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成都的印象，你会怎么说呢？我的答案是：成都是古老的，成都是年轻的。
　　说她古老，因为成都作为一个城市，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说她年轻，因为以新时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衡量，成都已经颇具气象，未来不可限量。
　　根据《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成都未来是“三步走”：第一步，2020年，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第二步，2035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第三步，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天府，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大计划。
　　请注意三步走的时间点，这不是随意确定的，比如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规划，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現社会主义现代化。想象一下那时候的中国，想象一下那时候的成都，壮丽的未来已经不太遥远。
　　实际上，一些固有的对成都“定格”的城市学的词汇，比如省会城市、内陆城市，已经无法准确地定义现在的成都，遑论未来的成都。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古老的城市又是如何焕发出青春的风采，获得了再一次茁壮成长的机会？这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个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一座古老城市的底蕴开始涌动出新的生机，也在多年之后迎来了“世界向东，中国向西”的巨变。

伏 笔

　　改革开放启动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成都仅仅被人们看作一个地区性城市，而那个地区听上去又是落后的代名词—西部，做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即向发达地区输送廉价劳动力。
　　这不完全是误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采取的就是从东到西渐次推进的模式，这不是随意的主观设定，更多的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并且，遥想当年，作为后发国家，经济要起飞，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对，还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渴望，其他的，比如资本要借助外力，产品也主要卖到国际市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还作如是观，那就变成了彻底的误解。任何一次大的转变，都是早有伏笔的，只是经常回头看时才恍然大悟而已。经济社会的演化总有“意料之外”，只是事后总结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是“情理之中”而已。
　　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
　　一个是成都为什么把2003年当作新经济的萌芽之年？
　　那一年，英特尔（Intel）落户成都高新区。因为地位特殊，英特尔入川带动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西进”，成都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这是今天成都发展高新技术和新经济不可缺少的产业基础。没有产业的集聚，就不可能有技术的创新。
　　英特尔之所以入川，产业之所以集聚，可不仅仅是看重较低的人力成本—虽然这很重要，今天依然很重要，但也是看重成都本地庞大的消费应用市场。没有西部广阔的市场腹地，从技术创新到最终形成消费品的中间桥梁—商业创新，也很难发生。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从比较早的时候开始，成都的创新力量就在汇聚。同时，“中国市场”这个和“中国制造”并行的另一极，也体现出对跨国企业的战略根基作用，这样的“中国故事”不仅发生在东部，也发生在西部的成都。
　　另一个例子是成都的城乡融合试验。

“一带一路”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都的势与场—从内陆腹地变成了开放前沿，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开放高地和国际门户枢纽。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2007年，国务院确定成都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在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成都启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开启了农村金融改革破冰之旅。2015年，成都正式获国家五部委批准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无论是土地的确权和流转入股，还是产权抵押融资，都触及到“三农”的敏感神经。成都却在让农民带着股权和产权进城的道路上率先趟了深水。其意义不仅仅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甚至是让农民分享改革红利，还在于为城乡统一规划、土地的集约使用等等扫清了可能的障碍。
　　而在不少大城市，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城市升级的过程中，经常要应付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羁绊。
　　回顾过去的40年，成都的发展为今天留下的伏笔绝不止这两点。但这两点已经足够获得结论：开放的不断深化，其实意味着开放是“一连串的事件”，今天的事情绝非偶然。

大 势

　　2017年，成都GDP超1.3万亿，在新一线城中居首位，这是“一连串的事件”中的一个。我们不是唯GDP论者，但没有一定的经济体量，谈建设国际大都市就失去了基本支撑。
　　反过来说，有了一定的经济体量，国际大都市也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恰恰是下决心脱胎换骨的开始。
　　不需要借助过分复杂的理论，凭借我们工作生活的基本逻辑，就可以大致想象一个国际门户枢纽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枢纽者，人、物、信息、资金等的汇聚之地，要能汇聚到一个地方，既需要基础设施的硬件，又需要规则对接的软件。但又不是一般的枢纽，是国际门户枢纽，那么很直观的问题就来了：要让国内外的人才汇聚到成都，扎下根来，安心创新创造创业，市场机会在哪里？人们的医疗、子女教育、生活社区等问题怎么解决？
　　这就是一个主动建构，而不是顺其自然的过程。
　　理解“主动建构”，首先是要回到中国的政经大情境之中。借助国家大势，勇于承担国家战略使命，这是过去40年中国大城市崛起的基本法宝，早期的深圳、上海是如此，今天的成都依然如此。新时代的成都叠加了诸多战略机遇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天府新区，等等。 　　对成都来说，最重要的“大势”就是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都的势与场—从内陆腹地变成了开放前沿，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开放高地和国际门户枢纽。
　　国家的开放需要探索，顶层设计和地方试验的结合让开放强省、开放强市等习惯性提法有了更具体的公共政策内涵。成都也不例外。
　　具体来说，首先是承担试点的任务，比如成都现在的试点包括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和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企业住所申报登记试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不一而足。
　　这些试点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要试点的是属于普遍性的改革课题，试点有成果并在本区域先行推广开来，当然你就会走在前面。
　　其次是需要向上争取的部分，比如成都2018年提出的争取在蓉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西部服务中心、争取国家数据经济试点、争取设立成都知识产权法院等。其对成都的意义很容易理解，西部服务中心有利于成都企业更方便地直接融资；随着新业态、新经济的涌现，公平裁判各种纠纷的需求很快也会凸显出来。
　　试点的集聚和国家支持的倾斜，背后正是国家对成都的开放门户的期许。期许越深，这方面的力度自然也会越大。
　　但这也只是故事的开始。

