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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龟钮
跟人类一样，龟，本是一种动物，但它起源更早，而且曾是人类“图腾”的象征。据考古学家推定，龟，成为独立家族，居然比我们人类还要早两亿两千万年。当原始初先民们还处在蒙昧时，一只只龟却正在经历种种磨难，最终抵达生命的春天。这些水陆两栖、性情温和，且无病无灾的动物，以甲护身，耐饥耐饿，在原始人眼中，恍若天生神物。因此，在诸多原始自然崇拜中，若干氏族把龟作为本氏族“图腾”旗徽、部落祖先和保护神顶礼膜拜。
自夏至商周，龟崇拜不断升级。汉高祖刘邦，对龟十分崇拜，还铸了龟鼎龟印，这种攀附行为使龟的神秘色彩渐渐淡化，慢慢地有了一些人气，仿佛降落到了人间。从此，以龟为荣、以龟铭志、以龟命名的人事，更日渐其多。刘邦的曾孙子汉武帝刘彻即位，开始实行“推恩令”计划。
零陵，也就是在此时得以显赫的。在“推恩令”施行的第四年，即元朔五年六月壬子（公元前12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汉武帝封长沙国王刘发（定王）的儿子刘贤、刘遂、刘义、刘买，分别为泉陵侯、都梁侯、夫夷侯、舂陵侯，把一个偌大的长沙国拆得个四分五裂。刘贤接到诏令，就带着妻室儿女及有关部属，乐滋滋地来到了潇湘二水交汇处的零陵城，开始享受起诸侯的待遇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某天，一群承包了时称湖南省第三监狱，现称永州监狱的施工人员在零陵鹞子岭西汉古墓群的第一和第二封土堆之间发掘了一座竖穴土坑墓，出土墓主印章“到疆”（简体：刘疆）及封泥印文“臣敞”，人们才惊讶这个泉陵侯家族墓地的庞大体系及文化含量，并由此窥视到了泉陵侯国朦朦胧胧的背影。
仔细端详这枚龟钮印，我们不得不惊讶它的沧桑与静默。如果不是施工人员的发掘，它可能继续在零陵鹞子岭下的地宫里静默沉睡。经过两千余年的地气浸润，这枚传世久远的青铜印终于重见天日，它的锈色沉着自然，虽然长、宽均仅为1.1厘米，重仅10克，而且龟脚附近有些许残缺，但在那绿锈斑斓之间，似有一股闪烁水银状光点的寒气，直透肌骨，让人不禁为之一颤。
这是一枚十分罕见的铜印。无论是印章的主体印文“劉疆”，还是封泥印文“臣敞”，都是阳刻朱文，也就是说刻字者把字边上的料挖掉了，只留下了反写的字（这样沾了红印泥后，印出来的字是红色的，故称“朱文”）。印章与封泥印文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外形方正，规矩变化，浑朴自然，粗犷有力。说它外形方正，因为两印基本上都是布置匀称、格局整齐;说它规矩变化，主要表现在正中有斜，密中有疏。印章主体印文“到疆”二字的偏旁部首，都有一点儿斜笔变化。至于封泥印，也是外框方正，印文“臣敞”则由低往高递增，“臣”字笔画少，是印文的起点，设计者故意在横平竖直的笔画基调上，运用了少许的斜笔，因而显得生机勃勃。“敞”笔画多，是印文的终点，故布局圆满，二字之上呈敞开式，加上“臣”的简约，使得整个印文既“疏可跑马”，又“密不透风”，很符合后来中国传统书画的章法布局。或许，汉印的这种风格是中国书画章法的鼻祖。说它浑朴自然，主要表现在线条粗重和单纯朴实两个方面。其线条多粗壮，显得稳重、浑厚、朴实无华，不论是在书、铸、凿、碾、琢的哪一个过程中，刀法、笔法均表现得浑融一体，生动自然。再加上在铸印或刻印中，线条的起止及中段运行，都没有更多的装饰和提按顿挫转折等表现，因此显得较为单纯朴实。
当然，封泥印文与印章两者之间也是存在一些差异和变化的。特别是主体印文“刘疆”二字，似乎较主体印文“到疆”更显匠心，别出心裁。二字偏旁部首布局在印的两边，“到”字左边立刀旁上面敞开，下面收关，右边则上下左右基本对称，笔画丰满，像一个牢固的脚手架。“疆”字右边偏旁部首上下都是敞开，仿佛一個人口，一个出口，左边也是下左右基本对称，笔画丰满，两个“田”的上下横笔两头小中间粗，像四根火腿肠。中间的十字架反阳刻为阴刻，虚取交叉的横竖，以凸出的四点代替，而且四点之间也有变化，上面四点是方点，下面四点是圆点，于规矩中彰显了变化。其线条中用刀与用笔结合之意均较融洽。由于刀笔结合恰当，表现既有笔意，又有刀意，故造成整体感觉浑朴自然。此外，由于线条多粗重，因而线之间距极小，加之印内两字之间的距离紧密，故显得在整体上有亲密团聚之感。
或许，有人认为这枚印的体型太小，不够大气，所以不足为奇。其实，此乃谬论。因为汉代尤其是西汉，是一个很讲规矩的时代。一者，钮式是构成古代官印诸形制中的最核心要素。西汉官印对钮式都有严格的制度，且同一钮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不同的形状。西汉官印的主要钮式为龟钮和鼻钮两大类，此外，还有螭钮、龙钮、鱼钮、蛇钮及其他兽钮等。再者，汉官印均由印台和台面上的印钮两部分构成。根据官员品级高低，西汉官印的印台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其中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为通官印，印面呈正方形，方寸大，约2.2～2.4厘米;官秩二百石以下为长方形半通印。汉代各个时期官印的印台在形制和高度上有所不同，汉初有秦风貌，印台薄而扁平，厚度在0.4厘米以下，还有上小下大呈斜坡状的;文景以后印台一般厚约0.5厘米;西汉晚期印体由轻薄逐渐变得厚重，印台增厚至0.8厘米以上。零陵鹞子岭西汉古墓群出土的这枚印的长、宽均仅为1.1厘米，说明制作技术更高，官位自然也更高了。如果说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为通官印，印面方寸大约在2.2～2.4厘米，那么这枚更加精细的铜印主人，身份自然非同一般，应该是王侯一级的了。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到疆”印是隶篆相结合的印，而且隶书味更浓。因为当时正是隶书盛行的时代，即使写篆书也多少受到流行书体——隶书的影响，导致许多篆书书迹并未能保持纯正的篆形和篆味。奇怪的是，汉印多为白文（如2016年南昌出土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印），朱文很少，而鹞子岭西汉古墓出土的墓主印章“到疆’’及封泥印文“臣敞”，恰恰就是这些少数中的珍品。而这个珍品，出自零陵鹞子岭。
鹞子岭，是零陵古城一个历史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
时光流转至今，昔日零陵城外颇为荒凉的鹞子岭北麓，已成为一片繁华的市区。只是让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在这片繁华的市区中，居然有一座监狱。那些被关在监仓里的犯人以及看管他们的狱警，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因为监狱自邵阳迁来此地而惊扰了泉陵古梦。 是啊，这枚龟钮印仿佛是一只在历史松土下沉睡了千年的老龟，一直在做一个久远的梦。当它破土而出时，就注定要受到创伤（尽管这种创伤是施工者无意的）而导致些许瑕疵。那是刘氏家族一种被久久埋没的心情，在忍受了一些折腾和拷问之后，犹如被时间脱落的花瓣，裸露出难言之隐。我们侧耳凝听，似乎在它刚刚苏醒来的梦中，依稀还有强大的汉韵。
