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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每个地方，人们都比过去更长寿。一个人到80多岁还能活得很好已不再是稀罕事。人类的寿命比以前更长，这应该是一件开心事才对。但如果长寿不能使人开心，那会发生什么？
你活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出现慢性病的情况。你罹患关节炎、帕金森病或其他降低你生活质量的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逐年递增。不过在所有威胁到我们晚年生活的疾病中，有一种对社会的危害尤为严重，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你如果活到80多岁，就会有接近50%的可能性得这种病。在美国，阿尔茨海默症是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却是其中唯一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死因，每年的发病率都在增加。随着美国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这种趋势将会继续扩大。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家庭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亲人的认知能力减退，然后慢慢地消失。尽管疾病负担越来越重，科学家们还是没能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如何才能阻止这种疾病破坏大脑。
我最初对阿尔茨海默症产生兴趣是由于它对家庭和医疗系统造成的负担——既是情感上的负担，又是经济上的负担。这种病的经济负担更容易量化。比起没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形式痴呆症的病人，每年在自费医疗项目上要多花5倍的钱。与许多患慢性病的人不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既要支付长期护理的费用，又要负担直接的医疗开支。如果你在六七十岁得了这种病，你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可能需要昂贵的护理。
这些开支是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医疗负担之一。根据阿尔茨海默症协会提供的数据，美国人在2017年将花费2590亿美元看护那些患阿尔茨海默症及其他痴呆症的病人。如果没有重大突破，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支出还将继续挤压财政预算。这些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都需要考虑的，包括那些中低收入国家——那里的國民预期寿命也在接近全球平均水平，患痴呆症的人数正不断增加。
想要把阿尔茨海默症造成的人力成本转化为数字，这实在是难上加难。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摧毁的不仅是得病的人，而且包括所有爱他们的人。我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我的家族中就有人得过阿尔茨海默症。眼睁睁地看着你爱的人挣扎着被这种病夺走心智你却对此无能为力，我知道那有多痛苦，感觉像是在经历你曾经认识的那个人一点点死去的过程。
家庭背景并不是我对阿尔茨海默症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但个人经历确实让我明白，当你或你爱的人患上这种疾病时有多绝望。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创新的力量，它把像艾滋病毒这样曾经不可一世的杀手，转变成为可以通过服药被控制住的慢性疾病。我相信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症也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做得更好）。
过去一年，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种疾病和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正在开展许多了不起的工作，目的是推迟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时间和减少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从研究人员、学者、投资人和业内专家等各方听到的信息使我信心满满，只要可以在5个领域取得进展，我们基本上就能改变阿尔茨海默症的发展方向。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症是如何发生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器官，由于病人在世的时候很难对大脑进行研究，我们对它如何随着年龄老化，以及阿尔茨海默症如何破坏了这个过程知之甚少。我们对大脑状况的认识大部分来自尸体解剖，所以只能看到阿尔茨海默症末期的表现，而无法解开其长久以来的谜团。例如，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要比白人更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症。如果想要取得进展，我们就需要更好地了解这种病的深层次原因和生物学原理。
我们需要更早地检查及诊断阿尔茨海默症。由于最终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死亡后的尸检，我们很难在病程早期就准确地识别出这种疾病。虽然有认知测试这种方法，但结果往往变动很大。如果你前一晚没睡好，这可能会影响你的结果。如果有一种像验血一样更加可靠、价格可负担和容易获得的诊断方法，我们就能更容易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症的进展和追踪新药物起作用的方式。
我们需要更多对抗疾病的方法。一种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预防疾病或减缓疾病发展。截至目前，大部分的药物试验都瞄准了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这是两种造成大脑斑块和缠结的蛋白。我希望这些方法能够成功，但万一它们不成功，我们需要为科学家们提供些不一样的、不那么主流的想法。一个更加多样化的新药产品线将有助于提高发现突破性解决方案的机会。