对 标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对标”。
　　细心的人们发现，自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以来，成都市委市政府召开的重量级大会不断，产业发展大会、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大会、新经济发展大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大会、对外开放大会、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大会……每一次大会都会形成一批含金量颇高的政策，极大地推动着成都改革和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能量，恰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不可阻挡。
　　在这些大会上，各路重量级人士云集。言谈之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是“对标”。
　　不断对标，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之间相互学习、模仿乃至竞争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的成效因为体制的特殊优势而进一步被放大。如今成都是更加自觉地进行对标，不仅是和国内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对标，而且是和国际一流大都市对标。

如今成都是更加自觉地进行对标，不仅是和国内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对标，而且是和国际一流大都市对标。

　　比如对标“硅谷”，规划建设“独角兽岛”。这是全球首个以独角兽企业孵化和培育为主要功能的产业载体。
　　独角兽的原始定义很清楚，是指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它又被等同于隐形冠军，或者拥有某个领域绝对主导权的企业“帝国”的雏形。其实，概念提出者的本意还有一层，即独角兽的产生很不容易，美国2003年到2013年间，只有39家公司从6万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对比鲜明的数字既说明独角兽企业诞生的不易，更说明独角兽企业的诞生背后必须是极其活跃的创新创业活动。所以，独角兽数量是新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标志。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提出，依托“独角兽岛”，天府新区将打造独角兽企业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聚集地和生态创新区，打造四川省乃至西部地区最具标识度、最具带动力的新经济成长高地。
　　独角兽将不再是北上广深的“专利”。成都也被各路重量级人士公认是西部最有可能出独角兽企业的城市。
　　还一个对标特别值得一提，即对标新加坡，建设国际化社区。从某种意义上说，看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没有比不同国别的人们聚集的社区生活形态更好的窗口了。如果说城市的本质可以被界定为提供有价值的生活方式，那么国际化社区的治理水平就直接反映出一个城市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程度。
　　成都正在加快制定国际化社区建设规划，力争未来5年内分类建成45个左右的产业服务型、文化教育型、商旅生态型、居住生活型国际化社区群落。目前正在几个社区进行建设标准的试点。在国际化社区，你将看到体现国别风情的建筑风貌，感受到对应国家的文化、生活、休闲氛围。其中还包括大量精细化工作，包括改造标识标牌，吸取外籍人士参与社区治理等。
　　这样的对标在成都还有很多。以更开放的视野推进开放，是成都带给我们的启发。
　　对标不仅仅是方法，它反映的其實是一种视野和胸襟。对标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对标说到底是为了“认识你自己”，它不是想当然的简单移植，而是确实具备了可能性，有了内在的迫切需要，看清楚了自己的不足。对标，它建立成都固有的基础上，又帮助成都承担起在国家全面开放中的重任。

使 命

　　如前所说，开放是“一连串事件”，历史不能人为隔断。事实上，随着成都踏上建设世界城市的征程，她原来的基础比如工业化建设的底子也开始显现出作用，她本身固有的一些禀赋更开始成为独特的优势。
　　因为，随着成都实现从“拼船出海”“借船出海”到“驾船出海”的转变，原先因为地理位置等因素带来的对全面开放的制约条件将不复存在，东西之间已经是平的，此时比拼的更多的是文化底蕴、宜居环境、规则的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旧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那种模式下看起来不重要的条件现在却变得很珍贵了。
　　比如自然环境。在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生态环境成了至关重要的竞争优势。生态文明更是国际化大都市的“共同语言”，也可以说国际化大都市的必要条件。
　　2018年6月13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天府新区：“我去四川调研时，看到天府新区生态环境很好，要取得这样的成效是需要总体谋划、久久为功的。”
　　成都提出要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天府绿道，全长1.69万公里，还同步启动了世界最大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总面积达1275平方公里。这些都可以说是大手笔。
　　因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本身就是新经济生长的重要领域，而且与新经济有着天然的契合。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提出，新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在于构建七大应用场景。此话至当，新经济要发展，城市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未来生活场景的试验田—你能想象排除了环保的生活场景会有未来吗？
　　但除了治污、留住青山绿水等，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成都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所要担负的使命之一。

开放之于成都的真正内涵，就是如何通过凝聚全球高端资源和打造创新创造创业的优质环境，成为诸多领域解决方案的原生地和输出地。

　　这也正是我们最后想说的。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中国这艘巨轮要转型升级，不仅仅是生态文明，而是各个领域都需要精准有效的解决方案。和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同，这是对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的考验，是对新技术和创意如何结合的考验，归根到底这是对如何把“以人为本”的发展取向实现落地的考验。
　　此时，当硬件越来越不构成制约的时候，厚积薄发的成都实际上已经和传统意义上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此时，开放之于成都的真正内涵，就是如何通过凝聚全球高端资源和打造创新创造创业的优质环境，成为诸多领域解决方案的原生地和输出地。
　　也许，当40年前我们重新出发的时候，成都注定终将承担这个使命，“世界最早无坝引水”“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开启世界纸币时代”的荣光终将再次闪耀，只不过，在40年后我们再出发的时候，已经完全看清并且坚定地相信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