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较为困难的一年，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日日面对日寇、汉奸这样看得见的敌人，也常常面对天灾等看不见的敌人。疫病，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陕甘宁边区，地处历史上的瘟疫流行区，由于闭塞和落后，卫生状况恶劣，医疗条件差，传染病的爆发年年都会造成人员的病、亡。延安1941年在春季流行的麻疹、百日咳，夏秋季流行的伤寒，使数百名干部及家属患病，十几人死亡，即使治愈，也已给边区经济及工作带来损失。况且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多以集体生活方式为主，一旦疫病发生，后果极为严重。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周边频传鼠疫消息，日寇在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疫鼠等的生物战也已开始，边区防疫形势一时空前严峻。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保护人民群众和干部战士的健康，从防疫工作来增加抗战的力量，边区党政军机关积极部署开展1942年的边区防疫工作。

建立防疫统一机关，组织严密的卫生防疫机构

　　1942年春，与陕甘宁边区相连的晋西北静乐一带有天花、伤寒、鼠疫等疫病出现并蔓延，死者甚众。宁夏、内蒙古一带据说也出现了鼠疫疫情，同时有事实证明日寇在冀中“扫荡”的过程中在部分地区施放携带鼠疫杆菌的疫鼠、跳蚤。4月初延安卫生当局奉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训令，颁发防疫工作指示，其中特别提出要重视对鼠疫的预防。此时延安城中又传出绥德警备区已受鼠疫蔓延的谣言。

　　为应对可能爆发的鼠疫，并进一步调查鼠疫发生的真相，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定，4月28日边区政府拨经费30万元，成立边区防疫总委会，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傅连暲、李志中、李治、饶正锡等为委员。总会设于中央医院，计分防疫统计股、宣传教育股、环境卫生股、总务股、医疗股等五股。总委会之下，设立分委会四处，各自负责所划定区域的防疫工作，延安之外各县的防疫工作由所在地军政医疗机关负责进行。5月下旬延安市又划分四个分区进行防疫，各分区防疫委员会在各机关学校人口较集中地区设立支会，并规定每月将工作总结汇报总会，如遇有传染病发生时，应随时报告，并确定市公安局各分驻所及各乡政府在各分区担任检查、督促、纠察的责任。在防疫总委会一个多月工作的基础上，6月2日边区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仍以刘景范为主任，该会任务为筹划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直接领导延安周围40华里的防疫工作。
　　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防疫委员会（总委会）的积极领导下，全边区特别是延安市的防疫工作积极开展起来。4月至6月初防疫的中心任务是预防鼠疫。围绕这个任务展开了许多具体工作：防鼠疫宣传;令毗邻疫区的县政府、专署及时报告当地疫情;会同防空司令部，拟定严防敌机撒放鼠疫杆菌的办法;拨捕鼠奖金鼓励群众捕鼠，同时设法购置鼠疫血清及疫苗备用。所幸临区鼠疫并未传入边区，6月防疫委员会根据上一年传染病流行情况将防鼠疫的中心任务改为防胃肠传染病，中旬颁布了预防伤寒赤痢指示信，各分区分别围绕新的中心任务开展大规模的清洁环境、培养卫生习惯、卫生检查等工作。

　　为了推动各级机关对防疫工作的重视，防疫委员会呈请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核令延安市党政军各机关，严格执行防疫委员会的预防伤寒、赤痢的指示，并拟将执行程度作为各机关行政考绩之一，以后遇有发现伤寒病人最多之机关，该机关之行政负责人及党的支部均应负推行不利，保证不周之责任。
　　在边区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防疫工作，这还是第一次。严密的组织、统一的领导，是边区开展防疫工作的必要条件。防疫组织在边区防疫工作的领导、检查、协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规模的防疫宣传

