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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年度热词相比，胶囊公寓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居住方式，和推广者“居者有其屋”的努力，可能是最短命的一个。它在2010年还未过去的前几天，就已经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宣告离开。
2010年12月28日，北京市麻峪东街8号院8号，78岁的黄日新在他的“第三代胶囊公寓”所在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胶囊公寓从此正式停业，同时将把投资5万元的8个“胶囊”全部捐献给国家。
“今年的事情，要在今年作个了结。”黄日新说。这个日子，距离3月28日媒体第一次发表有关他的报道，正好9个月。9个月的时间里，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位记者采访过他，“胶囊公寓”也被多个媒体评为年度热词。
发布会现场并没有出现前来接受捐赠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并未出乎黄日新的预料。他事先并没有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和哪个部门联系。自从胶囊公寓出名之后，“有关部门”就经常在黄日新身边若隐若现，黄相信，真要找他们，他们反而不会出现，“通过媒体通知他们应该管用”。
“以前是科学家，以后要当政治家了”的黄日新当日说，“接下来我会找科委作科技成果鉴定，再等一个月，如果他们还不来接收，我还会在1月20日再开发布会，当着媒体的面把这些‘胶囊’全砸了。”
“三进宫”
黄日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一辈子没和警察打过交道的电气工程师，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去了三次派出所。
他本来并不觉得胶囊公寓的居住体验和盈利会成为问题。他的“第一代胶囊公寓”位于北京二环边的安定门，由自己的房子改造而成，每个“胶囊”长2.6米、宽1.6米，从2008年9月开始出租到现在，都运营得很好，每月的租金能达到3600元。
但北京六郎庄的“第二代胶囊公寓”开始营业，并被媒体争相报道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网站发布《关于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规定，“租住成套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
黄日新听说后，心里就有点犯嘀咕：“怎么一个拖了5年的提案，我上报纸后1个月就发布了？”
没过几天，安定门的胶囊公寓上了电视之后，迎来了警察的造访。警察进来转转看看，问租客是什么人，说“好好的房子怎么打了隔断”，因为是黄自己的房子，也没说更多的，就走了。
接下来一个记者采访，临发稿前几小时突然打来电话，问黄日新，“你改造安定门的房子，有关部门批准了吗？”黄日新当时正在吃晚饭，一下子吓出一头汗，赶紧找了一个多小时，找到当时的开工许可证才踏实了，“我这个改造是合法的。”
但事情并没有完。几天后，六郎庄管片的派出所警长也来了，也是一群人转转看看，说，“你这个房子是整租还是日租？日租的话要有旅馆执照。”黄说，“整租，整租。”警察也没说什么，走了。没过几天又打电话来，叫得挺亲切，说，“黄大爷，分局有事要找你来一趟。”
“这种小事儿怎么还跑到分局去了？” 黄日新尽管心里纳闷，但只好中午1点顶着烈日去分局，临走前嘱咐老伴，“假如我晚上还不回来，你就报警。”
到了分局，警长没上班，来了个警察把老爷子领到警察宿舍，说“先在这等会儿”。黄日新坐在床铺上，怎么坐怎么觉得别扭，问宿舍里的警察，“一般都什么人往这领？”警察说，“一般都是违章什么的。”黄日新心里一跳，“完了，这辈子头一回成犯罪分子了。”
好在过了一会儿警察把他带到了会议室，里面坐着俩警察，一个自我介绍说是“人口处处长”的人开口就是一通恭维，黄日新很高兴，敞开给俩人讲了一通胶囊公寓的好处和现阶段的情况，心想“这回终于把话说开了”。
过了几天，六郎庄的房东找到黄日新，说“我就是租个房子，实在架不住警察成天找”，好说歹说，要他把他的胶囊公寓和租客弄走。
6月28日，六郎庄的“第二代胶囊公寓”正式拆除完毕。黄日新没有对媒体说拆除的细节，只是自己拿着摄像机把全过程录了下来，“这些我将来留着都有用”。更让他伤心的是，原来租住在六郎庄胶囊公寓的几位租客，不仅没有跟他站在一起，反而先后搬走，而且几乎都跟他要了违约金。
