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世界上能够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能不顾分饼规则而把饼做大的。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个。
　　
　　劳动力供应的紧张，让“刘易斯拐点”成为中国近几年的通行词汇。其实，描述当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也许用“分饼拐点”更准确形象。
　　信奉市场的经济学家们，总喜欢说要“先把饼做大”，于是有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其实，即使我们暂时抛开公平问题，光忙着把饼做大而不顾及分饼规则，也会影响做饼的效率。试想，如果出钱做饼的人垄断了分饼的权力，而且每次仅给做饼者一小块，几难充饥，人家犯得上给你卖力做饼吗？只有他知道自己能分到不少、能饱餐一顿，才有动力把饼做得更大更好吃。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处于“把饼做大”的阶段，所创造的奇迹也有目共睹。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是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更重要的是，现在连把饼做大的余地也越来越小。
　　最近《金融时报》的一个小角落里，刊登一篇经济分析家Peter Tasker 的文章，颇有警示作用。他指出，现在大家都在惊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最大的赢家是中国，最大的输家是美国。你看看GDP的数字，确实不错。但是，市场本身却发出了不同的信号：自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上海股市的回报不仅比不上华尔街的标准普尔，甚至连英国的FTSE100和日本的Topix都比不上。
　　是否中国的股市经过长期低沉后已经触底了呢？也未必。根据“席勒价格/赢利比”，即把股票的价格用公司过去十年的赢利来除，中国的股价几乎和1929年华尔街股市坍塌前的价格差不多。这样的增长，使我们不禁质问现在是否有一个硕大的“中国泡沫”。
　　看来，嚷嚷着把饼不断做大，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中国经济这一泡沫状的大饼，怕是和分饼规则的缺失有关。自本世纪以来，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停地升高，劳动力价格的比例则不断降低。同时，消费对GDP的贡献比越来越小，投资的贡献比则越来越高。也就是说，饼在越做越大，做饼的人所分的份额越来越少，老板拿去的比例越来越大。老板拿了这么多饼，但有能力购买的人越来越少。要么老板独吞下去把自己撑死，要么就是看着饼白白烂掉。这颇像美国大萧条的前夜。
　　当然，一切并非不可逆转。此文作者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日本的类似经历：在1960年代，日本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过程：大量农民进城变为产业工人，劳动力供应的充足压低了工价，推高了企业赢利，刺激了投资。在1950年代中期，在经济发展所创造的附加值中，日本劳工拿走了60%。在经济奇迹中这个比例则跌到了50%。接着就是1970年代的V形反弹：在经历了十年的工潮、日元升值后，劳工拿到了经济所创造的附加值的68%，超过了1950年代中期的水平！
　　这种转型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吗？至少不完全是。到1970年时，日本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53%，城市化还走在半途中，仍然不停地有“农民工”可利用。中国目前人口中的城市居民按官方比例是45%，实际上恐怕有一亿多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没有计入。所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和日本1970年时恐怕相差不多。
　　看看从1970年以来日本发生了什么？石油危机、日元的大幅升值、对劳工的大幅让步，经过了这一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均富的社会之一，人均国民所得一度超过美国。不错，这种发展也有泡沫。1990年代泡沫崩解，出现了“平成不况”的所谓“失去的十年”。如今日本的人均GDP，已经大大低于美国。但是，这一切的发生更多地归因于急速的老龄化过程。即使经过如此长的停滞，1960年代的日本人一到欧美先进国家就知道自己有多穷，现在的日本人则仍然是富裕的国际旅客。我的一位美国同事几天前从日本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他不明白的是：“经历了这么长的经济衰退，日本社会怎么还是那样宁静、安全、富裕？这感觉在美国怎么就没有？”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不集中精力分饼已经不行了。分饼并非一定要借助行政手段。相反，太多的行政干预反而会造成分配不公。政府在拆迁、劳资纠纷中只要能保持中立、维持既有的法律，老百姓就有能力自己组织起来讨价还价，把饼分得更公平。
　　看看世界上能够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能不顾分饼规则而把饼做大的。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