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政治：中国民商阶层脸谱》
　　张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不无乐观地认为：“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这句名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断的佐证，甚至成为工商业的发展可以推动国家政治文明进步的理论依据。
　　毋庸置疑，工商文明与生俱来蕴含的契约自由、契约神圣、诚实信用、等价交换在价值取向上与“政治市场”学说不谋而合—政治市场上，活动主体主要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选民通过选票这种特殊货币进行消费，通过投票来选择能够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而政客则为选民提供政治承诺和公共政策，从而形成市场交易关系。但在政治学者张伟《市场与政治：中国民商阶层脸谱》一书中，这种“政治市场”的理想化状态在我国并不存在。在作者看来，民商政治市场的运行更具有“滑向越轨的趋势”，由此得出“寄希望于民商推动制度变革是不切实际的乐观期待，市场民主注定是个神话”。
　　通过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张伟的这本社会政治学专著对民商（即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能力、政治价值、行为策略、制度文化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由此得出民商不能带来政治体系变革的结论。但在我看来，贯穿书中始终的问卷调查本身即具有一定的偏见：调查对象多集中于中老年为主体的第一代民商阶层（既包括王健林、柳传志、兰世立这类胡润排行榜上的常客，也有扎根于二三线城市的中小企业家），对民商群体构成上的复杂性（顶级富豪阶层和中小企业主就存在巨大差异）也缺乏细分阐述。
　　贯穿全书的问卷调查针对的年龄层囿于中老年群体，新生代民商阶层（譬如80后）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中老年民商阶层因为大多经历过土改、反右、文革等，所以在这代人身上集体性远大于个体性，在个体和国家关系上体现为义务本位。但对于新生代民商阶层（譬如“富二代”群体）而言，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未经历父辈时代的运动，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海外留学的洗礼，这代人体现出的个体性远大于集体性，在个体和国家关系上体现出强烈的权利本位。事实上，张伟仅需比较同为家族制企业、民商阶层的宗庆后父女、王健林父子、杨国强父女对政府的不同态度即可发现调查对象年龄群上的单一带来的局限性—经历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新生代民商阶层在和政府博弈中并非完全是书中所述的求全容忍、若即若离，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可以用脚投票的地球村时代。
　　与此同时，相对于二三线城市的中小企业主，王健林、柳传志、兰世立这类具有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商阶层在问卷调查上答案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更为可疑。相对于中小企业主的默默无闻，“大咖”们的政治光环（譬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更可能让其说话备加小心。诚然，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每年两会期间愿就改革敏感话题接受采访的人大代表相对于总数可谓凤毛麟角。即便接受采访，具备公民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相当一部分民商背景的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还停留在“从不投反对票”的初级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掌握丰富经济资源的民商精英群体在问卷调查上答案的真实度、可信度都值得怀疑，更不用说某些民商因自身境况不佳（部分民商跻身胡润排行榜后身陷囹圄）可能带来的情绪化反应。
　　在我看来，不管是政治架构上的顶层设计，还是市场化势不可挡的趋势，民商阶层都已经在市场民主的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推动者而非看客角色。正如打车软件打破出租车运营的垄断，支付宝打破银行支付系统的垄断，以及未来会被打破的食盐特许经营、国有输电企业对电力销售的垄断，民商阶层的这种推动是潜在的，也是渐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