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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的遏制、封锁使得毛泽东时期外交中一直存在着革命主义因素。虽然,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在当时情况下,其维护了国家安全,发扬了国际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 革命主义 表现 原因 评价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主要是指毛泽东时期外交中所包含的革命主义成分。有学者认为,从新中国诞生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就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色,具有和“帝国主义”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城市反革命力量中心”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立场。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尽管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但毫无疑问包含着革命主义冲动。
不过比较而言,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更为深远。中苏的多次论战,让世界各国了解了那一时代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情。中国学者也认为,1958年,全力推行和平共处外交的周恩来总理卸任所兼外交部长职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是中国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战略转变后的一个具体体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达到了顶峰。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得到扩大。1965年毛泽东断言,“当前世界革命今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加上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则标志着中国外交已经深陷“革命主义”的迷雾之中。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产生的原因
国际环境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封锁,甚至军事威胁,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无比险恶。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保持高度警惕,试图用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革命因素始终不能脱离毛泽东的心头。
中苏分裂对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苏分裂,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否定与斯大林有关的苏联社会体制”,这是“對社会主义和中共当时遵循的所有理论的背叛”。而且中苏的分裂和论战,也让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感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靠不住的。加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决心以中国的力量让新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新中心”。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历史巅峰后,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同一时期掀起了高潮。具有革命热情,并对第三世界相似经历一直持同情态度的毛泽东,进一步激起了要在第三世界掀起新的革命高潮、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新中国外交的“外张力”,也就是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出于革命本能而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并“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在中国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表现。
革命的“惯性”与“革命和战争”时代的结合。如有些学者所言,“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世界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而“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又进一步限定了毛泽东在国际范围内“习得”从国家利益角度去进行外交。本来,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和逐步稳固,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外交开始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成分。朝鲜战争以后,新中国的外交开始逐渐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独立自主,并尽力和民族国家发展“和平共处”的关系,甚至对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缓和及发展关系的愿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逐步在国际社会“学习”,并开始用国家利益发展外交关系的开始。但是国际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固执己见,却在不断加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头脑中固有的革命意识。除了中苏论战,苏联对中国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日益增加的压力,美国在印度支那和台湾等地区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以及对新中国拒不承认的“鸵鸟”政策,都使得中国外部环境的“刚性”不断加强。这种刚性的外部环境及其持续加强,终于造就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革命意识的彻底回归,以及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妥协态度。
历史的影响。中国近代的苦难以及中国人民屡次抗争却不断失败的经历,对比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后中国革命的相对成功,使得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印象深刻并极为佩服。中国革命和建设一定要借鉴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经验,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坚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大国,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和辉煌,也有近百年的耻辱。数千年的文明和辉煌,对比近代百年的耻辱,使得中国上下充满了大国少有的耻辱和挫折感,加强了民族复兴和建立美好国际秩序的愿望和紧迫感。个性豪放并有浓厚民族主义感情的毛泽东,在这方面有更为强烈的本能。而中国革命在艰苦条件下的成功,也给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走向美好世界的热情和勇气。因此,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只不过是满怀革命热情,试图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改造旧中国和摧毁旧世界的一种尝试而已,同时,也有在世界上作为范例,向其他被压迫民族提供“中国革命经验”,并借此让中国重新建立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目的。
对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的评价
学者们对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革命主义因素的弊端早已有颇为深刻的阐述,因此这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其积极性一面。
在复杂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安全、独立和尊严,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决定了国家安全问题的突出地位,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复杂战略环境又决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的热情和斗争意志,让新中国在复杂的挑战下,度过了危机,这是毛泽东革命外交的最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尽管外交上“一边倒”,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始终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大国尊严。这一点,就连挑剔的美国学者都无法否认,他们也认为尽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和苏联有特殊感情,但却始终坚持,“中国不应该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尽管中苏分裂后中国的外交开始具有更加强烈的革命性,并因而具有了浓厚的斗争性,但应该清楚的是,没有这些,中国外交不可能具有以前外交所具备的气魄和活力,也就不具备探索自己特色外交道路的任何可能。中国自近代进入国际体系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就是这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真正独立自主的、有尊严的外交。因此,就连苏联学者都认为,中共领导在中苏论战及冲突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战斗性和进攻性,尽管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损失,但这也是中共和中国能够摆脱苏联影响并保持自己独立地位的主要原因,也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发现中国自己的特点,并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打下了实践基础。
为赢得大国地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时期外交对于意识形态的偏爱,加上与其个性相联系的外交中强烈的斗争性,让新中国在强国面前竖起了脊梁,为中国大国地位的获得奠定了基础。为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和独立自主,以及社会主义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的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印度支那的停战及停战协定的签署,中国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景。实际上,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内的智囊就开始探讨对中国承认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上世纪60年代,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中国敢于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勇气和胆魄,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外交热情,有助于中国逐步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就是新中国大国地位获得世界各国初步承认的最有力证明。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发扬了国际主义,支持了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毛泽东“坚持国家利益第一,但他所理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赤裸裸的狭隘的和短视的国家利益,而往往是与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时甚至为了阶级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近期利益。”因此,新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支持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仅仅用国家利益来理解是不够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没有对革命的热情,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支持至少没有现实那么有力。中国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成长和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单位分别为:重庆三峡学院;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本文为重庆三峡学院资助计划“三种范式和中国外交”的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09-ZZ047)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 革命主义 表现 原因 评价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主要是指毛泽东时期外交中所包含的革命主义成分。有学者认为,从新中国诞生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就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色,具有和“帝国主义”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城市反革命力量中心”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立场。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尽管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但毫无疑问包含着革命主义冲动。