　　预防胜于治疗是现代卫生防疫事业最重要的经验，而预防工作没有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防疫宣传在边区防疫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1942年3月21日《解放日报》公布了八路军总卫生部上半年的防疫标语，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宣传防疫知识，如：“消灭苍蝇，苍蝇是散布细菌的播种机”“不可随地吐痰，痰是散布细菌的炸弹”“不抗战活不成，不防疫也活不成”“从防疫工作来增加抗战的力量”等。十八集团军卫生部还向全边区提出了上半年防疫工作的指示，通报了上半年最易流行的几种急性传染病，对厨房、厕所、垃圾坑、痰盂、饮食等方面的卫生一一作了具体的要求，并提倡人们培养日常卫生习惯，积极消灭害鼠虱蚊蝇。

　　防疫（总）委员会成立后专门设有宣传教育股，根据防疫中心任务开展宣教工作。他们与《解放日报》卫生副刊合作，及时刊载防疫文字，编辑了防鼠疫专号，刊登防鼠疫、赤痢、伤寒的文字图画。此外另绘制防鼠疫图画30张，贴在机关、学校、路口。制就防疫宣传牌大小81块，分挂各路口。各防疫机构有时派专人到延安的机关、学校、部队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疫病防治知识，也收到较好的效果。大部分干部了解了预防伤寒、赤痢及鼠疫的办法，中央教导大队即在此种宣传下改用开水洗碗筷。

完善防疫工作中的制度建设

　　陆续出台传染病管理或治疗的相关规则，建立边区疫情报告制度、死亡报告和尸检制度。6月中旬边区防疫委员会制定了《传染病管理规则》，《规则》将鼠疫、霍乱、天花、伤寒及副伤寒等十种疾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并分为两类进行管理。《规则》要求：凡边区内各医疗机关（医院、休养所、门诊部、医务所等）及医务人员，遇有上列传染病发生时，均应按照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所规定之传染病报告表各项详为登记，对于第一类传染病患者或死亡者于诊断后，即时用最迅速方法（电报、电话、快信）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当地政府及当地防疫分会，并须说列患者症状，对于第二类传染病之患者或死亡者，均应按周报告上列各机关。凡村长、乡长、区长、县长、专员及其他行政人员在所辖区域或机关、学校内遇有上列传染病发生时，除应迅速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及其分会外，并应依照本《规则》施行初步管理。边区防疫委员会及其分会，于接到第一类传染病报告时，即派医务人员确定诊断并调查病源，妥为处置，在此项工作中各级行政负责人应尽量予以协助。凡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防疫委员确定诊断后，得即时限制或断绝疫区交通，施行严密隔离病人，检疫接触者，并施行死亡报告及尸体检查，防疫机关并有权指定尸体处置方法及监督执行之责。
　　8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公布《为规定处置急性发热病人办法的通知》，通令各机关医务所及各机关行政当局遵章照办。发热是传染病人共同的发病特征，这个办法可以使病人或疑似病人能被早些发现和隔离治疗，有效防止过去那种病人发热到39摄氏度还在过集体生活事情的发生。

　　结合疫情报告制度，开展防疫统计工作。由防疫委员会印制传染病报告卡片分发各分会、支会，由相关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和地区的疫情进行统计。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分析预测疫病流行趋势，指导人们的卫生防疫工作。例如防疫委员会根据7月底中央医院及白求恩和平醫院报告的传染病例分析，认为近一个月来，延安传染病仍以伤寒、赤痢病人为多，且伤寒似有上升之势，发病地区甚为广泛，以边师、边区党校及文化沟等地发病较多。因此防疫委员会分别致电这些单位，让他们注意唤起群众不吃生水，早期隔离病者，注意环境清洁，以免疫病蔓延。

