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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是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课文的面貌决定着一套教科书的整体面貌。选文质量的高低，也就直接决定了一套教材的编写质量。
一、课文的选择
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是学生学习语文的主要材料，课文的选择首先要为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服务，即必须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在长期从事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语文教材选文的三条标准：思想内容健康，语言文字规范，适合教学。
从教育部历次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或语文课程标准，可以看出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上的时代特点。如，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在“选材标准”指出：
“课文必须是范文，要求文质兼美，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人选的文章，一般应该是素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特别是经过教学实践证明教学效果良好的。”
“选用的现代政治论文，……在语言文字方面又可作为学习典范的。”“古人的作品，应当尽量多选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都好的；其次，也可以选内容无害而写作方面值得学习的。至于思想内容稍有消极因素而艺术水平很高，足以作为学习借鉴的，也可以选一点。”
“课文的语言文字必须合乎规范。人选的文章，除了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早有定评的名作以外，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作适当的加工或改写。”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突出政治”就成了语文教材选文的首要标准。如，1978《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
课文的选取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学生学思想、学写作的光辉典范，要根据教育的要求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精心选取。
人选的课文应当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
课文的语言要合乎规范，在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古代作品，在语言文字和写作方法上要足为学习的借鉴。外国作品的译文要力求保持原著风格，并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突出政治”的色彩逐渐淡化。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课文要选取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的文章。……语言文字好。入选的现代作品，语言文字要合乎规范，在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具有典范性。人选的古代作品，应是有定评的名篇，文字比较平易。入选的外国作品，译文要在保持原著风格的同时，力求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
进入新时期，工具性和人文性成为语文教学的主流，2001年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
可见，在语文教材课文的选文标准中，“思想内容健康”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时代的印记比较明显，而“语言文字规范”和“适合教学”的要求却是一直坚持的。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一生所编语文教材多达二三十部。他有一个观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课文最好由教材编者自己撰写。他在晚年曾回忆说：“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8册，高小4册，一共12册，四百来篇课文，形式与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但是，要编者自己创作课文，恐怕只有像叶老这样的大家才能做得到，一般教科书的编写者却很难做到。所以，语文教科书的课文主要还是靠选编现成的文章。
叶老指出，教科书“编辑的成功与否自然要看选材的得当不得当”。那么，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文苑里选出合适的课文呢?叶老1962年在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的信中说：
我尝谓凡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拉在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讽诵。潜心领会，质文兼顾，毫不含糊。其拟以入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为堪以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乎?其理至著明也。初人选之文篇，经共同研讨，或终于不入选。然初选之顷，万不宜草草从事，可断言也。
我人选文，似当坚持一义，非欲凑成一册篇数足够之汇编，而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成为学生营养之资也。请诸公观之，此义何如? 吾人首须措意者，所选为语文教材，务求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绝不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若何，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
叶老这段话，指出了语文教科书选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坚持“文质兼美”的选文原则。即从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两方面来衡量，“毫不含糊”。既不“唯名主义”，以作者的名气决定取舍，也不盲从市场，看是否流行，而是看文章本身是否“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
2.坚持精选的原则。选文时，编者必须具有衡文的眼光，同时又肯下“反复讽诵，潜心领会”的功夫，精心挑选，决不能“拉在篮里就是菜”，甚至要求一册之内，“无篇不精”，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
3.所选出来的文章，编者自己要喜欢，也就是说，首先要能打动教材的编者，使编者“心焉好之，确认为堪以示学生之文篇”。如果编者自己都不喜欢，也就不可能让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