我们需要让人们更容易地参与临床试验。创新的步伐有多快，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多快地进行临床试验。由于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症了解不多，也没有一种可靠的诊断方法，很难找到处于病程早期且愿意参与临床试验的合适人选。招募到足够的患者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如果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预先选定参与者并创建有效的注册体系，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开展新的试验。
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数据。每当制药公司或实验室进行一项研究时，他们都会收集大量信息。我们应该用一种通用的格式来编译这些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症如何发病、发病情况怎样受性别和年龄影响，以及遗传基因如何对患病几率造成影响。这将使研究人员更容易寻找模式和发现治疗的新途径。
如果我们在以上这些领域都能取得进步，我想我们就能开发出一种干预措施，从而极大地减小阿尔茨海默症的影响。我们有理由对前景保持乐观：我们对大脑和阿尔茨海默症的了解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需要做得更多。我想要支持有才华的人从事这项工作。作为第一步，我向痴呆症发现基金（Dementia Discovery Fund）投资了5000万美元，这是一个致力于增加临床药物种类和发现治疗新目标的私募基金。大型制药公司中的大多数还在继续寻求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治疗方法。痴呆症发现基金是制药公司的有益补充，它支持一些初创公司去探索不那么主流的方法治疗痴呆症。我所做的这笔投资是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通过基金会。要想实现阿尔茨海默症首次被成功治愈，这或许要等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最开始的治疗也一定会非常昂贵。等到那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基金会可能会考虑如何把它推广到贫困国家。 不过在开始考虑各种做法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先实现许多科学突破。所有正在研发过程中的新工具和新理论都让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研发事业的转折点。现在正是加快进步的时候，从而避免让阿尔茨海默症造成的巨大损失冲击到那些无法负担高昂医药费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阿尔茨海默症流行对财政预算的影响，足以导致整个医疗系统破产。
这是一个可以大幅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前沿领域。人类寿命越来越长是一个奇迹，但只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是不够的。人们应该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在阿尔茨海默症方面取得突破。我很激动能加入对抗这一疾病的战斗，同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诊断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该如何消灭它？这真的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找到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方法需要大量新药的临床试验，但如果不能在发病初期发现这些患者，从而测试治疗方法是否能发挥作用，就很难招募到合适的试验参与者。
目前，诊断这种疾病的最佳方法是脊椎穿刺或脑部扫描。问题在于前者具有侵入性，后者价格昂贵。许多病人在开始出现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之后才进行这些测试，而此时病情可能已经相当严重了。找到一个可靠、价格可负担和好用的诊断方法对于消灭阿尔茨海默症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好消息是，多亏过去几年里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目标终于变得触手可及。科学家们正在推进新的诊断方法：从简单的血液测试到语音分析，这些方法就好像科幻小说里写的一样。我们已经接近攻克鸡和蛋问题的临界点了。
这就是我投资诊断法加速器的原因——我去年夏天宣布与阿尔茨海默癥药物发现基金会（ADDF）一起投资了这个新的基金，旨在加快现有的研究进展。
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没有除了认知评估之外的阿尔茨海默症诊断方法。第一次突破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那时大脑成像——如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和MRI（磁共振造影）——使我们能够看到患者大脑的生物学变化。
随后在2006年出现了脊椎穿刺。一个由瑞典科学家奥斯卡·汉森（Oskar Hansson）、亨里克·塞特伯格（Henrik Zetterberg）和卡伊·布兰纳（Kaj Blennow）组成的团队，证明了观察脑脊髓液（在大脑和脊髓中发现的液体）可以预测哪些人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他们的发现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可使用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他们能够更明智地决定应该找哪些人参加临床试验。不过这个办法并不完美，问问那些做过脊椎穿刺的人是否愿意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就知道了。
理想的阿尔茨海默症诊断方法得是便宜和易于操作的。它不仅能告诉我们是否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还能告诉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最重要的是，理想的诊断方法应该像在年度体检中接受的其他常规检查一样简单且无痛。
换句话说，血液检测会是一种理想的诊断方法。就在两年前，科学家们对于是否存在简单的阿尔茨海默症血液检测还存有疑虑。研究人员们已经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每次新的实验室检测显示出一些希望，下一个尝试它的科学家却会实验出与之相异的结果。
