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他是大学教授、校长，也是中国教育的观察者和改革者。他出身于教育世家，既传承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又矢志于探索中国教育的根本和素质教育的内涵。他认为大学改革的要义是去行政化，他不遗余力呼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他倡导轻学科排名、重学生发展，回归教育规律本身。他的思考立足于教育，但影响所及，远超教育领域本身。
　　从南开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龚克数了数，自己在这所学校工作了2555天。近八年前，从天津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龚克也做了一样的计算，他在那里工作了1642天。
　　在一个下雨的日子，他从北京只身来到与过往人生无甚交集的天津，并在该市最重要的两所大学里，种下自己的教育理念，使之生根发芽。
　　不少人知道他，除了因为两校校长的身份，更因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教育观念、直言改革主张。他曾直言，“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认为高校应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2018年年初，龚克离任南开大学校长。但他始终身体力行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对教育的思考和呼吁，从未停下。

三次主动选择

　　龚克的求学生涯，可以说与国家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每一步都踩在了重要的时间点上。
　　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文革”开始，龚克和所有同学一样，停课闹革命。1970年，初中毕业的龚克，进入北京的798厂——该地后来以798艺术区闻名。这是一家军工厂，龚克被分配进微波车间，成为车工。
　　很快他就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是学徒，师傅让他们去王府井书店买金属切削手册，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书里涉及了几何、动力学的知识，他几乎一窍不通，也无法搞懂相关原理。1972年，厂里重新建立规章制度，在政治学习之余，年轻人请“文革”前的大学生给他们补课，讲授数学、物理的知识。龚克还曾多次申请当工农兵学员，但屡次失败。1977年听说要恢复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他选择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因為其有军工背景。1978年3月，即将满23岁的龚克，成为北京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本硕博三级学位制度建立。龚克看到了一条新的学习路径，决定参加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的研究生招生负责人找龚克谈话，告诉他成绩不错，现在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可以让他去。

　　于是，成绩优秀的龚克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公派出国的研究生。1983年，他前往奥地利的格拉茨技术大学，在通讯与电波专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他用四年半时间提前拿到了学位，并决定回国。
　　摆在他面前的选项并不少，他可以去中科院的研究所做研究人员，也可以去国家机关做公务员，或者去新成立的卫星通讯公司。而这些选项则各有利弊。
　　中国在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对龚克来说，做博士后，能将对未来路径的选择押后两年。他了解到，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足、科研活动较活跃。于是，龚克进入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成为系里的第3个博士后、清华大学的第11个博士后。
　　多年后，龚克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说多年来自己其实只有过三次主动选择的机会，都在“文革”后求学的12年间。一次是考不考大学、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第二次是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要不要考研，毕竟那时候大学毕业已是高学历，就业之路很广;第三次则是博士毕业时，要不要回国，回国后去哪里。
　　他后来回想，认为自己早早回国是十分正确的。一方面，他尽早进入并熟悉了国内的研究环境，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为日后在国内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1990年，35岁的龚克留在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90018这个工号将在未来的16年伴随他。

适应比能力更重要

　　留校任教的龚克，很快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成为讲师后不久，系里负责人找他谈话，希望他去做学生辅导员。这是清华大学的传统，在1953年由校长蒋南翔首创，一些政治素质过硬、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辅导员，他们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一肩挑业务学习，被称为“双肩挑”制度。
　　龚克因自己本科研究生期间都不在清华求学，不了解相关情况，婉拒了这一安排，但成为了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工作两三年后，龚克成为电子工程系的副主任，他想管科研，但系主任则要求他管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他后来意识到，这其实都是系里对他的培养与考察，意在为他补上对清华缺失的那部分了解。之后，学校安排龚克到研究生院挂职，担任副院长兼研究生培养处处长。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或许自己本硕博都不在清华大学的“非近亲身份”，给了自己在清华发展的更多空间。学校有意地进行“非近亲繁殖”的培养，因为这样的老师会比较没有局限，不容易被牵扯进复杂的人事关系中。
　　龚克是有些纠结的。早年在电子工程系里工作时，他参与了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从零起步，从无到有，并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席之地。放弃这些，从以科研为中心转为以管理为中心，进入校领导层，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决定。不过，工作需要使然，他并没有太多思考的余地。1998年，龚克担任校科技处处长。1999年，44岁的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此时，距离他回国以博士后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才12年。 　　几年后，他再次遇到了一个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遇，与他早年科研的愿望有几分接近。他成为国家最早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之一——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筹）的首任主任，相应地，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清华信息学科群的建设和有关的科研工作。但不久后，新的调令来了。
　　龚克记得，那天自己刚从台湾出差回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电话，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教育部谈话，说可能会有工作调动。他从教育部得知，自己即将赴任天津大学校长一职，时间十分紧张，要随时准备上任。在此之前，龚克的人生与天津从未产生过交集，有关天津大学的情况，之前他只是偶有接触。
　　离开清华大学前，龚克是“双肩挑”干部，一直没有放弃科研工作，门下也还有博士生。2006年到天津大学后，龚克也招了一名博士，但很快他就发现，与原先在清华大学当副校长时不同，现在，他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与这名博士生交流。为了不耽搁学生，只好送他去国外联合培养。此后，他再也没敢招过学生。
　　五年后，龚克接到新调令，前往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任校长。这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大学，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对龚克来说都是新难题。担任天津大学校长后，龚克全心投入到办学之中，大量看教育学领域的书，为自己补课。逐渐地，他把科研工作全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做学校的掌门人。“你做了就要做好，要担起这个担子来，你面对着学校的百年历史，几十万校友，几万在校学生，必须拼命做。”龚克说，这份责任，使得他将自己人生的某一阶段，和一所学校联系在一起。
　　他拿自己的经历教育年轻人，也许有少数非常幸运的人，是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专业，也就是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而他则相反，他是干一行，继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他相信达尔文的话，能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甚至也不是最聪明的种群，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他觉得这种对需求的适应能力是最为重要的，学习能力、忍受困难的毅力、承受变化的压力，以及在这之后所培养起来的兴趣，是更为扎实的东西，就如同他以责任为驱动的工作生涯。