梦醒，归何处？西汉龟钮“刘疆”铜印，正向人们敞开一个侯国的疼痛。
宋代八卦镜
提起诸葛亮，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就是这个料事如神的传奇人物，也曾莅临我们永州（原零陵）。尽管时间过去将近两千年了，但透过历史文献的罅隙，我们似乎还能看见一个遥远的历史场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取得荆州、南郡、襄阳，就与众人商议久远之计。马良建议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积收钱粮，以为根本。刘备就调兵遣将，差张飞为先锋，赵云殿后，自己和军师诸葛亮为中军，率领一万五千人马浩浩荡荡来攻打零陵。
抵近零陵时，诸葛亮率部迂回到城南十里处。零陵太守刘度之子刘贤与上将邢道荣率兵出城八里，准备拒敌。谁知双方一交锋，邢道荣就不敌赵云之勇，败退回城。诸葛亮挥兵追至潇水边，但见过河舟桥已拆，遂在南岸安营扎寨。后来，诸葛亮派张飞带着十多个士兵扮成渔民，趁着夜色从城墙脚下的水沟爬进城里，又派赵云率兵涉水过河，与张飞里应外合，攻人零陵城。入城后，诸葛亮整顿秩序，严肃军纪，禁止扰民。他走后，人们就在他曾经屯兵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来纪念他，叫诸葛庙。后来，这一带集聚了不少人，并形成了一个村子，叫诸葛庙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零陵地区在修建电站进站公路时，施工人员在诸葛庙遗址上推土时，发掘出一块日月星辰八卦镜。
后来，经文物专家考证，这是一块宋代的铜镜，黑褐色，直径达32厘米，厚1.1厘米，重3055克。镜圆形，半圆钮，绕半圆钮饰日、月、星辰图案，其外八卦图案环列一周，又一细弦纹绕其外，为湖南迄今出土直径最大铜镜之一，国内也仅次于广州南越王墓考古出土的铜镜直径（41厘米）。
日月星辰八卦镜的出土，证明至少在宋代零陵就有诸葛庙存在。
其实，八卦阵是由太极图像衍生出来的一个精妙阵法。古人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传说为伏羲最早发明。后来，黄帝从《易经》中得出的“握奇阵”，其实也是八卦阵的雏形。战国时期的孙膑也曾研究并运用八卦阵。而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吸收了孙膑和道家八卦的排列组合，兼容天文地理，创新了八卦阵，使之有八个独立的阵法，既可独立，又可以合一。每阵八队，八阵共八八六十四队。八阵之外，另有少部分兵力为游军（机动兵力）。他在阵地中间加上了指挥使台，由主将居高临下随机应变指挥。八阵中四阵即为正兵，其余四阵为正兵之中的奇兵，而且不断变化，正兵可以变为奇兵，奇兵也可以变为正兵。这样一来，整个八卦阵变得更加灵活与复杂，无人能破，成为古代不可多得的作战阵法。
经过诸葛亮改良的八卦阵确实太厉害了，所以，杜甫诗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元稹也赞曰：“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只是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八卦阵既然有如此威力，为何后来没有人敢用了呢？
原来，八卦阵的最终核心是讲究协调与速度，其难度在于训练和使用上。你想想看，让几万乃至十万人熟练掌握众多队形的变化技巧，并且在战斗中有条不紊地执行，可以说是相当难的。除了依赖于长时间的娴熟训练，还必须依赖严明的纪律、高效率的通讯和灵活正确的指挥。特别是指挥者，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军事素养、局势预判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千百年来，神奇诡秘的八卦阵，曾让许多人揣测、沉思与感慨。
2017年，当我见到展柜里这块数百年前的铜镜时，感觉如同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平地上的一个偌大战场。那些由冰凉石头摆成的八卦阵，在日月光华的映照下，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凝眸处，忽闻马蹄声声，从远处一前一后开来两支队伍。前面逃跑的队伍人数不多，十分狼狈，旗号是蜀;后面追赶的队伍颇为庞大，旗号是吴。两支队伍相距较远。当蜀兵穿过阵地时，一切安然无恙。而吴兵进入时，位于八卦阵中的指挥台上，突然显现一位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握羽扇的人。他看见贸然进人的吴军，脸上微微一笑，将手中的羽扇轻轻一挥，众多石头顿时化成千军万马，将吴军团团围住。吴军陷在阵中，左冲右突，找不到方向。那人手中羽扇又一挥，顿时狼烟四起，金戈铁马，各种刀枪剑戟自烟雾里杀出，更有如雨矢箭，打得吴兵鬼哭狼嚎，四下逃窜。
偃旗息鼓，烟消云散。那挥扇者的笑容最终化作蓝天上的一朵绚丽白云，随风渐渐远去。而那些折戟沉沙的历史记忆，则长成一朵朵鲜艳的山花，在陽光下显得格外美丽。
俱往矣。或许因为长期潮湿的缘故，这块宋代日月星辰八卦镜的表面有些生锈了，给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但我想，诸葛亮的智慧不会生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会生锈。这世上只要有太阳的光芒，就会有文化的力量。
东汉兽面具
1987年的某天，永州市（今永州市零陵区）一个考古现场，文物工作者正在小心翼翼地扒开古墓中一层又一层的黄土，终于，当一个鬼怪式的面具破土而出时，工作者和旁观者的心都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
该面具宽17.3厘米，高16.5厘米，厚1.9厘米，重843克。白褐色，兽面头插三个珠纹锯齿状和两个方柱状饰物，面形方正，面颊微隆，鼻梁瘦削与剑眉相连。双眼近三角形，两眼突出，阔口，上唇平直，口与面等宽，有九齿，两侧各有一犬牙，整个面部有四个圆形小孔。其面部表情，夸张、肃穆、狰狞。据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东汉时期的滑石兽面具，而且极可能是永州本土的产品。
