸蛋，这个士兵叫阿廖沙，他在北京游荡的同时，还去过巴黎或者戛纳，阿廖沙所到之处，人们亟不可待地想让自己成为他。北京就不用说了，法国更甚，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巴黎女郎，都换上了苏联土黄色的套头军装，缀满劳动竞赛奖章，船形帽上别着五角星，军裤裤脚掖在黑色高筒军靴里。人们亟不可待地想让自己成为他，从巴黎到戛纳，整个欧洲，满街筒子里走过的青年男女，都是精心复制出来的阿廖沙。我满腹狐疑，怎么会让《士兵之歌》获得奥斯卡和戛纳大奖呢？
　　奶奶捻亮煤油灯，开始听灯塔广播电台说，世界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列宁”号下水了。什么是核动力？什么是破冰？书生刘彦昌知道吗？我只知道“船”。苏联北方摩尔曼斯克码头，船上旌旗猎猎，码头锣鼓喧天，体态丰盈的伊莲娜和她的姐妹们，斜挎小皮鼓，尽情地跳着大秧歌。
　　孩子们手里牵着木制的玩具破冰船，红线绳，木头船身，滚动的四轮也是玫瑰红的，它们轰轰隆隆地驶进长安街，又从钱币大街旁的钟楼拐出去。很多骑着自行车和大洋马的人，高喊着“哈拉朔”追赶着它，并在窃窃私语。我也有很多木制玩具，像各种积木，木长枪和短枪，可是，我家的左邻右舍，谁也不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为什么要说威斯康星州呢？因为威斯康星州出产了新玩具，叫芭比娃娃。我看见她的主人巴拉巴拉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巴拉巴拉幽幽地说，我并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改变世界玩具的性走向。芭比娃娃瞬间走进千家万户，当年售价，每尊3美元，是我老家汽车制造厂熟练工人的月收入。芭比娃娃也是变脸娃娃。她是芭蕾明星，她是空中小姐，她是医生护士，她是登月宇航员。
　　美国啊，美国，你一边向世界兜售芭比娃娃和人生理念，一边又在国旗上添了一颗星星。这是星条旗上最划算的一颗星，它令美国人开心，叫俄国人心痛。1867年，美国人从亚历山大二世曾孙的手里，几乎免费得到了富饶的阿拉斯加，时过境迁，俄国人如梦方醒，忽然意识到，他们以每平方公里5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等于白白扔掉了一座金山啊！所以，俄罗斯歌手直到现在，还怀抱着三弦琴，自弹自唱，说祖先是蠢货，有眼不识阿拉斯加，叫美国人捡了大便宜。
　　至此，星条旗旗绣上了50颗星星。星条旗永不落吗？唯有赫鲁晓夫不服，我看见他千里迢迢地跑去美国，指着艾森豪威尔的鼻子说：“苏联不仅要赶上你，而且还要超过你。”艾森豪威尔说，你体验下迪斯尼乐园吧，之后再谈赶超。赫鲁晓夫一摆手，说：“只有‘兔子，等着瞧’，才是共产主义者的游戏！”赫鲁晓夫说罢，觉得有些过分，缓了缓口气，又说：“当然，美国也非一无是处，比如艾奥瓦州加斯特农场的玉米，还是不错的。”
　　饥饿伴随着我，我失去了对春夏秋冬的判断和感知。我看见棉花、红黄麻、烤烟、油料、糖料和生猪，都变成梦想的沉渣，随波逐流。我看见，我在两亿亩良田里狂奔，村村户户都很兴奋——我要喝代乳粉了！有人爬过青灰色的砖墙，给我们送来了饼干，牛皮纸的包装。我坐在门墩上，胡同里的浮土在午后的阳光里，被风卷起，细碎的沙尘是飘舞的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