捕鼠灭蝇，以卫生检查的方式促进环境卫生的改善

　　老鼠是鼠疫杆菌和多种病菌的携带者，边区卫生和防疫部门对捕鼠工作极为重视。3月12日总卫生处发布奖励（捕鼠）办法，拨专款共3000元用于奖励捕鼠，办法规定每交五只死鼠奖励二元，100只以上还可以奖有奖储蓄券。4月29日，《解放日报》的卫生副刊上专门刊登防鼠疫专号，向民众收集捕鼠办法，半年多的时间收到捕鼠方法20多个。5月24日，边区防疫委员会决定在延安市郊发动捕鼠运动周，提出5月31日以前，捕鼠一只，发给奖金一元，6月1日起，捕鼠一只，给奖金五角，由延安市及近郊各卫生机关单位转发奖金并负责妥为焚毁或深行掩埋。6月25日，边区防疫委员会制定《关于延市防鼠捕鼠暂行奖励办法》，在这个《办法》中，防疫委员会将拨发专款对于延安市机关、学校、居民区等地的捕鼠、防鼠工作给以奖励性的补助。这些举措极大激发了群众灭鼠的积极性，减少了老鼠传播疾病的机会。6月以后又发动干部群众灭蝇，边区卫生处的工作人员首先人手一只蝇拍，带头参加灭蝇活动。
　　环境卫生治理是夏季防疫工作的关键，为此边区防疫部门给以高度重视。边区防疫委员会成立后即印制环境卫生调查表，要求各级卫生组织调查环境状况。7月，各级防疫分会积极行动起来，分组出发向所辖地区内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居民区进行调查工作。调查项目为水井、厨房、厕所、马房及室内外卫生，垃圾处理等。经半个月调查发现，延安市环境卫生急待改善的是各机关的饮水问题和厨房卫生问题。根据这次卫生检查结果，市政府拨出预算建筑新的厕所，有的单位设法改善厨房卫生条件，有的单位着手筹款打井的工作。同时为了配合各单位改进环境卫生的工作，边区防疫委员会拿出一笔经费作为对一些部门改善环境卫生的补助，像修厕所、整修厨房、修建防鼠粮仓等项目都可以申领这种补助。
　　在环境卫生调查的基础上，延安市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大扫除运动，既有各单位自己组织的，也有全市性的活动。8月1日全延安开展的全市大扫除运动，由边区各防疫分区委员会同市政府、公安局，严格检审执行结果，予以奖惩。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卫生状况。

重视传染病患者的治疗

　　在加强预防工作的同时，边区卫生防疫部门也极为重视对染病患者的治疗，尽可能改善患者的治疗条件。边区有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野战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水平相对较好的医疗机构，但这些医疗单位以收治机关、学校、部队人员为主。为了提高治疗水平，经过商讨，5月底边区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各增设传染病床30个，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而且所收病人已不限于机关与学校人员，也收民众。防疫会为此专门补助两医院传染病床设置补助费2.4万元，并指定城东南二区病人为和平医院收治，西北二区由中央医院收治。同时中央医院、和平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院所也都根据疫病防治需要，及时安排人员到边区各分区开展防疫调查和医疗救治工作。

　　对于延安以外地区的疫病救治工作，除了由当地卫生部门及时报告和诊治外，边区防疫委员会一般临时组织防疫队前往疫区参与指导救治工作。7月下旬，靖边、安塞一带据传有鼠疫发生，边区防疫委员会立刻决定由总卫生部调医生二人，由中央总卫生处及边区卫生处调护士二人，组织医疗防疫队二队，前往疫区，施行医疗防疫工作。8月下旬，防疫委接到定边县报告流感斑疹、毒痢伤寒在本地流行，即派医生一人，护士二人，医助一人组成防疫医疗队第一队，携带药品与器材，于8月26日赶赴该县进行治疗调查防疫等工作。虽然这些防疫医疗队到达后，当地疫情已过，但他们仍然进行了疫情调查、人口统计、卫生宣传，并为村民们诊病，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此外，边区政府也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专门拨款订购大批防疫药品，用于疫病防治工作。边区的医药部门和相关单位也积极研制疫苗，据《解放日报》3月27日报道，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研制牛痘疫苗35万支。这些工作也为救治工作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由于边区卫生处和防疫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边区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鼠疫没有传进边区，而且边区此后也未发生大范围的流行病和人员的伤亡。当年全延安病人数目较1941年大量减少，仅中央医院收治的就比往年少一半还多，而且从发病时间和区域来看呈散发性而非流行性，学校、机关集中发病的要少。按1941年治愈一例伤寒约2000元算，加上本年物价上涨因素，从经济方面说因病人减少而省出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其他影响工作还不算。在“不抗战活不成，不防疫也活不成”的严酷环境下，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既为巩固边区政权作出了贡献，也为日后各根据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作出了榜样。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