滑石，是一种常见的硅酸盐矿物，硬度较低，一般呈乳白色，让人感觉亲切。自古以来，湖南就有丰富的滑石矿藏，而道县尤甚。清光绪《湖南通志·食货志》记载：“道州出滑石。”道州就是今天我们永州市的道县，该县所产的滑石被前人载人了典籍。在湖南，除了道县之外，还有一些县市也产滑石。由于这种石质的硬度低，容易加工雕琢，用它来制作明器，是最理想的材料之一。凡是接触过滑石的人都知道，滑石经打磨抛光后，简直跟白玉一样，让人爱不释手，所以，聪明的古人常采用这种石头制成明器，作为陪葬品随葬。 汉代，是中国滑石雕刻的黄金时代。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来看，已经出土了大量汉代滑石雕刻艺术品，而湖南又是汉代滑石雕刻出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南的滑石兽面，多出土于湘西的溆浦、湘中的常德和湘南的永州一带。例如：1973年，常德郭家铺出土一件灰色滑石兽面;1977年，常德南坪出土一件东汉时期的面具;1978年，在湘西溆浦出土十四件滑石兽面;2010年，在常德南坪再次出土一件面目狰狞的滑石面具。
当我把湖南出土的滑石兽面图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就发现这些滑石兽面虽细部稍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形制大体相似，且表情夸张，面貌狰狞。
为什么古人对兽类如此顶礼膜拜，甚至把它们作为图腾的象征呢？
这让我想起了2003年9月的一次采访。那次，我与长沙的几个专家学者奉命到怀化采访，在新晃、麻阳、芷江、沅陵、靖州、通道等地，看了很多傩戏。从傩戏的面具中，我产生了许多联想。后来得知，在怀化的一些县区，还存在着神秘的盘瓠文化。这也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一种独特文化，最初与傩有关，后来慢慢渗入一些少数民族的精神深处，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傩，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民俗及民间宗教信仰，最初的形式是傩祭，古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天地的敬畏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傩祭的形式不断变化，内容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加入了一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表演之后，这就产生了傩戏。而为了维护傩祭的神秘与尊严，主祭者与谋划者就商议在傩戏的表演过程中，让那些参与者把面蒙上，也就产生了傩面具。无论是傩祭活动还是傩戏演出，傩面具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与民俗含义，傩面具是神灵的象征和载体，任何人都必须虔诚对待，不可冒犯。
民俗研究者认为，傩面具起源于远古的中原祭祀，是一种驱鬼除邪仪式。其造型往往因角色的不同而有差距，通过对面具五官的装饰和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凶猛、狰狞、威武、深沉、奸诈、滑稽、和蔼、慈祥等性格。后来，随着中原文化的南移，傩面具也就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再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傩面具市场渐渐萎缩，仅存在于湘、桂、黔、滇、川一带的少数民族之中。
我国古代诸多的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傩戏的记载。《古今事类全书》载曰：“昔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颛顼（公元前2342—公元前2245年），是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上古“五帝”之一，姬姓，号高阳氏，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颛顼生有一个儿子名叫虞幕，是虞舜的五世祖。由此可见，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上古时期，颛顼身边就有了傩祭。《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持矛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也就是说，早在商周时期，为了在祭祀中获得强烈的效果，主持傩祭的方相氏佩戴“黄金四目”面具，用来驱邪。这可能是关于傩面具的最早记载。而宋代的高承，曾编撰了一部专记事物原始之属的书，名曰《事物纪原》，书中载日：“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在他看来，驱傩活动最早是从周代开始的。
虽然以上三部典籍关于傩祭之始的时间有所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傩祭在上古以前就出现了。
不但古文献有颇为详尽的记载，历年来在一些地方出土和发现不少古代的面具实物和图像，也给予了充分证明。除了前面提到的湖南省滑石雕刻出土品，1959年，四川巫山大溪64号墓出土一件距今6000～5000年前的浮雕石刻人面;1973年，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古墓出土一件距今4000年前的石雕镶嵌入面。此外，甘肃天水柴家坪出土陶塑浮雕人面、山东滕县岗上村出土的玉雕人面、陕西汉中地区曾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傩面具等，都是古时面具的代表。
综合上述文献的图片，从造型上来看，这些兽面的起源应该与傩面具有一定关系，因为傩面具与滑石兽面在造型上十分相似。
由此可见，伴随傩祭而产生的面具，亦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在傩祭过程的傩戏表演中，面具就成了造型艺术的重要手段，也是傩戏最原始、最直接、最重要、最典型的道具，更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这些面具大多为鬼面，脸呈椭圆，面目凶煞，眼中有通孔，可供舞者窥视。耳有穿，鼻有孔，五官位置与人面相近。有的造型更为怪诞，不仅有长角、大眼，还张嘴、露齿，面目狰狞，表情夸张。
记得那年在怀化采访时，当地的一位傩文化研究者告诉我们，跟方言一样，傩戏面具的各种艺术造型、质料选择、色彩运用、功利目的、民俗意象等，都因地域、民族、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不同而有差异，这也是傩戏面具显得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主要原因。
或许，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落后，人跟动物相处相争的时间很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部落和族团出于自身的精神寄托，往往會将一些罕见的鸟兽或在争斗中有助于有恩于本部落和族团的鸟兽作为本部落和族团的图腾，因而视为神圣。有的则把几种鸟兽（例如：狮虎、鱼龙）的长相融合在一起，以求怪诞，达到恐怖吓人的效果。后来，兽面具被延伸到庙宇和官衙，甚至一些重要建筑的门环，旨在令人们对神灵、祭祀和官府、法律产生敬畏之心。