8月16日，跑遍了北京城的黄日新终于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麻峪东街又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同时推出“第三代胶囊公寓”，把原来的“胶囊”面积扩大，以符合北京市的新规定。开业当天，当地的警长和消防全来了，又是照相又是谈话，看起来很和蔼，也没有说反对，黄日新想“看来这次没问题了”。
可8月20日房东又找来了，抱怨的内容和六郎庄的差不多，无非是“警察三天两头找麻烦”，要求和黄日新重签合同，新合同要求把原拟租住8个人的房间改成最多只租给4个人，黄日新没办法，只好重签了合同。
这处53平方米的房子，半年的房租是6000元，按黄日新原来的计划，每个“胶囊”每月350元，完全是一个很有希望盈利的项目。但重签完合同之后，出租胶囊公寓这件事，基本上变成了只有在乐观的情况下才能保本。
黄日新终于坐不住了，带了个记者带着录音笔去派出所，说是自己的侄女过来帮忙，想去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猜对方“可能看出来了”，讲话“冠冕堂皇”，什么反对的话都没说，还说“我们不管出租人和居住人的关系”。
黄日新怀疑仍然有人在背后“做小动作”，但也无可奈何。2011年1月底，租约即将到期，他终于决定，不再尝试出租胶囊公寓，现有的设备和技术，都将无偿捐献给国家。
梦想与无奈
促成黄日新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澳门时的讲话。黄给记者看一篇关于温讲话的报道，温家宝说，“内地房价就是压不下来”，“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也很复杂，如果真的买不到房，可以考虑用先租的办法。”
黄对此的解读是“房价一时难降”，在北京住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群租是必然趋势”。但2011年2月1日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将开始施行，《办法》第八条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明确否定了这种可能。
“法律不应为惰政保驾护航，”黄引用一则媒体评论的标题，来表示自己对这项政策的反感，“法律没规定究竟由哪个部门来如何操作，到时候又是八仙过海，这个找关系，那个给好处费，这个法律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在严厉的规定面前，出租胶囊公寓这种弱不禁风的商业模式，将不再有生存的空间，也不再存在任何盈利的可能。“你说我违法，那我不租了。但我的研究毫无疑问是科研成果，我把我的成果捐给国家，这总不犯法吧！”黄这样解释自己的“捐献”举动。
但黄日新仍没有放弃经营胶囊公寓的努力。此前他曾经上电视参与一个叫《百万梦想》的节目，试图为难以为继的胶囊公寓找来一些投资，但评委最终没有将选票投给他。回来之后，他在电话本上那个当时找他参加节目的编导名字后面写上了两个字，“坏人”，“说是在这个台播，结果跑到了另一个台。”他对记者抱怨说，“他们的选秀模式决定了，只会投几万块钱的那种，根本不会给我20万。”
黄日新觉得，现在的形势已经决定，胶囊公寓不再有租住的可能，他决定将胶囊公寓改租为售。他已经为自己的胶囊公寓设计申请了多项专利，甚至准备注册一系列商标，包括“黄日新胶囊”、“黄老胶囊”、“小蚁穴”等，打算用来作为未来胶囊地产的品牌。不过他也说这些商标不可能全部注册，因为“代办一个就要1300元”。
也有一些投资商过来找他。山东一个做旅社的商人跑来看了胶囊公寓，问了一句“这东西能赚钱吗？”，就走了；更早前还有家北京公司来谈过合作的想法，地点在北京酒仙桥的一个菜市场旁边，黄日新找江南大学的学生义务帮忙做了设计和效果图，但对方看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来。
从见诸报端的第一篇报道开始，关于胶囊公寓太小，是“棺材胶囊”的评论就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说住胶囊公寓会得心理疾病。黄日新一直用同一个理论回应，“人口流动是城市的基本特点。城市就像水库，租客就像流水，住三个月，过渡完成就搬走了，要是一直住在这才奇怪了。”
每次接受媒体采访，黄日新都要给记者讲他的“8个梦”。这些梦包括写书、翻译、健身、当工程师、学电脑和摄像等，甚至包括追星—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长跑运动员扎托倍克合影。这些梦并非虚幻，在漫长的50多年岁月中，他已经亲手把前面7个梦，一个一个变成了现实，黄无疑是个具有超强毅力的人。
