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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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把生态危机的发生根源归结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而经济学指向自然资源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矛盾的时候，它们都忽略了造成断裂与矛盾的现实性根源——支配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资本逻辑。正是资本呼唤出入类的无限欲望，造成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资源稀缺与欲望无限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通过观念层面的“欲望支配世界”、“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价值通约主义”等，无限地放大了作为矛盾一方的“欲望无限”，从而直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生态危机的呈现和加剧。在资本逻辑尚不可摧毁的现时代，破除“资本原则”的永恒性、目的性、终极性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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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课题“经济哲学视阈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财富观的嬗变”[项目编号：2012110323]的中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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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把生态危机的发生根源归结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而经济学指向自然资源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矛盾的时候，它们都忽略了造成断裂与矛盾的现实性根源——支配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资本逻辑。正是资本呼唤出入类的无限欲望，造成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资源稀缺与欲望无限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通过观念层面的“欲望支配世界”、“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价值通约主义”等，无限地放大了作为矛盾一方的“欲望无限”，从而直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生态危机的呈现和加剧。在资本逻辑尚不可摧毁的现时代，破除“资本原则”的永恒性、目的性、终极性理念，消解观念化的资本逻辑——“欲望支配世界”、“经济个人主义”与“价值通约主义”的生存理念，重构欲望与生存、自然与人生、财富与责任、个人与社会、价值与意义等存在意识，就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观念改造方案。
其他文献
卢卡奇和列宁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卢卡奇实现了对马克思进行黑格尔式的突破性解读。从政治视角分析,卢卡奇凭借其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接受,成为一位政治的而非哲学的列宁主义者。而根据卢卡奇的观点,列宁才是马克思复兴的真正奠基者,因为其推动了对于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反映形式的决定性发展。具体来看,卢卡奇根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内容论述来分析列宁,认为列宁通过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实现了与马克思相联系,但是列宁身上却体现出黑格尔式的和反黑格尔式的两种不一致性。
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威权主义的潮流。本文认为,威权新自由主义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阶段。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已经陷入了三重悖论:经济悖论,即金融化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治条件,但却仍然无法进行有效的积累,而日益陷入金融化;政治悖论,即由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收益为极少数人获得,但造成的严重负面后果却由民众承担,这使得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最终导致带有民粹主义和反体制色彩的政治强人上台,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开始崩塌;威权悖论,即威权政治家掌权后所推行的政策,实质上必然
2019年11月15-17日,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理论与评论》杂志共同承办的第十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年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2019年11月16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在福州市举行。这次会议总结了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以来的工作,审议通过了新的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出席大会并做工作报告。
金融体系在当代中国经济中起到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该体系以银行信贷为基础，但金融市场也扮演了角色。最近的历史表明，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和自我调节机制，是危机的滥觞之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传统的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方式更能避免道德风险，并与传统的经济文化更加合拍，因而较金融市场具有更大的优势。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片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且部分允许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反应更加迅速，因而私有化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不应该追求利率的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限制银行业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制订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是：（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危机。本文试图集中于马克思最初在这一计划中提出的“世界市场危机”概念，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首先，本文的论据表明，马克思本人总是从“世界市场危机”的视角出发来讨论当代危机；其次，本文聚焦于所谓的“计划的辩论”，讨论了“世界市场危机”概念在马克思危机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再次，本文概述了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诸种不同阐释，比如利润率下降、利润压缩、金融危
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斗争的新时代，西方国家自认为了解民主和政治体制而怀着好为人师的感情来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和政治体制评判打分，这种评价方式是不可取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社会演化的重点，但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已经衰落的西方极大的兴趣和恐慌。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改革及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探询中国模式的特点，建议同中国扩大对话，加深认识。未来世界发展还未可知，但社会主义一定会迎来历史转折点，结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期尚未结束。
面对当前复杂的政治地形，应该用激进民主的战略替换共产主义的假设。新战略意味着全面解析霸权、激进民主、对抗、接合、要素、节点、话语、等同链条等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激进民主的真正内含在于，在尊重多样性、承认对抗不可根除的前提下寻找新的敌手，实现霸权政治在话语层面上的拆解和再接合，进而在不同民主要求之间建立起等同链条，全面质疑现存的权力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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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判断力是在抽象的技术性推理和任意的自我决断之间求取中道的一种推理模式。人们对这一概念重燃关注，常常是采取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或明智（prudence）概念的形式。通过研读几位重要民主理论家与亚里士多德研究者的著作，我考察了亚里士多德明智概念的复兴并得出结论：他们缺乏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能够促进明智的某些基本要素。我特别想表明：当前这些对政治判断力的鼓吹削弱了政治科学（亚里士多德的首要关切）的理由，从而令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所支持的独立判断力有陷于失落的危险。他们没有足够重视亚里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