滑石雕刻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艺术，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汉代，因为国家富强，经济繁荣，促成了艺术的繁荣，也成了滑石雕刻的黄金时代。永州出土的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杰出作品之
根据各地的考古记载，出土滑石兽面的墓葬一般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品也非常丰富。按照常例，一座墓葬仅出土一件滑石兽面，但也有同时出土两件的。永州的零陵区是一座千年古郡，在西汉时期，这里曾建有泉陵侯国，鹞子岭一带曾发现大量的汉墓。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的出土，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仔细观察零陵古城出土的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不难发现，它至少融合了龙角、虎耳、豹眼、犬牙等多种兽形。乍看，它的外观似兽非兽，似人非人，或者说人兽兼得。因为它的鼻子、眼睛和嘴巴，是人的模样，而头上所插的三个珠纹锯齿状和两个方柱状饰物，还有耳朵、犬牙，以及狰狞的表情，却是兽的模样。因此，你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的匠心独具。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它上面有四个不对称的小圆孔，估计是滑石兽面原本钉在棺椁的一端或两档上的，其用途是辟邪、防止妖魔鬼怪侵入到棺内来，以保护死者亡灵。须知，随葬镇墓兽保护墓主人不为鬼神所侵害，这种习俗在春秋战国楚墓中就非常流行。 据说，古人制作面具时要先举行“开光”仪式，取用和存放傩戏面具要分别举行“开箱”和“封箱”仪式，还不让女性触摸，不让女性佩戴。而男人一旦戴上傩戏面具，就表示神灵已经附体，不得随意走动和说话。另外，还有许多禁忌，显得颇为神秘。由此看来，制作一件兽面，确实不易。
当然，任何艺术品的发展跟人的成长大抵相似，总是从蒙昧到萌芽，从发展到完善（成长到成熟），从完善到提升（成熟到提质）。滑石雕塑品，也不例外。即便在某个阶段，一些雕塑作品显得较为粗劣、不够成熟，但它所反映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使命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它仿佛是一个浓缩的时代，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社会生活都在这小小的器物中再现、重生，历史的舞台仿佛又一次拉开序幕。
毋庸置疑，零陵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在给我们带来雕塑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俗等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材料。透过这一件颇为夸张匿诞的兽面具，似乎让我们看见了近两千年前的精彩表演。那种表演，要么在豪奢的庭院，要么在简朴的乡间，但在我眼里，他们的精彩远远胜过当今社会那些明星的走穴演出。
明代石碑
永州府治在今零陵区人民路（原名府正街）东端，也就是现在的零陵区工商银行宿舍和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东边区域。清康熙《永州府志》卷三建置篇载日：“永州府治，在城中近北，倚山，唐宋遗址。洪武十四年（1381）知府余彦诚修。正德十三年（1518）知府何诏重修。中为正堂，堂之后日穿堂、日和衷堂，为知府廨。列厅于堂东者二，日清军，日理刑;于堂西者一，日捕盗。捕盗厅右，旧有管粮厅，今废。堂左为兴济库，为经历司。右为照磨所。吏六房则列序两翼。前为仪门，仪门内左为土地祠，为经历廨，为知事廨。右为灵孚祠，为照磨廨。左右僻地为吏舍，仪门外有迎宾馆，土地祠对峙焉。前为大门，门外右越数十步，有亭日申明，日旌善。旧有狱司，今改卫前。”从记载来看，府治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零陵地处潇湘二水交汇处，在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古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也是最早建置之地，城郭周长仅次于长沙。
新中国成立后，零陵行署就设在万石山以东、东山以西。行署坐西朝东，原来的大门比零陵地委的大门还要气派，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地委行署为解决东风大桥的交通瓶颈问题，决定将行署搬迁到几百米外的东山东麓，从大桥东端劈开万石山经行署原址，修建一座立交橋跨越中山路再修建一座有楼台的隧道穿越东山，经行署新大门往东外延。行署搬迁新址后，一条新路（今潇水中路）开始动工兴建。1987年的一天，施工人员在原零陵地区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今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北侧的万石山推土时，发现了一块石碑，它为明代石刻，石质，灰白色，长255厘米，宽105厘米，高35厘米。碑上所刻文字，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刻天启元年（1621）湖南按察使副使兼布政司参议分守上湖南道张孝所撰的题名记序言，500多字，介绍了朝廷设立上湖南分守道的由来及题刻此碑的原因、意义。下截刻了自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至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之间的104年里，历任上湖南分守道的道员名单，共43人，约有1200多字。石碑出土后，为了不影响施工，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它运到了零陵文庙内进行保管。若干年后，经专家鉴定，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零陵古城的宝贝。
新世纪之后，我曾多次去零陵文庙参观。当我在零陵文庙大成殿前左边台阶下看见这块被玻璃罩呵护着的石刻时，心里不禁感慨万千。追溯它的前世今生，也有这样那样的喟叹与惋惜。
