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军教授《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部探深的学术著作，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我很乐意向读者推荐。
　　我与邹建军是老相识了，有师生之情谊和亲密的同行共事关系。我俩常在一起研究中外文学与文论，以及东西文化双向交流方面的重大问题；议论最多的是他关于如何构建中国比较文学新范式、学理、方法的思路，他的充满“问题意识”的辨析能力值得称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邹建军在我所熟悉的中年学人中，显得特别突出。他长期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的弥可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科研、教研经验，由于多方面关系。我常有机会阅读他的颇有见地的论著。邹建军勤奋而坚韧，敏锐而敦实，孜孜不倦，笔耕不已，获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那种大无畏的攻关勇气和务实创新精神。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从其“孕育”到“成书”的过程，更重要的当然是它的理论新探索与实例新解析，就可作为有力的见证。
　　提起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新范式的构建，务必强调指出：这是比较文学要完成其文化转型时期“历史使命”的重大变革之一。诚如乐黛云先生所说：“这种变革首先是从过去局限于欧美同质文化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展开多方面异质文化中文学交往的研究”(《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亦即“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样，理所当然地“处于21世纪人文精神的最前沿”。无可讳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或者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新范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万众一心，不断地进行再思考、再研讨、再实验。如欲完成这样的“变革”，借用乐黛云先生的一句话，“最重要的是拿出实绩”。邹建军奉献的这部学术著作，无疑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大有裨益，作為促进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变革过程中的“实绩”当之无愧。依我之见，这是一部适时而有特性，切合催人变革与进取、文化迅猛增殖与转型时代的需要的佳作。
　　邹建军的这部学术著作在其结构模式、内容安排、技艺考究和论证方法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并极富引发深思之功能。这里有“真知灼见”，不乏独到的创意，可以就其“重中之重”予以评说。
　　其一，自成体系，别具一格；时代感应敏锐，学术视野宏阔。全书分为3编，共20章，在探索中国比较文学建设新路，即构建新体系和运用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总体任务指导下，上编8章研讨比较文学学科问题，重点深入论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下潜模式”的“来龙去脉”，它的特异功能及其新的走势；中编6章研讨比较文学的定位问题，观念与方法的论述亦在其中，突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性、兼容性、实用性和效验性的阐释；下编6章研讨比较文学“下潜模式”的个案与典型，主要运用文学批评新的理论、方法比较解析精选出来的古今中外诗人诗作，重在“双向阐发”，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举互证。附录两篇“访谈录”，与全书主旨链接；《陈众议研究员访谈录》评述了文学和文学批评(包括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方法与方向”。《乐黛云教授访谈录》评述了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本书主体3篇和附录2篇大多曾在省内外文化、文学、文论书刊上发表，如上编第1章“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其基本内容曾发表于《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乐黛云教授访谈录》原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北京《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建军据其著作的总体思路并经过精心策划，把诸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专论予以系统化的整合，有的(第1、3、8、12、18章等)作了重大补充或改写，有的则是颇富创意和理论色彩的新撰“专论”，如第2章“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下潜模式’的建立”等。可以这么认为，第1、2章。连同第3章“文学问性：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是全书的理论总纲。这里的理论阐发，与以下各章理论的连续呼应以及讲评，上下一体，左右逢源，珠联璧合，秩序井然。由此可以见出，建军早在几年前就萌生了这样的战略意图：先以系列专论形式研讨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然后细密梳理、增补整合成书。此书承传了前人同类论著的精华，并在承传中跨越，在跨越中创新。就其跨越与会通的总体而言，人们细读精思之后，可能与我有此同样深切的感受和体悟：它充分凸显了高水平学术专著的性能和功力。