现在的他，只剩下最后一个梦：打造“胶囊公寓”。“我知道我的胶囊公寓设计技术含量很低，但我相信我的品牌很值钱，我也相信胶囊公寓将来有发展。”但黄日新也说，“老伴这几天老跟我闹别扭，说退休了的人就应该休息，别介入政府的事。我以后不会再为胶囊投钱了。”他的这第8个梦，似乎已经动摇。
2010年12月28日，北京市麻峪东街8号院8号，78岁的黄日新在他的“第三代胶囊公寓”所在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胶囊公寓从此正式停业，同时将把投资5万元的8个“胶囊”全部捐献给国家。
“今年的事情，要在今年作个了结。”黄日新说。这个日子，距离3月28日媒体第一次发表有关他的报道，正好9个月。9个月的时间里，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位记者采访过他，“胶囊公寓”也被多个媒体评为年度热词。
发布会现场并没有出现前来接受捐赠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并未出乎黄日新的预料。他事先并没有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和哪个部门联系。自从胶囊公寓出名之后，“有关部门”就经常在黄日新身边若隐若现，黄相信，真要找他们，他们反而不会出现，“通过媒体通知他们应该管用”。
“以前是科学家，以后要当政治家了”的黄日新当日说，“接下来我会找科委作科技成果鉴定，再等一个月，如果他们还不来接收，我还会在1月20日再开发布会，当着媒体的面把这些‘胶囊’全砸了。”
“三进宫”
黄日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一辈子没和警察打过交道的电气工程师，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去了三次派出所。
他本来并不觉得胶囊公寓的居住体验和盈利会成为问题。他的“第一代胶囊公寓”位于北京二环边的安定门，由自己的房子改造而成，每个“胶囊”长2.6米、宽1.6米，从2008年9月开始出租到现在，都运营得很好，每月的租金能达到3600元。
但北京六郎庄的“第二代胶囊公寓”开始营业，并被媒体争相报道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网站发布《关于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规定，“租住成套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
黄日新听说后，心里就有点犯嘀咕：“怎么一个拖了5年的提案，我上报纸后1个月就发布了？”
没过几天，安定门的胶囊公寓上了电视之后，迎来了警察的造访。警察进来转转看看，问租客是什么人，说“好好的房子怎么打了隔断”，因为是黄自己的房子，也没说更多的，就走了。
接下来一个记者采访，临发稿前几小时突然打来电话，问黄日新，“你改造安定门的房子，有关部门批准了吗？”黄日新当时正在吃晚饭，一下子吓出一头汗，赶紧找了一个多小时，找到当时的开工许可证才踏实了，“我这个改造是合法的。”
但事情并没有完。几天后，六郎庄管片的派出所警长也来了，也是一群人转转看看，说，“你这个房子是整租还是日租？日租的话要有旅馆执照。”黄说，“整租，整租。”警察也没说什么，走了。没过几天又打电话来，叫得挺亲切，说，“黄大爷，分局有事要找你来一趟。”
“这种小事儿怎么还跑到分局去了？” 黄日新尽管心里纳闷，但只好中午1点顶着烈日去分局，临走前嘱咐老伴，“假如我晚上还不回来，你就报警。”
到了分局，警长没上班，来了个警察把老爷子领到警察宿舍，说“先在这等会儿”。黄日新坐在床铺上，怎么坐怎么觉得别扭，问宿舍里的警察，“一般都什么人往这领？”警察说，“一般都是违章什么的。”黄日新心里一跳，“完了，这辈子头一回成犯罪分子了。”
好在过了一会儿警察把他带到了会议室，里面坐着俩警察，一个自我介绍说是“人口处处长”的人开口就是一通恭维，黄日新很高兴，敞开给俩人讲了一通胶囊公寓的好处和现阶段的情况，心想“这回终于把话说开了”。
过了几天，六郎庄的房东找到黄日新，说“我就是租个房子，实在架不住警察成天找”，好说歹说，要他把他的胶囊公寓和租客弄走。
6月28日，六郎庄的“第二代胶囊公寓”正式拆除完毕。黄日新没有对媒体说拆除的细节，只是自己拿着摄像机把全过程录了下来，“这些我将来留着都有用”。更让他伤心的是，原来租住在六郎庄胶囊公寓的几位租客，不仅没有跟他站在一起，反而先后搬走，而且几乎都跟他要了违约金。
8月16日，跑遍了北京城的黄日新终于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麻峪东街又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同时推出“第三代胶囊公寓”，把原来的“胶囊”面积扩大，以符合北京市的新规定。开业当天，当地的警长和消防全来了，又是照相又是谈话，看起来很和蔼，也没有说反对，黄日新想“看来这次没问题了”。
