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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30日，深夜的上海滩码头，靠近和平饭店旁边的中国银行大楼，今夜非常不寻常。早该熄灯全暗的大楼里，今夜一楼竟然灯火通明。在寻常的日子，秋深的夜里行人不多。但今夜的中国银行旁边竟有一群军人，荷枪实弹，警戒森严，把守着银行到港口边的通道。
黑夜中，一艘海关总署的缉私舰缓缓驶向了中国银行的码头。这一艘缉私舰名叫“海星号”，载重达3000吨，在缉私舰中吨位大的船。当它一靠岸，就有人指挥开出一条道，从中国银行的里，出现一群挑夫，他们一个个挑着木头包装、看起来象是威士忌酒桶的重物，搬上了船。
海關总署的职员范元健几十年后回忆说：“看到挑夫挑那么重的东西，我们就猜想，里面可能是用木头封起来的金条。当我们很惊讶的看着，船长大声说：不要问里面是什么东西。”
等到东西搬上船，立即下令开航。船在夜间静静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在12月3日到达台湾基隆港。台湾银行的职员刘明朝叫了一辆卡车已在码头等候多时。他载上这一批黄金木桶，立即驶向台北台湾银行的金库。此时已是4日凌晨。
200万两黄金，约占当时中央银行一半的黄金存量，就在这个夜晚悄悄转移到了台湾。
事实上1948年11月，蒋介石眼见战场失利，即开始筹划黄金迁移的事。他指派蒋经国、宋子文、愈鸿钓组成项目小组。蒋经国负责军队的协调，宋子文负责海关调度，俞鸿钓负责中央银行公文协调。宋子文是干练的政坛老手，他认为此事必须保密，若外泄会造成社会恐慌，但中国船舰容易泄露，所以最好找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执行，他们不想干预中国内政，黄金要放在哪里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只负责听命运送。
午夜上海滩的秘密行动，在全面戒严下，照理不应外泄，却不料，紧临中国银行旁边的和平饭店五楼上，住着一个房客。此君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记者，名叫乔治·瓦因〈George Vine〉，他半夜正在写稿，无意中往下一看，但见奇异的灯火通明中，几个挑夫正在从银行搬运东西出来，他立即写了一个特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中央银行偷运金条！”路透社也跟进了：“徐州惨败，京沪震动，中央银行偷运金钞”。
这两则新闻像重磅炸弹，把原本就脆弱的金圆券打得更惨烈，加上徐蚌会战败战的消息，钱没用了，人人抢着买黄金，12月24日，中央银行就发生黄金挤兑事件，挤死挤伤了许多人。
但运黄金的事没结束。蒋介石当然知道黄金才是硬货币，他命令俞鸿钓与中央银行配合黄金安放地点的调动。1949年1月2日，60万两黄金从上海移出，由缉私舰“海星号”和“美朋号”运出。
蒋介石的黄金秘密转移，其实已预告着他正在为自己谋退路。他一心想找一个安定的地方，做为东山再的根据地，而台湾正是他想望的土地。
1949年1月21日下台之前，蒋介石知道自己一旦下野，将失去对中央银行黄金的掌控权，而黄金与外汇，是军费所必须，所以他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钓和负责军费调拨的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找来开会，三方签署了一纸被外界名为“黄金草约”的条款，载明吴嵩庆可以用调拨军费为名目，将存放在厦门金库的黄金与外汇，以“预支军费”的名义，提拨出来使用。吴嵩庆于是成为蒋介石迁运黄金的代理者。
1949年1月20日，第三批黄金90万两开始转移，这一次的理由即是“预支军费”，存亡危急之秋，战场急用，谁也不敢阻止。而黄金一旦转入联勤财务署为军费，就不是谁能管的了。唯一奇怪的是，当时所签的“黄金草约”是执行所本的文件，却再也无法找到。国民党档案馆没记载，中央银行找不到，蒋介石的手条也没有。只有在吴嵩庆个人的日记里留下草约的关键内容。
1949年2月6日，在蒋经国的指挥下，转移了第四批黄金，计有55万两。南京中央银行的的金库已经搬空了。不过，2月28日至3月通过“重庆号”所运送的30万两黄金就没这么顺利了。“重庆号”开航后不是往南行驶到厦门，而是往北开向葫芦岛某个港口外，准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船上有人报告蒋介石船已转向，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它击沉。蒋介石在3月6日的日记记载着，船上有30万银元。但后来有“重庆号”的老兵表示，1951年的海底打捞行动中，还是捞出30余万银元，和十几万两黄金。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入上海前几天，蒋经国亲自押送上海最后一批黄金，该有20万两，用几架飞机运送到厦门。这已经是最后一批了。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要所有运回台湾的黄金，包括从厦门撤退运来的，全部缴回。而依据台湾银行的资料，这时缴回的黄金有108万两。本来运出的黄金应有400多万两，但在撤退战争中，数百万军人的军费，撤退的船只运输，中央文物的运送，来台百万军人的安置等，不断花费，最后只剩下了这108万两黄金。新台币的发行，就是靠着这些运来的黄金，才能稳住大局。
当然，由于这一批黄金运台的故事太传奇，以致于不断被人放大。仿佛台湾就是靠了这黄金而在1949年后就发达起来了。但事实上，这些钱在当时并不算太多，战争烧钱太快，就算有一百多万两黄金，在毫无生产收入的情况下，百万大军天天吃喝拉撒，台湾经济危急，实在也撑不了太久。