1961年7月1日，周扬对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编审组部分同志发表谈话，也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语文教学还是要把语文搞好。语文不大能够配合当前政治，因为政治经常变化，因此不要选太配合当前政治的文章。可以选一些历史性和社会知识方面的东西。课文要解决语言基础知识的问题，课文的目的不要太多，太多就不好搞了。课文要选些稳定的课文。
他的这些观点也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二、课文的加工
课文初步选定以后，并不是“拉在篮里就是菜”，还要对拟选篇目从语言文字上进行必要的加工修改，这也是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一个优良传统。1949年以前，开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国文教材就是这样做的。如《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序》说：
“既称读本，文字形式上应该相当的完整，所选文篇如有疏漏之处，我们都加上修润的工夫。这是要请各位作者原谅的，……”
中华书局《新编初中国文·编辑大意》：
“本书所采用之课文，遇有篇幅过长及初学难解之处，间有删节或改动处，期合学科教学之用。”
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的《编辑大意》中说： “我们选的课文大都加了点修润工夫：有些材料从长篇作品里节选。前后接榫的地方不得不稍稍变动一下；有些材料一部分的句法和词汇跟口语距离太远，不得不改换一个说法。……我们修改的课文，有商得原作者同意的，也有因为不知道原作者的通讯地址，没有征求同意的。这是要请各位作者原谅的。”
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四“选材标准”中指出：
“课文的语言文字必须合乎规范。入选的文章，除了经典著作和早有定评的作品以外，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作适当的加工或改写。”
在过去那个特定时期，领袖人物和鲁迅的文章被认为是经典，不能随便修改。如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原文写作“那”，按(简化字总表)，应该用“哪”，不少师生给编者写信，指出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应该使用现代汉语的规范写法。人教社曾通过教育部专门向中央有关部门打报告，才得以修改。
据刘国正先生介绍，“叶老自己对课文的文字加工。极为严肃，极为精细，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者无不深受感动。回想那些年，叶老审阅初选的课文，都逐字逐句推敲，详尽地提出修改意见。……还有一些课文，是在叶老亲自主持下加工、改写或编写的。我记得的，有《牛郎织女》《孟姜女》《凡卡》《最后一课》等。以《最后一课》为例。叶老召集三方面的人共同修改。一是语文编辑室的负责人和主要编辑。二是老北京，熟悉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同志，三是通晓法文的同志。把法文的原本和汉语的译本都摆出来，逐字逐句地推敲，最后由叶老裁定。一篇课文往往要修改好几天。经过这样加工的课文，文字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叶老自己写东西也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也常常请一些同志在一起逐字逐句地推敲。他的童话《蚕儿和蚂蚁》，因为有一位同志提出普通话里只说‘蚕’不说‘蚕儿’。他就删去了‘儿’字，成为现在的题目《蚕和蚂蚁》。”《叶圣陶关于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论述》
对语文教材课文的加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原文有疏漏
叶圣陶：“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16-157)
如，一位著名学者的一篇文章《世界散文精华序》曾被选人高中语文教科书，但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教师反映，文中有几处论述不严密，后来就被换掉。
2.根据口语实际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1956年即被选人初中文学课本，并且作为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要求背诵的课文。这篇作品原题作“天上的市街”。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教师给编辑部来信，认为“市街”生僻，人们口头上谁也不那么说，不如改成“街市”。当时叶老指示，让编辑部把这位教师的来信转给郭沫若先生定夺。郭老很快就回信，表示同意这位教师的意见，从此，教科书中就成为“天上的街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
3.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长篇作品往往需节选
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在烈日和暴雨下》节选自老舍的《骆驼祥子》，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课文《雷雨》节选自曹禺的剧本《雷雨》。为了适应教学的实际需要，需要对原文进行节选。
4.改写
《看云识天气》《一次大型的泥石流》
谈到对选文的加工。叶老说：
“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其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固陋之作者或将不快，明达之作者宜必乐最。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者而加工焉。他则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谐。总之，欲求加工得当，必深知读书为文之甘苦，愿与诸公共勉之矣。”
这里，叶老提出对课文进行加工的具体要求。
1.要明确修改标准
即主要是以“语言文字规范”作为加工修改的标准，“用词力求正确，造句力求精密，务期与标准语相吻合，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16-17)
2.态度要严肃审慎
因为“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须“就其所短而加工焉”，而不能把“所长”当作“所短”而乱改一气。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反复讽诵，熟诸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16-158)，“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放过(16--148)”。
3.熟悉作者的行文风格
“每个作者在行文时，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教材编者在对课文进行加工时，必须熟悉作者的行文风格，不能信由自己的行文风格横加删改。“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谐。(16--158)”
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语文教材编写的叶圣陶、吕叔湘、吴伯箫、隋树森、张志公等先生，本身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或语言学家，所以绝大多数作家。对教科书编者修改他们的文章表示理解、同意。有的甚至表示感谢，如郭沫若、茅盾、秦牧、杨朔、碧野等，是所谓“明达之作者”；但也有“固陋之作者或将不快”的现象，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法》颁布以后，人们的著作权保护意识增强了，加上编者的水平问题，使选文的加工更加复杂了。