不过比较而言,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更为深远。中苏的多次论战,让世界各国了解了那一时代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情。中国学者也认为,1958年,全力推行和平共处外交的周恩来总理卸任所兼外交部长职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是中国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战略转变后的一个具体体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达到了顶峰。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得到扩大。1965年毛泽东断言,“当前世界革命今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加上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则标志着中国外交已经深陷“革命主义”的迷雾之中。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产生的原因
国际环境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封锁,甚至军事威胁,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无比险恶。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保持高度警惕,试图用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革命因素始终不能脱离毛泽东的心头。
中苏分裂对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苏分裂,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否定与斯大林有关的苏联社会体制”,这是“對社会主义和中共当时遵循的所有理论的背叛”。而且中苏的分裂和论战,也让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感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靠不住的。加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决心以中国的力量让新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新中心”。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历史巅峰后,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同一时期掀起了高潮。具有革命热情,并对第三世界相似经历一直持同情态度的毛泽东,进一步激起了要在第三世界掀起新的革命高潮、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新中国外交的“外张力”,也就是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出于革命本能而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并“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在中国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表现。
革命的“惯性”与“革命和战争”时代的结合。如有些学者所言,“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世界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而“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又进一步限定了毛泽东在国际范围内“习得”从国家利益角度去进行外交。本来,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和逐步稳固,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外交开始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成分。朝鲜战争以后,新中国的外交开始逐渐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独立自主,并尽力和民族国家发展“和平共处”的关系,甚至对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缓和及发展关系的愿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逐步在国际社会“学习”,并开始用国家利益发展外交关系的开始。但是国际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固执己见,却在不断加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头脑中固有的革命意识。除了中苏论战,苏联对中国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日益增加的压力,美国在印度支那和台湾等地区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以及对新中国拒不承认的“鸵鸟”政策,都使得中国外部环境的“刚性”不断加强。这种刚性的外部环境及其持续加强,终于造就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革命意识的彻底回归,以及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妥协态度。
历史的影响。中国近代的苦难以及中国人民屡次抗争却不断失败的经历,对比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后中国革命的相对成功,使得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印象深刻并极为佩服。中国革命和建设一定要借鉴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经验,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坚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大国,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和辉煌,也有近百年的耻辱。数千年的文明和辉煌,对比近代百年的耻辱,使得中国上下充满了大国少有的耻辱和挫折感,加强了民族复兴和建立美好国际秩序的愿望和紧迫感。个性豪放并有浓厚民族主义感情的毛泽东,在这方面有更为强烈的本能。而中国革命在艰苦条件下的成功,也给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走向美好世界的热情和勇气。因此,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只不过是满怀革命热情,试图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改造旧中国和摧毁旧世界的一种尝试而已,同时,也有在世界上作为范例,向其他被压迫民族提供“中国革命经验”,并借此让中国重新建立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目的。
对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的评价
学者们对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革命主义因素的弊端早已有颇为深刻的阐述,因此这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其积极性一面。
在复杂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安全、独立和尊严,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决定了国家安全问题的突出地位,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复杂战略环境又决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的热情和斗争意志,让新中国在复杂的挑战下,度过了危机,这是毛泽东革命外交的最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尽管外交上“一边倒”,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始终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大国尊严。这一点,就连挑剔的美国学者都无法否认,他们也认为尽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和苏联有特殊感情,但却始终坚持,“中国不应该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尽管中苏分裂后中国的外交开始具有更加强烈的革命性,并因而具有了浓厚的斗争性,但应该清楚的是,没有这些,中国外交不可能具有以前外交所具备的气魄和活力,也就不具备探索自己特色外交道路的任何可能。中国自近代进入国际体系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就是这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真正独立自主的、有尊严的外交。因此,就连苏联学者都认为,中共领导在中苏论战及冲突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战斗性和进攻性,尽管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损失,但这也是中共和中国能够摆脱苏联影响并保持自己独立地位的主要原因,也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发现中国自己的特点,并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打下了实践基础。
为赢得大国地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时期外交对于意识形态的偏爱,加上与其个性相联系的外交中强烈的斗争性,让新中国在强国面前竖起了脊梁,为中国大国地位的获得奠定了基础。为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和独立自主,以及社会主义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的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印度支那的停战及停战协定的签署,中国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景。实际上,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内的智囊就开始探讨对中国承认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上世纪60年代,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中国敢于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勇气和胆魄,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外交热情,有助于中国逐步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就是新中国大国地位获得世界各国初步承认的最有力证明。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发扬了国际主义,支持了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毛泽东“坚持国家利益第一,但他所理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赤裸裸的狭隘的和短视的国家利益,而往往是与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时甚至为了阶级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近期利益。”因此,新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支持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仅仅用国家利益来理解是不够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没有对革命的热情,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支持至少没有现实那么有力。中国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成长和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单位分别为:重庆三峡学院;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本文为重庆三峡学院资助计划“三种范式和中国外交”的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09-ZZ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