兰迪·贝特曼（Randy Bateman）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作为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他的团队识别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血液在众多测试中存在具有一致性的变化。自从2017年夏天他公布研究以来，其他研究人员也发表了类似的发现，还有很多人在努力完善这个诊断方法（包括发明脊椎穿刺检测的瑞典团队）。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血液检测很有可能被用于招募患者进行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试验。这令人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实验室将能更快地招募到更多病人，同时科学家将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弄清楚某种药物是否有效。这也意味着将来有一天，你能很容易地在医生的例行检查中进行这种检测。
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侵入性更小的方法来诊断阿尔茨海默症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位名叫罗达·奥（Rhoda Au）的研究人员，如果她的研究被证明是成功的，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听声音或者观察如何用笔写字来预测你是否会得这种病。
奥博士负责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的神经心理学研究，该研究已经持续70多年追踪一个城镇中居民的健康状况。一些参与者最近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并且奥博士有这些病人这段时间参与健康评估的数千份音频文件的使用权限。
当你说话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把词串在一起组成句子的整个编译过程很复杂。如果能用电脑分析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多年来是如何说话的，你也许能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然后在还未显现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更年轻的病人身上寻找相同的言语模式。如果你能足够早地发现这些变化，你甚至也许能从一开始就防止人们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我们还不知道语音分析是否有效，这还处于研究的早期阶段，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应寻找什么样的言语模式变化。但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到那个时候，判断人们阿尔茨海默症患病风险的大小有可能就像使用手机应用一样简单，你可以让应用提醒你讲话中出现的危险信号。
对于诊断方式来说，如今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和精确，科学家们在诊断疾病方面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已经受益于这种更深入的了解，我也期待在未来看到其他革命式诊断方法的出现。
你活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出现慢性病的情况。你罹患关节炎、帕金森病或其他降低你生活质量的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逐年递增。不过在所有威胁到我们晚年生活的疾病中，有一种对社会的危害尤为严重，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你如果活到80多岁，就会有接近50%的可能性得这种病。在美国，阿尔茨海默症是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却是其中唯一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死因，每年的发病率都在增加。随着美国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这种趋势将会继续扩大。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家庭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亲人的认知能力减退，然后慢慢地消失。尽管疾病负担越来越重，科学家们还是没能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如何才能阻止这种疾病破坏大脑。
我最初对阿尔茨海默症产生兴趣是由于它对家庭和医疗系统造成的负担——既是情感上的负担，又是经济上的负担。这种病的经济负担更容易量化。比起没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形式痴呆症的病人，每年在自费医疗项目上要多花5倍的钱。与许多患慢性病的人不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既要支付长期护理的费用，又要负担直接的医疗开支。如果你在六七十岁得了这种病，你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可能需要昂贵的护理。
这些开支是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医疗负担之一。根据阿尔茨海默症协会提供的数据，美国人在2017年将花费2590亿美元看护那些患阿尔茨海默症及其他痴呆症的病人。如果没有重大突破，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支出还将继续挤压财政预算。这些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都需要考虑的，包括那些中低收入国家——那里的國民预期寿命也在接近全球平均水平，患痴呆症的人数正不断增加。
想要把阿尔茨海默症造成的人力成本转化为数字，这实在是难上加难。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摧毁的不仅是得病的人，而且包括所有爱他们的人。我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我的家族中就有人得过阿尔茨海默症。眼睁睁地看着你爱的人挣扎着被这种病夺走心智你却对此无能为力，我知道那有多痛苦，感觉像是在经历你曾经认识的那个人一点点死去的过程。