永州地处湘南，是荆楚至岭南的水路要道，也是湘桂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这里水清石秀，历代流寓者甚多，因而形成了遗存完整、数量丰富、成线成片的摩崖石刻群。至于活碑石刻，为数也不少。关于官员题名，文献上也有些许记载，比如康熙《永州府志》就载有永州知府赵儒（号渭北，华阴人）于明嘉靖年间写的《永州府职官题名记》。对比赵儒和张孝的题名内容，应该说，赵儒的文采不输于张孝，遗憾的是，尽管当时有勒碑的习惯，但我们不知道赵儒有没有叫人将该文刻成石碑。所以，到目前为止，永州境内出土的题名碑刻仅有张孝的上湖南分守道题名记这一块。
分守道是明代的一种官职。明朝把全国划分成10多个省份，每个省划分成为若干个府和直隶州，州府下辖若干数量的县。每个省份又建立了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相互制约的模式。明朝的道台非常复杂，分为很多类型，例如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等等。在所有的道台中，分守道、分巡道和兵备道最常见，它们介于省、州之间，分别隶属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一个布政司（相当于省政府）里要划分出好几个监察区“道”来，而一个“道”有可能要管辖与监察好几个府。通常来说，凡是由布政使司里的左右参政、参议等佐官分管与监察几个“道”的钱谷粮税之类的，这类专业的“道”叫“分守道”，凡是由提刑按察使司（相当于现代省检察院或省法院）里的副使、佥使等佐官分管与监察几个“道”里的刑狱之类的，这类专业的“道”叫作“分巡道”。由于是监察官员，而不是行政官员，对于道台的选拔有很高的标准，一般选择清流进士担任。此外，在地位上，监察官员也高于行政官员。这种设置，有点儿像上世纪50年代初，湖南设立的湘南行政区，介于省、地之间，一个区管了衡阳、郴州、零陵三个地区。
文献记载，湖广按察司下辖十六个府，其分守道一般要分管几个州府，手中的权力也可想而知。
张孝的这块题名碑，在下半截题名处还给我们透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四川巴县人，甲辰（1604）进士，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任升本省武昌道。根据这段记载，我竭力查询当时与他打交道的永州官员，从康熙《永州府志》卷四秩官篇查得：永州知府林士标，福清人。进士，万历四十五年（1617）任;同知沈续科，云南临安人，四十七年（1619）任;通判杨世华，云南人，四十七年（1619）任;推官黄克俭，仁和（今杭州）人，四十七年任。之后的官员都是天启三年才接替的。由此可见，作为分守道员的张孝来永州视察指导工作时，是由林士标、沈续科、杨世华、黄克俭等人陪同的。 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天启年问又是一个很悲催的年代。公元1620年，明神宗两腿一伸而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即光宗。无奈明光宗是一个短命的皇帝，仅在位一个月，八月二十九日，他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于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岁的朱由校即明熹宗仓促继位，改元天启。朱由校继位后，曾想好好治理一下国家，便大量启用东林党人。无奈党争加剧，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闹得他也失去了耐心。1622年，山东爆发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各地民变、兵变、抗租斗争频繁爆发。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人，导致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借坚城固守抗敌，最终击败金军，并击伤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后，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即位。好消息传到京城，朱由校十分高兴，不料他第二年不慎落水病重，不久驾崩。朱由校死后，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来被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所以说，这块天启年间的石碑，是颇为珍贵的。只是它的边缘有些许残破，少部分字迹漫灭。不过，努力辨认，基本上还能识别。其中，前半部分的内容是：
国家分建藩臬之臣以资弹压，而于楚独称备员，毋亦以其延袤之，寥阔有鞭不及腹者乎。若衡永郴一跖，地阻三湘，山连百粤，蠢尔猺人，实倡处此，与吾民共尺寸之壤也，其寥阔更有甚焉。
世庙初猺贼称乱，始征兵增饷，移藩司一员专驻于永，自时厥后，民狎其野，商樂于涂，无复有奋角距，以介我衣裳者，不可谓非弹压之效矣。时经百年而题名犹然未设，姓字渺矣无传，余甚惑焉。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自有专设以来，岂无丰功美节，足光纪秉，懿政深仁，犹经感慕而概令淹没，使追故实者致憾于摭拾之无从也。倘一时事之阙如，而有待者乎。余公余稍暇，寻讨遗迹，既稽传志，亦采旧闻，始捐俸割石，勒而纪之，树之愿治堂之右，于以吊古续今，聊补典故之阙制也，抑余因是而重有感焉。山缘玉辉，泽由珠媚，地以人重，岂人以地重，而何膴仕者之薄言永也。夫为可为于治办之地易，为可为于凋敝之域难，士君子业已秉洼曳组，专制一方，即东西南北，惟其所命，升沉显晦，惟其所遭，要之，断有裨于地耳，焉问地哉。矧此间风气近璞，公道如存，试与之谭及过事，而是是非非，犹井然其不紊也，斯亦千秋之炯鉴已。夫惟思建置之自，则知阙系之匪轻;稽善败之林，则知景行之有在。毋以獠夷之戢眼也，而忘桑土之防;毋以地处之寥阔也，而怀传舍之念。庶其无负于兹土乎，斯余勒碑之美意也。
圼
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冬十月朔日湖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参议分守上湖南道巳谕张孝题
应该说，这段文字的意思很好理解，第一段讲了国家分建藩臬和衡永郴的地理位置及民族状况;第二段讲了自己勒碑的动机及意义。至于下半部分的历任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前一职务（有的还注有后任职务）、上任时间，等等，就是很珍贵的资料了。因为这些官员的资料在清代以前的地方文献中是找不到的。只是，在落款前面有一行仅有一字，难以辨认，既像“呈”字，又像“贵”字被磨去了下面贝字两撇，不知是何含义。
