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8期《拿什么送别举国体制》)
　　在体育领域里，中央有国家体育总局，各级地方有各级的体育局。各种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都要围绕体育总局资源指挥棒运转。把竞技体育当政治事业办，从国际赛事上的“为国争光”到国内赛事中的“为各省市争光”，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在提升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与竞技体育同处在“体育事业”中的全民体育，则因为不容易出形象工程和取得政绩，而受到了默契的共同忽视。我们经常看到的不需要多少投入的众人扭大秧歌、踩高跷、打太极，也许，更能反映中国的体育现状。
　　中国“体育事业”目前存有两大问题：一方面，以计划思维分配体育资源流向，阻滞健全的体育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另一方面，大众体育薄弱而少数竞技体育一枝独秀。
　　怎样把体育产业从“体育事业”里解放出来?以及“体育事业”怎样回归其本位，更好地促进全民健身和辅助市场完成单个体育项目的推广与普及?这需要“体育事业”来一次“瘦身”与“补钙”逐步让体育的归体育。但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型的过程从来不是自发的，光是来自社会的呼吁与监督，力度不足，这需要在大的政治架构中能对体育格局完成制度安排，防止其裹足不前和在从事业化向市场化转型中形成新的垄断。另外，体育发展从来不是单个体育领域里的事，面对德国的牙医在奥运会上获得马术奥运冠军的事实，让经济发展能更好地普惠民生，从而使民众有经济能力来更好地参与和享受体育之余，而无后顾之忧，这也须是政治与体育间发生契合的最好注脚，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名义。
　　
　　(程国)
　　
　　小额信贷商业化的春天
　　
　　(2008年第18期《主流金融的小额信贷机遇》)
　　实现小额信贷自身发展与服务穷人这个社会目标的统一，是小额信贷商业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对于主流金融来说，小额信贷客户有着天然的劣势。由于规模小，甚至穷，这些客户的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和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等，一般都是严格的私人信息，对于银行特别是主流金融业务来说，这些信息是隐藏的。在信息不对称的借贷市场中，银行要观察到中小客户的投资风险，就必须花费更高的监督成本，于是，只能通过提高利率或干脆不受理中小企业业务，转而将贷款放给有保障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的这种逆向选择行为，必将小额信贷退出市场。针对国家出台的小额信贷激励政策，有业界人士就说：“在市场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下，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已经不再是银行的优质客户!”
　　小额信贷要实现商业化，迎来春暖花开，显然，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激励，二是信息。就激励而言，众所周知，如果中小客户和银行之间不仅只打一次交道，而是多重博弈，中小客户一般就不会失信。事实上，孟加拉、印尼等的经验也表明，“贷款可得性”、“获得更大额度的贷款”、“奖励”等为代表的信用激励机制在促进小额信贷有效运用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进一步，激励在这里的含义，还应包括政府对银行的激励，银行对员工的激励等。从信息的角度，显然，主流金融“回避”小额信贷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来弥补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比如，近年来的信用担保中心、鉴证贷款以及个人委托贷款等，就是一些颇有作为的制度创新。
　　(彭兴庭)
　　
　　法治是个妥协的过程
　　
　　(2008年第18期《反垄断执法所争为何》)
　　法治是个过程，而且本质上就是个妥协的过程。说它是过程，就是说法治需要时间积累，需要历史对待。我们一些人总喜欢以西方的法治现状和完善程度来诟病我们的制度与法律，即使承认我们与西方世界法治历史的时间差距，往往不谈西方法治过程之曲折。即使美国，法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权威。
　　人们有理由对《反垄断法》的实施寄予厚望。但从本质上看，法治就是为不同利益群体获取各自利益(资源)提供了一套大家所共同认可的方式和途径，使人们不至于在这种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因过度的冲突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大家共同认可”的法律的途径和方式，未必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都平等公正。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双方在争夺过程中根据各自的实力所达致的一种妥协而已。在这个妥协过程中，优势集团的优势依然相对存在，他们在这种妥协过程中所得的依然最多。法治的优点就在于，如果它能够在各个利益集团妥协的基础上产生并能获得每一个利益集团的严格恪守，则等于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争取自己利益的和平大道。
　　强调过程和妥协不意味反对法治，更不是赞赏人治。只是提供一个思考角度，指出《反垄断法》颁行本身就是法治过程的一部分，细则与配套不完善是妥协未达到新的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争取细化和落实是理性的，消极等待是悲观的。
　　(周晓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