家庭背景并不是我对阿尔茨海默症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但个人经历确实让我明白，当你或你爱的人患上这种疾病时有多绝望。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创新的力量，它把像艾滋病毒这样曾经不可一世的杀手，转变成为可以通过服药被控制住的慢性疾病。我相信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症也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做得更好）。
过去一年，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种疾病和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正在开展许多了不起的工作，目的是推迟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时间和减少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从研究人员、学者、投资人和业内专家等各方听到的信息使我信心满满，只要可以在5个领域取得进展，我们基本上就能改变阿尔茨海默症的发展方向。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症是如何发生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器官，由于病人在世的时候很难对大脑进行研究，我们对它如何随着年龄老化，以及阿尔茨海默症如何破坏了这个过程知之甚少。我们对大脑状况的认识大部分来自尸体解剖，所以只能看到阿尔茨海默症末期的表现，而无法解开其长久以来的谜团。例如，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要比白人更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症。如果想要取得进展，我们就需要更好地了解这种病的深层次原因和生物学原理。
我们需要更早地检查及诊断阿尔茨海默症。由于最终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死亡后的尸检，我们很难在病程早期就准确地识别出这种疾病。虽然有认知测试这种方法，但结果往往变动很大。如果你前一晚没睡好，这可能会影响你的结果。如果有一种像验血一样更加可靠、价格可负担和容易获得的诊断方法，我们就能更容易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症的进展和追踪新药物起作用的方式。
我们需要更多对抗疾病的方法。一种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预防疾病或减缓疾病发展。截至目前，大部分的药物试验都瞄准了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这是两种造成大脑斑块和缠结的蛋白。我希望这些方法能够成功，但万一它们不成功，我们需要为科学家们提供些不一样的、不那么主流的想法。一个更加多样化的新药产品线将有助于提高发现突破性解决方案的机会。
我们需要让人们更容易地参与临床试验。创新的步伐有多快，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多快地进行临床试验。由于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症了解不多，也没有一种可靠的诊断方法，很难找到处于病程早期且愿意参与临床试验的合适人选。招募到足够的患者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如果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预先选定参与者并创建有效的注册体系，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开展新的试验。
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数据。每当制药公司或实验室进行一项研究时，他们都会收集大量信息。我们应该用一种通用的格式来编译这些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阿尔茨海默症如何发病、发病情况怎样受性别和年龄影响，以及遗传基因如何对患病几率造成影响。这将使研究人员更容易寻找模式和发现治疗的新途径。
如果我们在以上这些领域都能取得进步，我想我们就能开发出一种干预措施，从而极大地减小阿尔茨海默症的影响。我们有理由对前景保持乐观：我们对大脑和阿尔茨海默症的了解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需要做得更多。我想要支持有才华的人从事这项工作。作为第一步，我向痴呆症发现基金（Dementia Discovery Fund）投资了5000万美元，这是一个致力于增加临床药物种类和发现治疗新目标的私募基金。大型制药公司中的大多数还在继续寻求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治疗方法。痴呆症发现基金是制药公司的有益补充，它支持一些初创公司去探索不那么主流的方法治疗痴呆症。我所做的这笔投资是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通过基金会。要想实现阿尔茨海默症首次被成功治愈，这或许要等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最开始的治疗也一定会非常昂贵。等到那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基金会可能会考虑如何把它推广到贫困国家。 不过在开始考虑各种做法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先实现许多科学突破。所有正在研发过程中的新工具和新理论都让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研发事业的转折点。现在正是加快进步的时候，从而避免让阿尔茨海默症造成的巨大损失冲击到那些无法负担高昂医药费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阿尔茨海默症流行对财政预算的影响，足以导致整个医疗系统破产。
这是一个可以大幅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前沿领域。人类寿命越来越长是一个奇迹，但只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是不够的。人们应该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在阿尔茨海默症方面取得突破。我很激动能加入对抗这一疾病的战斗，同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诊断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该如何消灭它？这真的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找到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方法需要大量新药的临床试验，但如果不能在发病初期发现这些患者，从而测试治疗方法是否能发挥作用，就很难招募到合适的试验参与者。