大学的“长短”考量

　　真的到了校长这个位置上，龚克实实在在意识到，这个担子很不一样。他首先思考的，是如何构建学校工作的格局。
　　目前，国内不少高校都以科研文章作为第一要务，在各类榜单对学校进行排名时，科研文章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占很高的比重。但龚克认为，学校固然应该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但这不是学校根本的东西。“因为有青年人要受教育，社会才有了学校这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学校是为学生成长服务的。整个工作的格局、学校最根本的东西，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校的几大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文化传承，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学校的工作都要以学生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他都要围绕这个展开。”
　　龚克认为，这是自己下功夫最多的一个方面，即在学校领导层和全校教职员工中，确立“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构建育人为本的工作格局。
　　与此相关的，是大学文化的建设。龚克认为，这是能对一所学校产生长远影响的东西，不会因为校长更替而改变。南开大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句在上世纪30年代由老校长张伯苓定下的校训，在80多年后，不断出现在新校长龚克的公开发言稿中。无论是9月的新生开学典礼，还是6月的毕业典礼，龚克不断为校训释义，希望南开的学生有天下为公的情怀，也有为人诚实的品格。龚克说，看起来这是和学校排名、学科评估毫无关系的东西，但这会形成学校长久发展的软实力。
　　相比之下，为了让学校在各类榜单上排名前进一些，而出台那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政策，龚克直言，自己明知这些做法或许“有效”，但是实在难以出手，因为担心伤及学校的长远。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引育优秀人才、推进教学改革、促进学科交叉、加强学风建设、完善管理服务以及人事制度改革方面。
　　同理，在刚刚结束的学科评估中，南开虽然A类学科比重有所增加，但没有一个学科得到A 。 作为校长，龚克压力很大，也许做一些“弃保整合”会有更好的结果。南开没有这么做，龚克说，因为南开将它当成了一次体检，所有准备办下去的一级学科都参与了评估，这样的结果是客观的、毫无遮掩的，有助于发现学科问题。比如教学指标不佳，就可以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但问题是，领导机关进行资源分配、社会捐助和学生报考，都会受到学校排名的影响，这是让人不得不低头的社会现实。
　　身为校长，他要承受的压力来自各方面。从前，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协助校长分管某一方面，往往要为分管的工作争取更多资源。成为一校之长，他成了那个决定分配有限资源的人，这是一件需要下极大决心的事，殊为不易。
　　人才需要更好的人财物条件，学科建设需要资金和空间，学校的网络要不断升级，校舍需要修缮，教职工待遇需要提高，学生补助应该增加，教室应当现代化，科研要有更好的实验室，国际合作需要扩大影响力，各方面都需要钱，但资源有限，政策向哪里倾斜，都意味着其他方面资源的减少。这样的决策，龚克担任校长的11年半的时间里，面临了无数次。
　　他在担任校长期间，还面临新校区建设的难题。当时，老校区虽然占地面积约2000亩，但教工宿舍占了一半，去掉湖泊的面积，教学科研可用面积只有约700多亩，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发展有掣肘之处。天津市提出，可在津南地區给南开大学免费提供3700亩地，且不收走老校区。这块地，要还是不要？
　　建新校区，意味着投入大量的建设经费，但处在国家新一轮学科建设高峰期的学校，需要集中精力抓教学、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资金紧缺，然而，在壮大学科、建设队伍的同时，空间不足又是一大制约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太统一。
　　然而，放弃这个机会，恐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抓住这个机会，又会影响眼下南开的发展速度。甚至，新校区建设势必会耗掉整个校长任期的资源，如果做不好，可能新校区建不好，教学科研也会受到极大影响。在与党委书记商量后，二人达成共识，就眼下的任期来看，不做这个事情当然很简单，可以避开许多麻烦，压力会小一些，但假如把眼光放到未来30年甚至300年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好机遇，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是学校可以拥有的巨大财富。
　　作为学校负责人，要以“利长远”作为价值判断。近几年，在新校区建设的同时抓学校的改革发展，龚克很是辛苦。新校区启用已经数年，地铁和周边配套一直未到位，又形成新的难题。
　　做校长，龚克虽然已对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学科在进行筹备，但在学科上整体做加法不多，他更多地做了些“减法”，在天津大学撤裁了影视学院和农学院，在南开大学也砍去了军事学等几个学科，最难的是放弃教育学学科，这使得南开不再是“十三大学科门类齐全”的学校。
　　2018年年初，在离任演讲中，龚克总结任校长的这些年，说学校“进步的步伐不够大，许多工作没有达到预期，许多工作尚未有效推进，在激烈竞争中有差距被拉大的严重危险。我深感南开要加快发展必须改革攻坚”。他对自己的要求颇为严格，认为自己偏保守、求稳，大刀阔斧、尖锐的改革力度不太够。他认为，作为校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必须要自我反思的：“我不是那种特别善于决断的人，我觉得自己胆气不足、魄力不足，也许不太适合做一把手。”
　　但实际上，在龚克执掌南开大学的2555个日子里，学校的新校区已有了初步规模，扭转了人才流出的趋势，推动了教学改革、人事改革和交叉学科等，更重要的是，他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努力探索实施“公能”特色素质教育的有效路径，并且已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