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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1日，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这一年来，每每想起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期间，任老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我的心头便情不自禁地涌动起对这位文化伟人的无尽思念、无限感激。
我是2005年年底到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刚到任一个多月，2006年2月23日，任继愈先生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是要来署里找我，谈一谈《中华大典》编纂出版的事。我在电话中一再央求，“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到署里来不方便，还是我到您家去拜访您吧”。电话中传来的是任老真诚、恳切的话语：“我就去这一回，以后您到我家来多少次都可以。”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按他的意见办了。
任老约定来署里的时间是2月24日上午9时，我早早就在总署大门口迎候。8点50分左右，任老的车子开进了院里，他穿一件黑色羊绒大衣，系一条灰色围巾，手里拿着一根拐杖，精神矍铄地从车里走出来。我连忙迎上去，陪着他到了我的办公室。
任老原来就认识我，他参加过北京市的多次重大文化活动，就在这次见面前不久，我们还一起参加了新落成的首都博物馆开馆仪式。知道我到新闻出版总署工作，他很高兴，所以一坐下来，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次来是想谈谈《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希望你这个新署长多关心一下，把这个项目赶紧抓起来。”任老接着向我详细介绍了《中华大典》启动和编纂的大体情况。
《中华大典》是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以国家名义组织编写的一部古籍大型系列丛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集成，《中华大典》工程量是明朝《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四倍多。该工程1992年正式启动编纂。按照规划，全书分为24个典，包含116部分典，收入2万多种古籍。共近8亿字，经费总投入约需4亿元人民币。到2005年年底，已先后启动9个典，即《文学典》、《医药卫生典》、《历史地理典》、《历史典》、《法律典》、《语言文字典》、《教育体育典》、《哲学典》和《林业典》总计3亿多字的编纂工作，陆续成书并出版的有23册，约5200万字。
任老在介绍完《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基本情况后特别讲道，由于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困难，《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实际上已经停下来了，上头也没有人抓，光靠他这个老头子去组织又难以推动。他动情地说：“我心里着急啊，我今年已经90岁了，还能活多少年啊，就算5年吧，一定用5年时间，到我95岁时把《中华大典》搞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听着任老的介绍，特别是他对《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所寄予的殷切希望，令我深受感动。我当即和他商量：“如果从2006年重新启动《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5年有没有把握完成?”任老肯定地说：“只要经费有保障，人力跟得上，出版社选得好，5年完成没问题。”任继愈先生是《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他有这个魄力和决心，自然我心里就有底了。于是，我们俩商定：以新闻出版总署的名义向国务院领导写报告，争取财政部经费支持，并尽快开一个《中华大典》重新启动的工作会议，把大典的编撰出版工作全面推动开来，力争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基本完成《中华大典》24个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期末全面完成大典各项工作任务。
任继愈先生的这次来访，给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动力。按照国务院关于编撰出版《中华大典》的批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是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实际上，这项工作推进得快不快、好不好，总署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就在任老来访后的第五天，我主持召开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会，专题研究《中华大典》重新启动工作。会上，我把任老同我谈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和建议，向党组同志作了通报，大家一致赞同任老的意见。党组决定，千方百计抓紧重新启动《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总署向国务院写报告，请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一次《中华大典》工作会议，向财政部申请经费支持。同时总署党组还决定，由于永湛副署长主抓这项工程，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选定办公地点，从总署有关司局抽调必要的人力到大典办公室做日常工作，为参加大典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提供服务。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重新启动《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报告上报国务院之后，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高度重视、全力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筹备，5月30日，陈至立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中华大典》工作会议。她在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亲切慰问，她指出：编纂出版《中华大典》，不仅有利于全面整理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抢救、保护和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这也是当今中国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目前，大典编纂出版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切实促进这一工程的顺利进行，确保总体目标的如期实现。