当然，如果仅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块碑的价值似乎不大，它出自非名家之手，特别是最后一行七个人的姓名，不但大小不一，而且排列也欠整齐。但是，它对研究明朝湖南地方建制和官职设置，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后来康熙《永州府志》的编撰者，也把这些官员的资料照录进去，并延伸到清代。
就好比，它恰似一级级的青石台阶，从中国历史大厦明朝天启年间的楼层铺设下来，一直铺到清末中国封建王朝寿终正寝，供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仰望或追寻。
作者简介：洋中鱼，本名杨中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陶铸传奇》《见习记者》，散文集《梦的窗帘》《鱼眼观柳》《李商隐与永州》、新闻作品集《潇湘风流》《中瑜访谈》等。
责任编辑：青芒果
美术插图：段明
跟人类一样，龟，本是一种动物，但它起源更早，而且曾是人类“图腾”的象征。据考古学家推定，龟，成为独立家族，居然比我们人类还要早两亿两千万年。当原始初先民们还处在蒙昧时，一只只龟却正在经历种种磨难，最终抵达生命的春天。这些水陆两栖、性情温和，且无病无灾的动物，以甲护身，耐饥耐饿，在原始人眼中，恍若天生神物。因此，在诸多原始自然崇拜中，若干氏族把龟作为本氏族“图腾”旗徽、部落祖先和保护神顶礼膜拜。
自夏至商周，龟崇拜不断升级。汉高祖刘邦，对龟十分崇拜，还铸了龟鼎龟印，这种攀附行为使龟的神秘色彩渐渐淡化，慢慢地有了一些人气，仿佛降落到了人间。从此，以龟为荣、以龟铭志、以龟命名的人事，更日渐其多。刘邦的曾孙子汉武帝刘彻即位，开始实行“推恩令”计划。
零陵，也就是在此时得以显赫的。在“推恩令”施行的第四年，即元朔五年六月壬子（公元前12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汉武帝封长沙国王刘发（定王）的儿子刘贤、刘遂、刘义、刘买，分别为泉陵侯、都梁侯、夫夷侯、舂陵侯，把一个偌大的长沙国拆得个四分五裂。刘贤接到诏令，就带着妻室儿女及有关部属，乐滋滋地来到了潇湘二水交汇处的零陵城，开始享受起诸侯的待遇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某天，一群承包了时称湖南省第三监狱，现称永州监狱的施工人员在零陵鹞子岭西汉古墓群的第一和第二封土堆之间发掘了一座竖穴土坑墓，出土墓主印章“到疆”（简体：刘疆）及封泥印文“臣敞”，人们才惊讶这个泉陵侯家族墓地的庞大体系及文化含量，并由此窥视到了泉陵侯国朦朦胧胧的背影。
仔细端详这枚龟钮印，我们不得不惊讶它的沧桑与静默。如果不是施工人员的发掘，它可能继续在零陵鹞子岭下的地宫里静默沉睡。经过两千余年的地气浸润，这枚传世久远的青铜印终于重见天日，它的锈色沉着自然，虽然长、宽均仅为1.1厘米，重仅10克，而且龟脚附近有些许残缺，但在那绿锈斑斓之间，似有一股闪烁水银状光点的寒气，直透肌骨，让人不禁为之一颤。
这是一枚十分罕见的铜印。无论是印章的主体印文“劉疆”，还是封泥印文“臣敞”，都是阳刻朱文，也就是说刻字者把字边上的料挖掉了，只留下了反写的字（这样沾了红印泥后，印出来的字是红色的，故称“朱文”）。印章与封泥印文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外形方正，规矩变化，浑朴自然，粗犷有力。说它外形方正，因为两印基本上都是布置匀称、格局整齐;说它规矩变化，主要表现在正中有斜，密中有疏。印章主体印文“到疆”二字的偏旁部首，都有一点儿斜笔变化。至于封泥印，也是外框方正，印文“臣敞”则由低往高递增，“臣”字笔画少，是印文的起点，设计者故意在横平竖直的笔画基调上，运用了少许的斜笔，因而显得生机勃勃。“敞”笔画多，是印文的终点，故布局圆满，二字之上呈敞开式，加上“臣”的简约，使得整个印文既“疏可跑马”，又“密不透风”，很符合后来中国传统书画的章法布局。或许，汉印的这种风格是中国书画章法的鼻祖。说它浑朴自然，主要表现在线条粗重和单纯朴实两个方面。其线条多粗壮，显得稳重、浑厚、朴实无华，不论是在书、铸、凿、碾、琢的哪一个过程中，刀法、笔法均表现得浑融一体，生动自然。再加上在铸印或刻印中，线条的起止及中段运行，都没有更多的装饰和提按顿挫转折等表现，因此显得较为单纯朴实。
当然，封泥印文与印章两者之间也是存在一些差异和变化的。特别是主体印文“刘疆”二字，似乎较主体印文“到疆”更显匠心，别出心裁。二字偏旁部首布局在印的两边，“到”字左边立刀旁上面敞开，下面收关，右边则上下左右基本对称，笔画丰满，像一个牢固的脚手架。“疆”字右边偏旁部首上下都是敞开，仿佛一個人口，一个出口，左边也是下左右基本对称，笔画丰满，两个“田”的上下横笔两头小中间粗，像四根火腿肠。中间的十字架反阳刻为阴刻，虚取交叉的横竖，以凸出的四点代替，而且四点之间也有变化，上面四点是方点，下面四点是圆点，于规矩中彰显了变化。其线条中用刀与用笔结合之意均较融洽。由于刀笔结合恰当，表现既有笔意，又有刀意，故造成整体感觉浑朴自然。此外，由于线条多粗重，因而线之间距极小，加之印内两字之间的距离紧密，故显得在整体上有亲密团聚之感。
或许，有人认为这枚印的体型太小，不够大气，所以不足为奇。其实，此乃谬论。因为汉代尤其是西汉，是一个很讲规矩的时代。一者，钮式是构成古代官印诸形制中的最核心要素。西汉官印对钮式都有严格的制度，且同一钮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不同的形状。西汉官印的主要钮式为龟钮和鼻钮两大类，此外，还有螭钮、龙钮、鱼钮、蛇钮及其他兽钮等。再者，汉官印均由印台和台面上的印钮两部分构成。根据官员品级高低，西汉官印的印台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其中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为通官印，印面呈正方形，方寸大，约2.2～2.4厘米;官秩二百石以下为长方形半通印。汉代各个时期官印的印台在形制和高度上有所不同，汉初有秦风貌，印台薄而扁平，厚度在0.4厘米以下，还有上小下大呈斜坡状的;文景以后印台一般厚约0.5厘米;西汉晚期印体由轻薄逐渐变得厚重，印台增厚至0.8厘米以上。零陵鹞子岭西汉古墓群出土的这枚印的长、宽均仅为1.1厘米，说明制作技术更高，官位自然也更高了。如果说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为通官印，印面方寸大约在2.2～2.4厘米，那么这枚更加精细的铜印主人，身份自然非同一般，应该是王侯一级的了。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到疆”印是隶篆相结合的印，而且隶书味更浓。因为当时正是隶书盛行的时代，即使写篆书也多少受到流行书体——隶书的影响，导致许多篆书书迹并未能保持纯正的篆形和篆味。奇怪的是，汉印多为白文（如2016年南昌出土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印），朱文很少，而鹞子岭西汉古墓出土的墓主印章“到疆’’及封泥印文“臣敞”，恰恰就是这些少数中的珍品。而这个珍品，出自零陵鹞子岭。
鹞子岭，是零陵古城一个历史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