目前，诊断这种疾病的最佳方法是脊椎穿刺或脑部扫描。问题在于前者具有侵入性，后者价格昂贵。许多病人在开始出现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之后才进行这些测试，而此时病情可能已经相当严重了。找到一个可靠、价格可负担和好用的诊断方法对于消灭阿尔茨海默症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好消息是，多亏过去几年里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目标终于变得触手可及。科学家们正在推进新的诊断方法：从简单的血液测试到语音分析，这些方法就好像科幻小说里写的一样。我们已经接近攻克鸡和蛋问题的临界点了。
这就是我投资诊断法加速器的原因——我去年夏天宣布与阿尔茨海默癥药物发现基金会（ADDF）一起投资了这个新的基金，旨在加快现有的研究进展。
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没有除了认知评估之外的阿尔茨海默症诊断方法。第一次突破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那时大脑成像——如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和MRI（磁共振造影）——使我们能够看到患者大脑的生物学变化。
随后在2006年出现了脊椎穿刺。一个由瑞典科学家奥斯卡·汉森（Oskar Hansson）、亨里克·塞特伯格（Henrik Zetterberg）和卡伊·布兰纳（Kaj Blennow）组成的团队，证明了观察脑脊髓液（在大脑和脊髓中发现的液体）可以预测哪些人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他们的发现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可使用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他们能够更明智地决定应该找哪些人参加临床试验。不过这个办法并不完美，问问那些做过脊椎穿刺的人是否愿意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就知道了。
理想的阿尔茨海默症诊断方法得是便宜和易于操作的。它不仅能告诉我们是否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还能告诉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最重要的是，理想的诊断方法应该像在年度体检中接受的其他常规检查一样简单且无痛。
换句话说，血液检测会是一种理想的诊断方法。就在两年前，科学家们对于是否存在简单的阿尔茨海默症血液检测还存有疑虑。研究人员们已经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每次新的实验室检测显示出一些希望，下一个尝试它的科学家却会实验出与之相异的结果。
兰迪·贝特曼（Randy Bateman）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作为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他的团队识别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血液在众多测试中存在具有一致性的变化。自从2017年夏天他公布研究以来，其他研究人员也发表了类似的发现，还有很多人在努力完善这个诊断方法（包括发明脊椎穿刺检测的瑞典团队）。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血液检测很有可能被用于招募患者进行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试验。这令人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实验室将能更快地招募到更多病人，同时科学家将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弄清楚某种药物是否有效。这也意味着将来有一天，你能很容易地在医生的例行检查中进行这种检测。
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侵入性更小的方法来诊断阿尔茨海默症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位名叫罗达·奥（Rhoda Au）的研究人员，如果她的研究被证明是成功的，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听声音或者观察如何用笔写字来预测你是否会得这种病。
奥博士负责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的神经心理学研究，该研究已经持续70多年追踪一个城镇中居民的健康状况。一些参与者最近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并且奥博士有这些病人这段时间参与健康评估的数千份音频文件的使用权限。
当你说话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把词串在一起组成句子的整个编译过程很复杂。如果能用电脑分析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多年来是如何说话的，你也许能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然后在还未显现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更年轻的病人身上寻找相同的言语模式。如果你能足够早地发现这些变化，你甚至也许能从一开始就防止人们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我们还不知道语音分析是否有效，这还处于研究的早期阶段，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应寻找什么样的言语模式变化。但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到那个时候，判断人们阿尔茨海默症患病风险的大小有可能就像使用手机应用一样简单，你可以让应用提醒你讲话中出现的危险信号。
对于诊断方式来说，如今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和精确，科学家们在诊断疾病方面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已经受益于这种更深入的了解，我也期待在未来看到其他革命式诊断方法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