任继愈先生在会上讲话表示，目前编纂出版《中华大典》面临极好机遇，我们要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精心编纂，精心编辑，精心印制，把《中华大典》做成高质量的精品，体现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的水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中长期发挥作用，对中华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经费问题一度是制约《中华大典》工程的一大难题。财政部领导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全力支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时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在会上讲话明确表态：编撰出版《中华大典》意义重大，社会效益显著，财政部在资金资助上，将保证投入，创新机制，积极推进古籍整理和保护工作，把《中华大典》编纂出版这件好事办好。张少春还专门率领有关同志到新闻出版总署现场办公，解决《中华大典》的经费问题。财政部当年即拨给了总署六千万元用于《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财政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为《中华大典》这一浩繁的文化出版工程重新和全面推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这次会议召开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在总结前些年《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积累的初步经验的基础上，抓住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决定从四个方面推进大典的工作：一是强化精品意识，狠抓编撰出版质量；二是落实工作规划，保证出版时间；三是改进工作机制，落实项目责任制；四是加强组织协调，做好信息沟通和服务工作。带着总署的这几点想法，我和于永湛以及大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伍杰一起，三次到任继愈先生家看望，就一些重大事项听取他的意见。
记得第一次去任老家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伏案工作。我们到后，他立即走出书房，在客厅里与我们交谈起来。我们首先感谢任老为《中华大典》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对他90高龄仍全力关注、亲自统帅这部我国最大“类书”的编纂表示深深的敬 意。接着，我们把总署的上述四条工作设想向他作了介绍，征求他的意见，任老表示完全同意。我清楚地记得，任老这天心情特别高兴，整个谈话过程笑容满面。他特别提出，要抓紧把各个分典的主编确定下来，并尽快选定有出版某方面专长和特色的出版社。任老的这一意见确实抓住了关键，抓住了要害。
按照和任继愈先生达成的一致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以大典的工作班子为主要力量，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
首先，我们的一切工作出发点立足于出精品，确保编纂出版的质量。《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最早是由18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锺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发起的。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中华大典》的成败在质量。在这个问题上，任继愈先生明确向我们表示，所有典的主编一定是该专业、该领域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他还一个一个提出了有关典的专家、学者名单，而且很有把握地说，凭着《中华大典》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加上他在学术界的人脉关系，完全可以请到这些著名专家、学者领衔担纲。这件事几乎没让新闻出版总署领导操心，都是由任老一个一个打电话或写信联系，最后确定各典的主编的。如，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古代文学史学家程干帆担任《文学典》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张晋藩担任《法律典》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担任《历史典》主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教授金维诺担任《艺术典》主编；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傅世垣担任《医药卫生典》主编；而任继愈先生本人则兼任《哲学典》、《宗教典》的主编。
其次，我们着重研究和改进工作机制，狠抓项目责任制的落实。由于《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既包含了我国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又具有现代科学系统的分类特点，吸取和运用现代图书分类的方法。每一部分典的内容都是从几千种古籍中提取出来的，编的时候要进行普查，再确定通用书目。因此，编纂工作其难度之大、要求之高是文化出版工程中所罕见的。为了使每一部典、每一部分典都确保最高水准，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建立十分严格的责任制。根据全国各有关出版社的出版条件、实力、经验，我们和任继愈先生一起再次确定了出版社。例如，长江出版集团承担《语言文字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岳麓书社负责《艺术典》；云南教育出版社负责《哲学典》；西泠印社负责《历史地理典》；山东出版集团负责《数学典》；重庆出版集团承担《天文典》和《地学典》的任务。我们把每一部典的编纂、主编、副主编和作者联络以及编务、出版、印刷等业务工作交由一家出版社全权负责。承担任务的出版集团、出版社，有的成立大典工作领导小组，有的成立专门的项目部，全面落实各项工作责任。
至于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工作计划的事，于永湛带领大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班子全力投入，他们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适时召开专门的工作调度会，并逐一走访承担编纂、出版任务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办公室还编发简报，交流情况，沟通信息。《中华大典》的整个编纂、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任继愈先生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全身心地扑在《中华大典》的工作上。他过生日和春节，我们都去他家看望、祝贺。而每次见面，他的话题都是在谈《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上，他和我们一样，期盼着《中华大典》完全出齐、出好的日子。
2007年4月中旬，我离开了新闻出版总署，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想到任老对《中华大典》尽心尽力，想到他对我的工作的关心、支持，我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表达内心对他的感激之情。我的信发出没几天，任老亲自给我回了一封信，他对我们那一段时间密切配合、推进《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非常满意，也嘱咐我在新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劳逸结合。任老对晚辈的这种关切之情，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