　　其二，评述发人深思，见解独到创新。可以列举几例，以见“隅反”。比如，作者在第1章中论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很有启迪作用，而且不乏新意。作者通过历史的追溯和“再思考”，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从长远而言，中国比较文学要发展到与国外学派平起平坐的程度，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学派，如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一样，还特别需要一种‘下潜’运动，即要在第三种模式上加大力度，并长期坚持，以取得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广阔而坚实的历史文献与学理学派的基础。”接下来，作者在讲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需要上升模式、平行模式、下潜模式三者合力之后，还特别强调“下潜模式”的研究，关注垒球所有民族的文学的异质同律和同质异趣，探究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共同文心与诗心”，此论精深，真是金玉良言。比如，第9章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为题，对聂珍钊教授所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理与方法作了精当的阐释，并就其“三维指向”(历史、现实、理论与方法本身)进行纵横扩展式的论证。接下来，在第10章中，作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与有效性”，以及它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进行了深入而拓新的评析。其中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基础的“三个构成维度”，即“社会学批评、历史学批评和艺术学批评”之说，见解不凡，令人信服。这里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优势及其必须与诸多文学批评方法综合运用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的论断，充满了“问题意识”和辩证观念。又比如，第12章对易卜生诗歌的“真髓”进行了深度发掘，从整体研究和探究诗人易卜生诗歌创作的三种向度：外观向度、内视向度和象征向度。在这里，作者借助“图解”评论了三种向度的“总体形态”，语重心长地呼吁人们特别关注易卜生的象征性向度或内视性向度的诗作，因为像《在高原》《绒鸭》和《银》这一类诗作具有永恒不朽的内质和奇美的魅力。接下来，第13章、第14章分别从比较角度讨论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与“政治情结”，两章原文来自建军主持、策划并精心指导的文集《易卜生诗歌研究》 (王远年编选)，此“文集”的问世弥补了我国易卜生研究中匮乏诗人诗歌的系统论著的缺憾。
　　其三，学科理论联系实际，中外 个案相互关照。这部著作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紧密联系文学创作实际，不随波逐澈地迷恋当下所谓“理论化”的偏向(实则“空洞化”)。为此，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迫切要进行的不是“上升模式”的研究，也不是“平行模式”的研究，而是“下潜模式”的研究。关于这一学术前沿问题，上文已提及，此处不予赘述。如前所述，上编第1章连同2、3、4章开宗明义，阐发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运行模式及其存在的“前提”等学理问题，中编前三章就当下方法论热门话题辨析文学伦理学批评独特的品质和功用；不言而喻，下编推出的“下潜模式”的个案与典型，集中在中外诗歌创作与诗学方面。顺便说一句，建军对詩歌和诗论有特殊的爱好与修养，精选出来的实践篇什，确有其典范意义。在第15章“湖畔诗派诗歌伦理主题”中，连同接下来的两章即关于华兹华斯诗歌意象表现、柯尔立治诗歌艺术品格的专论，无一不是理论结合实际而实例强化理论的产品。这些章节不仅突出了新观念的指导意义、新方法的良好效应，而且显示了作者对比较诗学的关注。比如，评述柯尔立治的诗作、诗论都是“一流”时，引用钟嵘在《涛品》中关于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的理论予以论证。再接下来，论及闻一多的诗歌特征时确切地指出，他是“一位融合东方和西方诗艺于一体的大诗人”；论及贺敬之的“楼梯式”诗艺时追本穷源，与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和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体作了适当联系和比照，并在古今中外诗人诗作比较中凸显了贺敬之诗歌的独到特色。关于郭沫若与闻一多诗体艺术比较的篇章，也链接着古今中外的诗歌理论。在最后一章“新诗的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二重建构”中，作者说得好，其实这是“一个中西诗歌之交融共生的话题”，也是“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话题”。综观全书，确如邹建军所提倡和强调的那样：必须拓展多维视野，运用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学理和方法探讨中外作家作品，理论切忌远离实践。不可空话连篇。这不仅在下编中获得翔实印证，而且在上编的“外国文学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实践性在高校本科比较文学中的核心地位”等章节中，同时在中编后三章的易卜生诗歌研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不是毫无欠缺而十全十美，有的理论问题结合实证还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它出现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将对任重道远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多么难能可贵和鼓舞人心!祈望这部颇有个性的学术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引起同行专家的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