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其诗作被后人称为“诗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有不可替代的史学意义。概言之，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描绘了一幅国家动荡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宏阔画卷，此为宏观层面的国家历史;二是在诗作中展现自己的生命轨迹和情感经历，此为微观层面的个人历史。本文所谈的《春望》，即是杜甫在人生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其诗作的现实主义成熟期的重要作品，诗中既展现了国家命运，也体现个人遭遇，二者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是在杜甫被叛军俘至长安的第二年所作。在杜甫的“诗史”中，国家命运与个人际遇始终连结在一起，在描绘国家的动荡不安时，杜甫也将个人的困窘与哀愁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国破”的宏大背景出发，眼前的山河虽仍在，却已经不是旧时山河，而本该是生机勃发的春天，目之所及却都是败落之景，都城中破败荒芜，杂草丛生，所见的花鸟都蒙上了一层悲凉色彩。这样一种山河的“在”与眼前荒芜之景的“变”，两相衬托，更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恍然悲凉之感，给字面上广阔的空间建构与描绘增加了一份厚重的时间质感，时空交叠之下，个人悲辛就显得渺小无奈而更引人共鸣。从国家与都城着眼到个人，与家人相隔两地，音信渺茫，独自困守在城内，只有衰老如影随形。从国家这样的大处着眼，铺陈时空背景，逐渐写到小处的个人，国家不幸的悲壮中交织了个人不幸的真切，由大背景衬托的个人，其境窘、其情悲，都溢于言表。杜诗的一个高妙之处在于，既在字里行间充盈着深厚丰富的情感，又善于克制，使其情不滥，而更显情深。目及山河破碎的萧瑟景象，烽火连天，兵燹肆乱，心中挂念身处异地的家人，却无法通一书信，对国家兵乱的悲慨，对个人境遇的哀叹，激荡又分明的情感似将喷涌而出，又峰回路转地以一句白头之叹作结，似乎是一句轻柔低回的自怜自嘲之语，看似与前文的时空铺陈无关，但却用真切的个人感受，使全诗意味变得深沉绵长，委屈不尽。
　　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评价汉代辞赋家扬雄与枚皋的文字：“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殊不知后人恰用“沉郁顿挫”四个字来形容杜甫诗歌的特点，即在情感厚重、呼之欲出之时，又适时抑住，绵延不尽的意味更显情感的深沉宏博;在情感的沉郁之外，又辅以宕迈起伏的音节，情感的沉郁与节奏的顿挫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杜诗沉郁顿挫之概。梁启超在其题为《情圣杜甫》的诗学演讲中说道：“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称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正如梁启超所说，杜甫诗中的情感“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也一振一荡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合杜甫的生平背景，我们可以知道，杜甫在饱含深情地将个人与国家连结在一起的诗作背后，置放的是一颗情系天下的儒者之心。
　　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也是一位在经学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史载杜预之语：“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及也。”其家风如此。立功立言、奉儒守官，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之下，结合杜甫自小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促使其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后世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很好地概括了儒者之心，这种儒者之心，伴随杜甫辗转流离的一生。年轻时意气风发，豪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见到豪门富家与道旁饿殍的残酷对比，也曾痛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家国乱离之中，讽刺官员若无其事宴饮玩乐“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也以“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来自嘲。杜甫用一生的思考与感慨，在时代的大画布之上，一笔一画地绘制着一颗赤诚的儒者之心，这样一颗心，关心着天下苍生，积极地为促成善政出谋划策，也毫不留情地对恶政表示批评，痛骂肉食者鄙，又有柔软的地方承放黎民的饥寒苦难。正是这种心怀天下的儒者胸怀，使得杜甫在居所破败后，大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颠沛流离之时，依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我们应当知道，杜甫的“诗史”是其诗歌建构而出的，又不单单限于诗歌的文字，其灵魂在于诗歌背后“忧黎元”的儒者之心。这样一颗儒者之心，不囿于自身的生命轨迹与情感经历，而是将生命融于时代，用一句句真挚的诗句，记录下国家的动荡与人民的苦难，还原一个更加宏阔的历史，又因为其自身的情感，使历史更具温情与实感。正如我们看到了“国破山河在”的宏阔与悲壮，沿着情感的绵延，另一端是一头不胜簪的白发。而这白发，恰是其心之“忧”，亦是其心之“热”，这样的忧与热，是杜甫笔下的诗史，也是诗史之中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