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业的混乱格局，自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在继续滑向信任危机的深渊。
　　近期，素有乳业“大炮”之称的广州市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再次发炮，指出2010年新的乳品标准要求每百克生乳的蛋白质含量最低为2.8克，而该标准颁布前的要求是不低于2.95克。生鲜乳菌落总数以前允许每毫升50万个，现在是每毫升200万个。这一标准是全球最差的标准，而出台这样标准的原因是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
　　针对王丁棉的批判，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则反驳说，如果标准定得太高，脱离了实际，就可能导致乳业重创。如果现在要求按照乳业发达国家的标准执行，占总量70%的散养户绝大部分都要倒奶、卖牛、杀牛。奶源供应将更紧张，优质奶源将更少。
　　标准的降低遭到了公众的谴责，而一向不乏负面新闻的中国两大乳业巨头伊利和蒙牛新近也遭遇变数，伊利原高管举报现高管“采用侵吞、窃取、骗取、受贿等非法手段，占有国家和人民财产”，为掩盖负面消息，伊利发动强势公关将媒体报道纷纷“封杀”；伊利的另一大竞争对手蒙牛则传出牛根生去职董事局主席，新主席由中粮集团董事长、蒙牛乳业董事会副主席宁高宁接任。
　　此间种种，让公众对中国乳业的信任降至冰点。
　　实际上，在中国乳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早已有之，由于不同的企业生产产品、经营模式的差异，为争夺市场互相倾轧和攻击。乳业新标准的身后又是以南方企业为代表的巴氏奶和以北方企业为代表的常温奶之争，这一争端已然持续了七八年。巴氏奶在蛋白质含量和菌群数量上优于常温奶，但不适合长距离的运输，保质期短。
　　不同的行业协会又代表不同的企业利益，广州和内蒙古两地奶协负责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派系，而由于企业力量对比上的差距，在标准的制定上，便出现了标准被大企业挟持的现象，进而被解读为资本利益挟持公众利益。
　　实际上，追究现时乳业的乱局和出现资本利益破坏性的原因，政府和行业协会功不可没，在标准的制定上厚此薄彼，政府和行业协会这一“二政府”机构为资本利益提供了保护，致使行业监管责任缺失，导致了乳业的集体信任危机。
　　大企业利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挟持了标准，但中国乳业目前还没有出现绝对的寡头垄断，南北之间仍有博弈和对抗的力量存在，而制止寡头垄断伤害公众利益，还需要破除行政保护，加强政府和公众的独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