如果我们细看当时照片，就会发现那些装载黄金的木桶，长得很像威士忌酒木桶，只是里面装了金条，这确实是很好的掩护。
黑夜中，一艘海关总署的缉私舰缓缓驶向了中国银行的码头。这一艘缉私舰名叫“海星号”，载重达3000吨，在缉私舰中吨位大的船。当它一靠岸，就有人指挥开出一条道，从中国银行的里，出现一群挑夫，他们一个个挑着木头包装、看起来象是威士忌酒桶的重物，搬上了船。
海關总署的职员范元健几十年后回忆说：“看到挑夫挑那么重的东西，我们就猜想，里面可能是用木头封起来的金条。当我们很惊讶的看着，船长大声说：不要问里面是什么东西。”
等到东西搬上船，立即下令开航。船在夜间静静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在12月3日到达台湾基隆港。台湾银行的职员刘明朝叫了一辆卡车已在码头等候多时。他载上这一批黄金木桶，立即驶向台北台湾银行的金库。此时已是4日凌晨。
200万两黄金，约占当时中央银行一半的黄金存量，就在这个夜晚悄悄转移到了台湾。
事实上1948年11月，蒋介石眼见战场失利，即开始筹划黄金迁移的事。他指派蒋经国、宋子文、愈鸿钓组成项目小组。蒋经国负责军队的协调，宋子文负责海关调度，俞鸿钓负责中央银行公文协调。宋子文是干练的政坛老手，他认为此事必须保密，若外泄会造成社会恐慌，但中国船舰容易泄露，所以最好找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执行，他们不想干预中国内政，黄金要放在哪里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只负责听命运送。
午夜上海滩的秘密行动，在全面戒严下，照理不应外泄，却不料，紧临中国银行旁边的和平饭店五楼上，住着一个房客。此君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记者，名叫乔治·瓦因〈George Vine〉，他半夜正在写稿，无意中往下一看，但见奇异的灯火通明中，几个挑夫正在从银行搬运东西出来，他立即写了一个特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中央银行偷运金条！”路透社也跟进了：“徐州惨败，京沪震动，中央银行偷运金钞”。
这两则新闻像重磅炸弹，把原本就脆弱的金圆券打得更惨烈，加上徐蚌会战败战的消息，钱没用了，人人抢着买黄金，12月24日，中央银行就发生黄金挤兑事件，挤死挤伤了许多人。
但运黄金的事没结束。蒋介石当然知道黄金才是硬货币，他命令俞鸿钓与中央银行配合黄金安放地点的调动。1949年1月2日，60万两黄金从上海移出，由缉私舰“海星号”和“美朋号”运出。
蒋介石的黄金秘密转移，其实已预告着他正在为自己谋退路。他一心想找一个安定的地方，做为东山再的根据地，而台湾正是他想望的土地。
1949年1月21日下台之前，蒋介石知道自己一旦下野，将失去对中央银行黄金的掌控权，而黄金与外汇，是军费所必须，所以他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钓和负责军费调拨的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找来开会，三方签署了一纸被外界名为“黄金草约”的条款，载明吴嵩庆可以用调拨军费为名目，将存放在厦门金库的黄金与外汇，以“预支军费”的名义，提拨出来使用。吴嵩庆于是成为蒋介石迁运黄金的代理者。
1949年1月20日，第三批黄金90万两开始转移，这一次的理由即是“预支军费”，存亡危急之秋，战场急用，谁也不敢阻止。而黄金一旦转入联勤财务署为军费，就不是谁能管的了。唯一奇怪的是，当时所签的“黄金草约”是执行所本的文件，却再也无法找到。国民党档案馆没记载，中央银行找不到，蒋介石的手条也没有。只有在吴嵩庆个人的日记里留下草约的关键内容。
1949年2月6日，在蒋经国的指挥下，转移了第四批黄金，计有55万两。南京中央银行的的金库已经搬空了。不过，2月28日至3月通过“重庆号”所运送的30万两黄金就没这么顺利了。“重庆号”开航后不是往南行驶到厦门，而是往北开向葫芦岛某个港口外，准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船上有人报告蒋介石船已转向，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它击沉。蒋介石在3月6日的日记记载着，船上有30万银元。但后来有“重庆号”的老兵表示，1951年的海底打捞行动中，还是捞出30余万银元，和十几万两黄金。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入上海前几天，蒋经国亲自押送上海最后一批黄金，该有20万两，用几架飞机运送到厦门。这已经是最后一批了。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要所有运回台湾的黄金，包括从厦门撤退运来的，全部缴回。而依据台湾银行的资料，这时缴回的黄金有108万两。本来运出的黄金应有400多万两，但在撤退战争中，数百万军人的军费，撤退的船只运输，中央文物的运送，来台百万军人的安置等，不断花费，最后只剩下了这108万两黄金。新台币的发行，就是靠着这些运来的黄金，才能稳住大局。
当然，由于这一批黄金运台的故事太传奇，以致于不断被人放大。仿佛台湾就是靠了这黄金而在1949年后就发达起来了。但事实上，这些钱在当时并不算太多，战争烧钱太快，就算有一百多万两黄金，在毫无生产收入的情况下，百万大军天天吃喝拉撒，台湾经济危急，实在也撑不了太久。
如果我们细看当时照片，就会发现那些装载黄金的木桶，长得很像威士忌酒木桶，只是里面装了金条，这确实是很好的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