时光流转至今，昔日零陵城外颇为荒凉的鹞子岭北麓，已成为一片繁华的市区。只是让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在这片繁华的市区中，居然有一座监狱。那些被关在监仓里的犯人以及看管他们的狱警，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因为监狱自邵阳迁来此地而惊扰了泉陵古梦。 是啊，这枚龟钮印仿佛是一只在历史松土下沉睡了千年的老龟，一直在做一个久远的梦。当它破土而出时，就注定要受到创伤（尽管这种创伤是施工者无意的）而导致些许瑕疵。那是刘氏家族一种被久久埋没的心情，在忍受了一些折腾和拷问之后，犹如被时间脱落的花瓣，裸露出难言之隐。我们侧耳凝听，似乎在它刚刚苏醒来的梦中，依稀还有强大的汉韵。
梦醒，归何处？西汉龟钮“刘疆”铜印，正向人们敞开一个侯国的疼痛。
宋代八卦镜
提起诸葛亮，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就是这个料事如神的传奇人物，也曾莅临我们永州（原零陵）。尽管时间过去将近两千年了，但透过历史文献的罅隙，我们似乎还能看见一个遥远的历史场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取得荆州、南郡、襄阳，就与众人商议久远之计。马良建议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积收钱粮，以为根本。刘备就调兵遣将，差张飞为先锋，赵云殿后，自己和军师诸葛亮为中军，率领一万五千人马浩浩荡荡来攻打零陵。
抵近零陵时，诸葛亮率部迂回到城南十里处。零陵太守刘度之子刘贤与上将邢道荣率兵出城八里，准备拒敌。谁知双方一交锋，邢道荣就不敌赵云之勇，败退回城。诸葛亮挥兵追至潇水边，但见过河舟桥已拆，遂在南岸安营扎寨。后来，诸葛亮派张飞带着十多个士兵扮成渔民，趁着夜色从城墙脚下的水沟爬进城里，又派赵云率兵涉水过河，与张飞里应外合，攻人零陵城。入城后，诸葛亮整顿秩序，严肃军纪，禁止扰民。他走后，人们就在他曾经屯兵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来纪念他，叫诸葛庙。后来，这一带集聚了不少人，并形成了一个村子，叫诸葛庙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零陵地区在修建电站进站公路时，施工人员在诸葛庙遗址上推土时，发掘出一块日月星辰八卦镜。
后来，经文物专家考证，这是一块宋代的铜镜，黑褐色，直径达32厘米，厚1.1厘米，重3055克。镜圆形，半圆钮，绕半圆钮饰日、月、星辰图案，其外八卦图案环列一周，又一细弦纹绕其外，为湖南迄今出土直径最大铜镜之一，国内也仅次于广州南越王墓考古出土的铜镜直径（41厘米）。
日月星辰八卦镜的出土，证明至少在宋代零陵就有诸葛庙存在。
其实，八卦阵是由太极图像衍生出来的一个精妙阵法。古人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传说为伏羲最早发明。后来，黄帝从《易经》中得出的“握奇阵”，其实也是八卦阵的雏形。战国时期的孙膑也曾研究并运用八卦阵。而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吸收了孙膑和道家八卦的排列组合，兼容天文地理，创新了八卦阵，使之有八个独立的阵法，既可独立，又可以合一。每阵八队，八阵共八八六十四队。八阵之外，另有少部分兵力为游军（机动兵力）。他在阵地中间加上了指挥使台，由主将居高临下随机应变指挥。八阵中四阵即为正兵，其余四阵为正兵之中的奇兵，而且不断变化，正兵可以变为奇兵，奇兵也可以变为正兵。这样一来，整个八卦阵变得更加灵活与复杂，无人能破，成为古代不可多得的作战阵法。
经过诸葛亮改良的八卦阵确实太厉害了，所以，杜甫诗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元稹也赞曰：“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只是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八卦阵既然有如此威力，为何后来没有人敢用了呢？
原来，八卦阵的最终核心是讲究协调与速度，其难度在于训练和使用上。你想想看，让几万乃至十万人熟练掌握众多队形的变化技巧，并且在战斗中有条不紊地执行，可以说是相当难的。除了依赖于长时间的娴熟训练，还必须依赖严明的纪律、高效率的通讯和灵活正确的指挥。特别是指挥者，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军事素养、局势预判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千百年来，神奇诡秘的八卦阵，曾让许多人揣测、沉思与感慨。
2017年，当我见到展柜里这块数百年前的铜镜时，感觉如同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平地上的一个偌大战场。那些由冰凉石头摆成的八卦阵，在日月光华的映照下，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凝眸处，忽闻马蹄声声，从远处一前一后开来两支队伍。前面逃跑的队伍人数不多，十分狼狈，旗号是蜀;后面追赶的队伍颇为庞大，旗号是吴。两支队伍相距较远。当蜀兵穿过阵地时，一切安然无恙。而吴兵进入时，位于八卦阵中的指挥台上，突然显现一位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握羽扇的人。他看见贸然进人的吴军，脸上微微一笑，将手中的羽扇轻轻一挥，众多石头顿时化成千军万马，将吴军团团围住。吴军陷在阵中，左冲右突，找不到方向。那人手中羽扇又一挥，顿时狼烟四起，金戈铁马，各种刀枪剑戟自烟雾里杀出，更有如雨矢箭，打得吴兵鬼哭狼嚎，四下逃窜。
偃旗息鼓，烟消云散。那挥扇者的笑容最终化作蓝天上的一朵绚丽白云，随风渐渐远去。而那些折戟沉沙的历史记忆，则长成一朵朵鲜艳的山花，在陽光下显得格外美丽。
俱往矣。或许因为长期潮湿的缘故，这块宋代日月星辰八卦镜的表面有些生锈了，给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但我想，诸葛亮的智慧不会生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会生锈。这世上只要有太阳的光芒，就会有文化的力量。
东汉兽面具
1987年的某天，永州市（今永州市零陵区）一个考古现场，文物工作者正在小心翼翼地扒开古墓中一层又一层的黄土，终于，当一个鬼怪式的面具破土而出时，工作者和旁观者的心都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
该面具宽17.3厘米，高16.5厘米，厚1.9厘米，重843克。白褐色，兽面头插三个珠纹锯齿状和两个方柱状饰物，面形方正，面颊微隆，鼻梁瘦削与剑眉相连。双眼近三角形，两眼突出，阔口，上唇平直，口与面等宽，有九齿，两侧各有一犬牙，整个面部有四个圆形小孔。其面部表情，夸张、肃穆、狰狞。据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东汉时期的滑石兽面具，而且极可能是永州本土的产品。
