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除了越过天山山脉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万里亲赴之外，阅读有关书籍无疑是一个有效甚至不可替代的途径。
　　近60年来对于喀什的记述，目前尚无公认值得推荐的版本，而对19世紀末至20世纪初喀什的情状描述，却大致有一个被认可的必读书目。这其中，就包括我手中这本《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在“7·5”事件与针刺风波之间的月余时间中，当我走在喀什老城曲折幽长的巷子里，装在背包内的就是这本回忆录。几乎每个路上遇见的维族小孩都会冲我大声喊“hello”，显然，来此地的外国游客很多。而“7·5”之后，更几乎清一色是欧美人和日本人，在一间专门接待旅行者的古城青年旅馆里，我耐心地等待着说汉语的机会，直到遇见一名香港记者。
　　喀什是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族的文化之都，维族历史上两部最伟大的著作《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词典》的创作都与这所城市密不可分。在当地新华书店里，全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CD，24张仅售120元，女店员幽幽然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我们维族的东西卖得这么便宜。”
　　如今，喀什老城，有着数百年历史、国内仅存的伊斯兰特色的迷宫一般的街区，部分房屋正在拆迁，泥墙倒地后溅起的尘土如一团黄色的雾，在南疆明亮的日光下转瞬散去。街旁的宣传牌上登着一组照片，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实地考察后对拆迁保护方案的一致好评。这一切都太熟悉不过了，喀什和无数个内地文化古城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叶，同新疆，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的地方，现在由中国人治理着。汉族人与中亚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朝时代。在其后的许多世纪中，汉族人在这里的统治曾多次减弱乃至中断，这样的时期相当长。但是中华帝国的威望与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汉族人总是能成功地返回这里。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使用多少武力和军队，而是本地人自己似乎一直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
　　“……汉族人的治理方式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表面上的统治，而在同时尽可能地征收各种税，使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转。除此之外，我应当说，从整体上，他们对本地人的治理相当严厉。同时，在制定法律方面，他们又留有余地，而不是去惹怒本地人。例如，制定法律时，他们很慎重，不知不觉地使制定的法律取悦于人民。”
　　这是本书作者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对20世纪初喀什噶尔政治生态的理解，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她的丈夫就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首任领事、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他1890年来喀什，1912年升任为总领事，总共在喀什工作生活了27年)。马嘎特尼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格兰来华的传教士，他本人的中文名字叫马继业，1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南京。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英国在迫使印度沦为殖民地后，正撞上二占据了中亚广大地区并进一步南下扩张的俄国，双方对峙在帕米尔高原。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上的国旗，是在印度和北极之间广袤大地上飘扬的唯一一面英国的旗帜。于是，喀什噶尔就俨然成为亚洲内陆中心地带的一处国际舞台，两个原本与中国相隔万里的国家，一时间竟都成了正处于衰退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
　　昔日的俄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在一度被用作政府招待所后，现在是外国旅行者聚集、人气火爆的“色满宾馆”。而马嘎特尼夫妇苦心经营的英国领事馆在成为供长途汽车司机落脚的旅店之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在今天的城市地图上已无迹可寻。
　　晚上9点过后，落日的余晖为喀什老城投下最后一抹依恋，这里曾是好莱坞电影《追风筝的人》的外景地。在这部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口味的影片中，矛头所指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真实的街道上随处映入我眼帘的“私自朝觐是非法宗教活动”等字样的标语，无缘出现在镜头中。某天早晨，我所住的旅馆的老板正给一名在这实习的英语专业的维族大学生出具一份证明——“实习期间并未参加违法宗教活动”。这个男孩眼神阴郁，英语水平高过汉语，在旅馆的庭院里和我打台球，第一天他一直赢我，第三天我连赢3局。
　　“汉族人信奉孔子儒学，但他们一点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县官们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问的交往都通过本地人中的伯克突厥语音译，意即维族地方官吏和头人们进行，这些伯克和头人们则心安理得地或多或少地剥削着自己民族的平民百姓，只要这些剥削行为不过分，汉族统治者就不干预。”凯瑟琳继续着她的观察：
　　想要了解新疆，就要走近喀什。想必官员们也熟知这个说法。这从最近乌鲁木齐政坛的人事变动中可见一斑：曾长期在喀什工作的朱海仑成为新任的乌市市委书记。在凯瑟琳笔下，当地人刘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而今，恢复各族人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同样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