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有没有“罪恶感”一直是近代文化人类学争论的课题之一。有一派学者认为，日本没有罪恶感，但却有很强的“羞耻感”，因此，日本人会为了丢脸而切腹自杀。
　　几年前，有一对日本的老农夫妇，他们经营养鸡场，有次心存侥幸，把病死鸡拿出来卖，事情被人踢爆，这对老夫妇立即谢罪自杀，他们认为做了极丢脸的事。
　　最近，坐落在神户的“理化学研究发展再生科学中心”副主任笹井芳树，因为他指导的研究员小保方晴子所发表的论文被认为涉及造假，因而英国的《自然》杂志撤回论文，笹井芳树自认指导不周，因而自杀。近年来全球学术界丑闻不断，笹井芳树并不是主角，只是论文的指导者，他却自认为奇耻大辱。他羞耻心的强烈，真是举世罕见。
　　由日本的这两个自杀事件，我就想到另外两案。
　　一个是1990年代初期，意大利起诉了三四百人，其中有超过一打的人因为自认羞愧，起诉后即自杀死亡。意大利人一向被认为是散漫，却有那么多人因涉贪而自杀，让人感觉意外。另外一则是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为涉贪，尽管真相未明，他却选择了跳崖自杀。一个个烈性如此，令人感叹。这些人的自杀，都是“羞辱感”所造成的自杀。
　　讲到羞耻与自杀，我就想到远古时代的制度。周代以礼治国，礼不是礼貌、礼节，而是一种比法律更高阶的行为规范。周朝时认为刑罚是用在老百姓身上的，而统治阶级都是皇帝的自己人，这种人如果犯错就不能施加刑罚，而应用更高的礼，那就是自己了断自己。《周礼》卷四里说，周朝在王都有个管王田的官叫“甸师”，他管王田的耕作祭祀，也兼管官吏的犯罪处理。
　　西汉的贾谊在长篇奏议《陈政事疏》里有很好的发挥。他说皇帝驾驭百官，以礼相待，官吏就有更高的行为标准，知耻知勇，如果犯罪，就应跪而自裁，不会拉拉扯扯地拖到刑场去砍头。因此，古代说“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当了大官就可以有了“免死牌”，而是说大官有惩罚标准更高的“礼”。有罪有责就应该自杀谢罪。我认为日本的切腹文化，就是从中国周朝那里移植过去的。纵使到了今天，日本人知耻文化还是很浓烈。
　　而我们的悲哀，乃是远古时代官吏责任意识及知耻文化，到了西汉之后已快速衰落，而被帝国时代的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官大特权大等新的习性所取代。官场上，大官再怎么无能与祸国殃民、再怎么贪腐都会没事，纵使东窗事发，都还是鬼扯硬赖，罕见有人觉得很羞耻而自杀谢罪。我倒是一直在等待，什么时候能看到一个涉贪的大官，干干脆脆地自杀谢罪。相信只要有一个涉贪大官自杀谢罪，都会对沉闷的官场造成很大的刺激。中国的官场就是少了这种正面性的精神榜样！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越有能力，就应该多为国家和人民做好事。官越大，做好事的筹码也越多，而他的地位、在人民心目中的评价，就是最好也是最大的报偿。但中国从中古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价值体系，一个人只要会读一点书，当上了大官，就认为这是他们命好，所以才有荣华富贵可以享受。这种畸形的价值观，遂使得中国人喜欢用命好命坏的观点看问题。正因为我们用命好命坏看问题，所以很多中国百姓看着大官大量贪污、吃香喝辣、家庭财产多至上亿，好多人不但不会产生义愤，反而会羡慕。如果大家都羡慕会搞钱的大官，贪官只会越来越多，甚至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
　　反贪是每个国家必须做的事。但反贪只是一端，官吏的知耻乃是同样重要的自律手段。官吏除了要不贪外，贪了之后还必须知耻，被逮到了就要主动切腹或上吊自杀谢罪。但这种自杀谢罪的人，什么时候会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