可8月20日房东又找来了，抱怨的内容和六郎庄的差不多，无非是“警察三天两头找麻烦”，要求和黄日新重签合同，新合同要求把原拟租住8个人的房间改成最多只租给4个人，黄日新没办法，只好重签了合同。
这处53平方米的房子，半年的房租是6000元，按黄日新原来的计划，每个“胶囊”每月350元，完全是一个很有希望盈利的项目。但重签完合同之后，出租胶囊公寓这件事，基本上变成了只有在乐观的情况下才能保本。
黄日新终于坐不住了，带了个记者带着录音笔去派出所，说是自己的侄女过来帮忙，想去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猜对方“可能看出来了”，讲话“冠冕堂皇”，什么反对的话都没说，还说“我们不管出租人和居住人的关系”。
黄日新怀疑仍然有人在背后“做小动作”，但也无可奈何。2011年1月底，租约即将到期，他终于决定，不再尝试出租胶囊公寓，现有的设备和技术，都将无偿捐献给国家。
梦想与无奈
促成黄日新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澳门时的讲话。黄给记者看一篇关于温讲话的报道，温家宝说，“内地房价就是压不下来”，“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也很复杂，如果真的买不到房，可以考虑用先租的办法。”
黄对此的解读是“房价一时难降”，在北京住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群租是必然趋势”。但2011年2月1日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将开始施行，《办法》第八条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明确否定了这种可能。
“法律不应为惰政保驾护航，”黄引用一则媒体评论的标题，来表示自己对这项政策的反感，“法律没规定究竟由哪个部门来如何操作，到时候又是八仙过海，这个找关系，那个给好处费，这个法律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在严厉的规定面前，出租胶囊公寓这种弱不禁风的商业模式，将不再有生存的空间，也不再存在任何盈利的可能。“你说我违法，那我不租了。但我的研究毫无疑问是科研成果，我把我的成果捐给国家，这总不犯法吧！”黄这样解释自己的“捐献”举动。
但黄日新仍没有放弃经营胶囊公寓的努力。此前他曾经上电视参与一个叫《百万梦想》的节目，试图为难以为继的胶囊公寓找来一些投资，但评委最终没有将选票投给他。回来之后，他在电话本上那个当时找他参加节目的编导名字后面写上了两个字，“坏人”，“说是在这个台播，结果跑到了另一个台。”他对记者抱怨说，“他们的选秀模式决定了，只会投几万块钱的那种，根本不会给我20万。”
黄日新觉得，现在的形势已经决定，胶囊公寓不再有租住的可能，他决定将胶囊公寓改租为售。他已经为自己的胶囊公寓设计申请了多项专利，甚至准备注册一系列商标，包括“黄日新胶囊”、“黄老胶囊”、“小蚁穴”等，打算用来作为未来胶囊地产的品牌。不过他也说这些商标不可能全部注册，因为“代办一个就要1300元”。
也有一些投资商过来找他。山东一个做旅社的商人跑来看了胶囊公寓，问了一句“这东西能赚钱吗？”，就走了；更早前还有家北京公司来谈过合作的想法，地点在北京酒仙桥的一个菜市场旁边，黄日新找江南大学的学生义务帮忙做了设计和效果图，但对方看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来。
从见诸报端的第一篇报道开始，关于胶囊公寓太小，是“棺材胶囊”的评论就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说住胶囊公寓会得心理疾病。黄日新一直用同一个理论回应，“人口流动是城市的基本特点。城市就像水库，租客就像流水，住三个月，过渡完成就搬走了，要是一直住在这才奇怪了。”
每次接受媒体采访，黄日新都要给记者讲他的“8个梦”。这些梦包括写书、翻译、健身、当工程师、学电脑和摄像等，甚至包括追星—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长跑运动员扎托倍克合影。这些梦并非虚幻，在漫长的50多年岁月中，他已经亲手把前面7个梦，一个一个变成了现实，黄无疑是个具有超强毅力的人。
现在的他，只剩下最后一个梦：打造“胶囊公寓”。“我知道我的胶囊公寓设计技术含量很低，但我相信我的品牌很值钱，我也相信胶囊公寓将来有发展。”但黄日新也说，“老伴这几天老跟我闹别扭，说退休了的人就应该休息，别介入政府的事。我以后不会再为胶囊投钱了。”他的这第8个梦，似乎已经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