一、课文的选择
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是学生学习语文的主要材料，课文的选择首先要为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服务，即必须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在长期从事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语文教材选文的三条标准：思想内容健康，语言文字规范，适合教学。
从教育部历次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或语文课程标准，可以看出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上的时代特点。如，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在“选材标准”指出：
“课文必须是范文，要求文质兼美，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人选的文章，一般应该是素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特别是经过教学实践证明教学效果良好的。”
“选用的现代政治论文，……在语言文字方面又可作为学习典范的。”“古人的作品，应当尽量多选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都好的；其次，也可以选内容无害而写作方面值得学习的。至于思想内容稍有消极因素而艺术水平很高，足以作为学习借鉴的，也可以选一点。”
“课文的语言文字必须合乎规范。人选的文章，除了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早有定评的名作以外，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作适当的加工或改写。”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突出政治”就成了语文教材选文的首要标准。如，1978《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
课文的选取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学生学思想、学写作的光辉典范，要根据教育的要求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精心选取。
人选的课文应当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
课文的语言要合乎规范，在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古代作品，在语言文字和写作方法上要足为学习的借鉴。外国作品的译文要力求保持原著风格，并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突出政治”的色彩逐渐淡化。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课文要选取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的文章。……语言文字好。入选的现代作品，语言文字要合乎规范，在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具有典范性。人选的古代作品，应是有定评的名篇，文字比较平易。入选的外国作品，译文要在保持原著风格的同时，力求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
进入新时期，工具性和人文性成为语文教学的主流，2001年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
可见，在语文教材课文的选文标准中，“思想内容健康”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时代的印记比较明显，而“语言文字规范”和“适合教学”的要求却是一直坚持的。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一生所编语文教材多达二三十部。他有一个观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课文最好由教材编者自己撰写。他在晚年曾回忆说：“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8册，高小4册，一共12册，四百来篇课文，形式与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但是，要编者自己创作课文，恐怕只有像叶老这样的大家才能做得到，一般教科书的编写者却很难做到。所以，语文教科书的课文主要还是靠选编现成的文章。
叶老指出，教科书“编辑的成功与否自然要看选材的得当不得当”。那么，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文苑里选出合适的课文呢?叶老1962年在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的信中说：
我尝谓凡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拉在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讽诵。潜心领会，质文兼顾，毫不含糊。其拟以入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为堪以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乎?其理至著明也。初人选之文篇，经共同研讨，或终于不入选。然初选之顷，万不宜草草从事，可断言也。
我人选文，似当坚持一义，非欲凑成一册篇数足够之汇编，而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成为学生营养之资也。请诸公观之，此义何如? 吾人首须措意者，所选为语文教材，务求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绝不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若何，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
叶老这段话，指出了语文教科书选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坚持“文质兼美”的选文原则。即从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两方面来衡量，“毫不含糊”。既不“唯名主义”，以作者的名气决定取舍，也不盲从市场，看是否流行，而是看文章本身是否“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
2.坚持精选的原则。选文时，编者必须具有衡文的眼光，同时又肯下“反复讽诵，潜心领会”的功夫，精心挑选，决不能“拉在篮里就是菜”，甚至要求一册之内，“无篇不精”，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
3.所选出来的文章，编者自己要喜欢，也就是说，首先要能打动教材的编者，使编者“心焉好之，确认为堪以示学生之文篇”。如果编者自己都不喜欢，也就不可能让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
1961年7月1日，周扬对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编审组部分同志发表谈话，也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语文教学还是要把语文搞好。语文不大能够配合当前政治，因为政治经常变化，因此不要选太配合当前政治的文章。可以选一些历史性和社会知识方面的东西。课文要解决语言基础知识的问题，课文的目的不要太多，太多就不好搞了。课文要选些稳定的课文。