正是怀着对任继愈先生的崇敬和怀念，我写下这样一篇文章，作为对任老与《中华大典》的片段回忆。《中华大典》前后运作20余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华大典》工程将全面完成，那时，任老在天之灵定会含笑祝福的。
我是2005年年底到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刚到任一个多月，2006年2月23日，任继愈先生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是要来署里找我，谈一谈《中华大典》编纂出版的事。我在电话中一再央求，“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到署里来不方便，还是我到您家去拜访您吧”。电话中传来的是任老真诚、恳切的话语：“我就去这一回，以后您到我家来多少次都可以。”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按他的意见办了。
任老约定来署里的时间是2月24日上午9时，我早早就在总署大门口迎候。8点50分左右，任老的车子开进了院里，他穿一件黑色羊绒大衣，系一条灰色围巾，手里拿着一根拐杖，精神矍铄地从车里走出来。我连忙迎上去，陪着他到了我的办公室。
任老原来就认识我，他参加过北京市的多次重大文化活动，就在这次见面前不久，我们还一起参加了新落成的首都博物馆开馆仪式。知道我到新闻出版总署工作，他很高兴，所以一坐下来，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次来是想谈谈《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希望你这个新署长多关心一下，把这个项目赶紧抓起来。”任老接着向我详细介绍了《中华大典》启动和编纂的大体情况。
《中华大典》是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以国家名义组织编写的一部古籍大型系列丛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集成，《中华大典》工程量是明朝《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四倍多。该工程1992年正式启动编纂。按照规划，全书分为24个典，包含116部分典，收入2万多种古籍。共近8亿字，经费总投入约需4亿元人民币。到2005年年底，已先后启动9个典，即《文学典》、《医药卫生典》、《历史地理典》、《历史典》、《法律典》、《语言文字典》、《教育体育典》、《哲学典》和《林业典》总计3亿多字的编纂工作，陆续成书并出版的有23册，约5200万字。
任老在介绍完《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基本情况后特别讲道，由于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困难，《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实际上已经停下来了，上头也没有人抓，光靠他这个老头子去组织又难以推动。他动情地说：“我心里着急啊，我今年已经90岁了，还能活多少年啊，就算5年吧，一定用5年时间，到我95岁时把《中华大典》搞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听着任老的介绍，特别是他对《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所寄予的殷切希望，令我深受感动。我当即和他商量：“如果从2006年重新启动《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5年有没有把握完成?”任老肯定地说：“只要经费有保障，人力跟得上，出版社选得好，5年完成没问题。”任继愈先生是《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他有这个魄力和决心，自然我心里就有底了。于是，我们俩商定：以新闻出版总署的名义向国务院领导写报告，争取财政部经费支持，并尽快开一个《中华大典》重新启动的工作会议，把大典的编撰出版工作全面推动开来，力争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基本完成《中华大典》24个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期末全面完成大典各项工作任务。
任继愈先生的这次来访，给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动力。按照国务院关于编撰出版《中华大典》的批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是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实际上，这项工作推进得快不快、好不好，总署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就在任老来访后的第五天，我主持召开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会，专题研究《中华大典》重新启动工作。会上，我把任老同我谈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和建议，向党组同志作了通报，大家一致赞同任老的意见。党组决定，千方百计抓紧重新启动《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总署向国务院写报告，请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一次《中华大典》工作会议，向财政部申请经费支持。同时总署党组还决定，由于永湛副署长主抓这项工程，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选定办公地点，从总署有关司局抽调必要的人力到大典办公室做日常工作，为参加大典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提供服务。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重新启动《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报告上报国务院之后，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高度重视、全力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筹备，5月30日，陈至立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中华大典》工作会议。她在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亲切慰问，她指出：编纂出版《中华大典》，不仅有利于全面整理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抢救、保护和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这也是当今中国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目前，大典编纂出版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切实促进这一工程的顺利进行，确保总体目标的如期实现。
任继愈先生在会上讲话表示，目前编纂出版《中华大典》面临极好机遇，我们要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精心编纂，精心编辑，精心印制，把《中华大典》做成高质量的精品，体现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的水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中长期发挥作用，对中华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经费问题一度是制约《中华大典》工程的一大难题。财政部领导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全力支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时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在会上讲话明确表态：编撰出版《中华大典》意义重大，社会效益显著，财政部在资金资助上，将保证投入，创新机制，积极推进古籍整理和保护工作，把《中华大典》编纂出版这件好事办好。张少春还专门率领有关同志到新闻出版总署现场办公，解决《中华大典》的经费问题。财政部当年即拨给了总署六千万元用于《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财政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为《中华大典》这一浩繁的文化出版工程重新和全面推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这次会议召开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在总结前些年《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积累的初步经验的基础上，抓住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决定从四个方面推进大典的工作：一是强化精品意识，狠抓编撰出版质量；二是落实工作规划，保证出版时间；三是改进工作机制，落实项目责任制；四是加强组织协调，做好信息沟通和服务工作。带着总署的这几点想法，我和于永湛以及大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伍杰一起，三次到任继愈先生家看望，就一些重大事项听取他的意见。
记得第一次去任老家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伏案工作。我们到后，他立即走出书房，在客厅里与我们交谈起来。我们首先感谢任老为《中华大典》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对他90高龄仍全力关注、亲自统帅这部我国最大“类书”的编纂表示深深的敬 意。接着，我们把总署的上述四条工作设想向他作了介绍，征求他的意见，任老表示完全同意。我清楚地记得，任老这天心情特别高兴，整个谈话过程笑容满面。他特别提出，要抓紧把各个分典的主编确定下来，并尽快选定有出版某方面专长和特色的出版社。任老的这一意见确实抓住了关键，抓住了要害。
按照和任继愈先生达成的一致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以大典的工作班子为主要力量，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
首先，我们的一切工作出发点立足于出精品，确保编纂出版的质量。《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最早是由18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锺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发起的。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中华大典》的成败在质量。在这个问题上，任继愈先生明确向我们表示，所有典的主编一定是该专业、该领域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他还一个一个提出了有关典的专家、学者名单，而且很有把握地说，凭着《中华大典》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加上他在学术界的人脉关系，完全可以请到这些著名专家、学者领衔担纲。这件事几乎没让新闻出版总署领导操心，都是由任老一个一个打电话或写信联系，最后确定各典的主编的。如，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古代文学史学家程干帆担任《文学典》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张晋藩担任《法律典》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担任《历史典》主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教授金维诺担任《艺术典》主编；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傅世垣担任《医药卫生典》主编；而任继愈先生本人则兼任《哲学典》、《宗教典》的主编。
其次，我们着重研究和改进工作机制，狠抓项目责任制的落实。由于《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既包含了我国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又具有现代科学系统的分类特点，吸取和运用现代图书分类的方法。每一部分典的内容都是从几千种古籍中提取出来的，编的时候要进行普查，再确定通用书目。因此，编纂工作其难度之大、要求之高是文化出版工程中所罕见的。为了使每一部典、每一部分典都确保最高水准，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建立十分严格的责任制。根据全国各有关出版社的出版条件、实力、经验，我们和任继愈先生一起再次确定了出版社。例如，长江出版集团承担《语言文字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岳麓书社负责《艺术典》；云南教育出版社负责《哲学典》；西泠印社负责《历史地理典》；山东出版集团负责《数学典》；重庆出版集团承担《天文典》和《地学典》的任务。我们把每一部典的编纂、主编、副主编和作者联络以及编务、出版、印刷等业务工作交由一家出版社全权负责。承担任务的出版集团、出版社，有的成立大典工作领导小组，有的成立专门的项目部，全面落实各项工作责任。
至于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工作计划的事，于永湛带领大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班子全力投入，他们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适时召开专门的工作调度会，并逐一走访承担编纂、出版任务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办公室还编发简报，交流情况，沟通信息。《中华大典》的整个编纂、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任继愈先生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全身心地扑在《中华大典》的工作上。他过生日和春节，我们都去他家看望、祝贺。而每次见面，他的话题都是在谈《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上，他和我们一样，期盼着《中华大典》完全出齐、出好的日子。
2007年4月中旬，我离开了新闻出版总署，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想到任老对《中华大典》尽心尽力，想到他对我的工作的关心、支持，我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表达内心对他的感激之情。我的信发出没几天，任老亲自给我回了一封信，他对我们那一段时间密切配合、推进《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非常满意，也嘱咐我在新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劳逸结合。任老对晚辈的这种关切之情，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
正是怀着对任继愈先生的崇敬和怀念，我写下这样一篇文章，作为对任老与《中华大典》的片段回忆。《中华大典》前后运作20余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华大典》工程将全面完成，那时，任老在天之灵定会含笑祝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