他的这些观点也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二、课文的加工
课文初步选定以后，并不是“拉在篮里就是菜”，还要对拟选篇目从语言文字上进行必要的加工修改，这也是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一个优良传统。1949年以前，开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国文教材就是这样做的。如《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序》说：
“既称读本，文字形式上应该相当的完整，所选文篇如有疏漏之处，我们都加上修润的工夫。这是要请各位作者原谅的，……”
中华书局《新编初中国文·编辑大意》：
“本书所采用之课文，遇有篇幅过长及初学难解之处，间有删节或改动处，期合学科教学之用。”
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的《编辑大意》中说： “我们选的课文大都加了点修润工夫：有些材料从长篇作品里节选。前后接榫的地方不得不稍稍变动一下；有些材料一部分的句法和词汇跟口语距离太远，不得不改换一个说法。……我们修改的课文，有商得原作者同意的，也有因为不知道原作者的通讯地址，没有征求同意的。这是要请各位作者原谅的。”
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四“选材标准”中指出：
“课文的语言文字必须合乎规范。入选的文章，除了经典著作和早有定评的作品以外，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作适当的加工或改写。”
在过去那个特定时期，领袖人物和鲁迅的文章被认为是经典，不能随便修改。如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原文写作“那”，按(简化字总表)，应该用“哪”，不少师生给编者写信，指出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应该使用现代汉语的规范写法。人教社曾通过教育部专门向中央有关部门打报告，才得以修改。
据刘国正先生介绍，“叶老自己对课文的文字加工。极为严肃，极为精细，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者无不深受感动。回想那些年，叶老审阅初选的课文，都逐字逐句推敲，详尽地提出修改意见。……还有一些课文，是在叶老亲自主持下加工、改写或编写的。我记得的，有《牛郎织女》《孟姜女》《凡卡》《最后一课》等。以《最后一课》为例。叶老召集三方面的人共同修改。一是语文编辑室的负责人和主要编辑。二是老北京，熟悉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同志，三是通晓法文的同志。把法文的原本和汉语的译本都摆出来，逐字逐句地推敲，最后由叶老裁定。一篇课文往往要修改好几天。经过这样加工的课文，文字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叶老自己写东西也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也常常请一些同志在一起逐字逐句地推敲。他的童话《蚕儿和蚂蚁》，因为有一位同志提出普通话里只说‘蚕’不说‘蚕儿’。他就删去了‘儿’字，成为现在的题目《蚕和蚂蚁》。”《叶圣陶关于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论述》
对语文教材课文的加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原文有疏漏
叶圣陶：“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16-157)
如，一位著名学者的一篇文章《世界散文精华序》曾被选人高中语文教科书，但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教师反映，文中有几处论述不严密，后来就被换掉。
2.根据口语实际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1956年即被选人初中文学课本，并且作为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要求背诵的课文。这篇作品原题作“天上的市街”。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教师给编辑部来信，认为“市街”生僻，人们口头上谁也不那么说，不如改成“街市”。当时叶老指示，让编辑部把这位教师的来信转给郭沫若先生定夺。郭老很快就回信，表示同意这位教师的意见，从此，教科书中就成为“天上的街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
3.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长篇作品往往需节选
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在烈日和暴雨下》节选自老舍的《骆驼祥子》，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课文《雷雨》节选自曹禺的剧本《雷雨》。为了适应教学的实际需要，需要对原文进行节选。
4.改写
《看云识天气》《一次大型的泥石流》
谈到对选文的加工。叶老说：
“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其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固陋之作者或将不快，明达之作者宜必乐最。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者而加工焉。他则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谐。总之，欲求加工得当，必深知读书为文之甘苦，愿与诸公共勉之矣。”
这里，叶老提出对课文进行加工的具体要求。
1.要明确修改标准
即主要是以“语言文字规范”作为加工修改的标准，“用词力求正确，造句力求精密，务期与标准语相吻合，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16-17)
2.态度要严肃审慎
因为“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须“就其所短而加工焉”，而不能把“所长”当作“所短”而乱改一气。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反复讽诵，熟诸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16-158)，“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放过(16--148)”。
3.熟悉作者的行文风格
“每个作者在行文时，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教材编者在对课文进行加工时，必须熟悉作者的行文风格，不能信由自己的行文风格横加删改。“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谐。(16--158)”
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语文教材编写的叶圣陶、吕叔湘、吴伯箫、隋树森、张志公等先生，本身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或语言学家，所以绝大多数作家。对教科书编者修改他们的文章表示理解、同意。有的甚至表示感谢，如郭沫若、茅盾、秦牧、杨朔、碧野等，是所谓“明达之作者”；但也有“固陋之作者或将不快”的现象，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法》颁布以后，人们的著作权保护意识增强了，加上编者的水平问题，使选文的加工更加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