滑石，是一种常见的硅酸盐矿物，硬度较低，一般呈乳白色，让人感觉亲切。自古以来，湖南就有丰富的滑石矿藏，而道县尤甚。清光绪《湖南通志·食货志》记载：“道州出滑石。”道州就是今天我们永州市的道县，该县所产的滑石被前人载人了典籍。在湖南，除了道县之外，还有一些县市也产滑石。由于这种石质的硬度低，容易加工雕琢，用它来制作明器，是最理想的材料之一。凡是接触过滑石的人都知道，滑石经打磨抛光后，简直跟白玉一样，让人爱不释手，所以，聪明的古人常采用这种石头制成明器，作为陪葬品随葬。 汉代，是中国滑石雕刻的黄金时代。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来看，已经出土了大量汉代滑石雕刻艺术品，而湖南又是汉代滑石雕刻出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南的滑石兽面，多出土于湘西的溆浦、湘中的常德和湘南的永州一带。例如：1973年，常德郭家铺出土一件灰色滑石兽面;1977年，常德南坪出土一件东汉时期的面具;1978年，在湘西溆浦出土十四件滑石兽面;2010年，在常德南坪再次出土一件面目狰狞的滑石面具。
当我把湖南出土的滑石兽面图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就发现这些滑石兽面虽细部稍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形制大体相似，且表情夸张，面貌狰狞。
为什么古人对兽类如此顶礼膜拜，甚至把它们作为图腾的象征呢？
这让我想起了2003年9月的一次采访。那次，我与长沙的几个专家学者奉命到怀化采访，在新晃、麻阳、芷江、沅陵、靖州、通道等地，看了很多傩戏。从傩戏的面具中，我产生了许多联想。后来得知，在怀化的一些县区，还存在着神秘的盘瓠文化。这也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一种独特文化，最初与傩有关，后来慢慢渗入一些少数民族的精神深处，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傩，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民俗及民间宗教信仰，最初的形式是傩祭，古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天地的敬畏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傩祭的形式不断变化，内容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加入了一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表演之后，这就产生了傩戏。而为了维护傩祭的神秘与尊严，主祭者与谋划者就商议在傩戏的表演过程中，让那些参与者把面蒙上，也就产生了傩面具。无论是傩祭活动还是傩戏演出，傩面具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与民俗含义，傩面具是神灵的象征和载体，任何人都必须虔诚对待，不可冒犯。
民俗研究者认为，傩面具起源于远古的中原祭祀，是一种驱鬼除邪仪式。其造型往往因角色的不同而有差距，通过对面具五官的装饰和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凶猛、狰狞、威武、深沉、奸诈、滑稽、和蔼、慈祥等性格。后来，随着中原文化的南移，傩面具也就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再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傩面具市场渐渐萎缩，仅存在于湘、桂、黔、滇、川一带的少数民族之中。
我国古代诸多的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傩戏的记载。《古今事类全书》载曰：“昔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颛顼（公元前2342—公元前2245年），是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上古“五帝”之一，姬姓，号高阳氏，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颛顼生有一个儿子名叫虞幕，是虞舜的五世祖。由此可见，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上古时期，颛顼身边就有了傩祭。《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持矛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也就是说，早在商周时期，为了在祭祀中获得强烈的效果，主持傩祭的方相氏佩戴“黄金四目”面具，用来驱邪。这可能是关于傩面具的最早记载。而宋代的高承，曾编撰了一部专记事物原始之属的书，名曰《事物纪原》，书中载日：“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在他看来，驱傩活动最早是从周代开始的。
虽然以上三部典籍关于傩祭之始的时间有所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傩祭在上古以前就出现了。
不但古文献有颇为详尽的记载，历年来在一些地方出土和发现不少古代的面具实物和图像，也给予了充分证明。除了前面提到的湖南省滑石雕刻出土品，1959年，四川巫山大溪64号墓出土一件距今6000～5000年前的浮雕石刻人面;1973年，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古墓出土一件距今4000年前的石雕镶嵌入面。此外，甘肃天水柴家坪出土陶塑浮雕人面、山东滕县岗上村出土的玉雕人面、陕西汉中地区曾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傩面具等，都是古时面具的代表。
综合上述文献的图片，从造型上来看，这些兽面的起源应该与傩面具有一定关系，因为傩面具与滑石兽面在造型上十分相似。
由此可见，伴随傩祭而产生的面具，亦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在傩祭过程的傩戏表演中，面具就成了造型艺术的重要手段，也是傩戏最原始、最直接、最重要、最典型的道具，更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这些面具大多为鬼面，脸呈椭圆，面目凶煞，眼中有通孔，可供舞者窥视。耳有穿，鼻有孔，五官位置与人面相近。有的造型更为怪诞，不仅有长角、大眼，还张嘴、露齿，面目狰狞，表情夸张。
记得那年在怀化采访时，当地的一位傩文化研究者告诉我们，跟方言一样，傩戏面具的各种艺术造型、质料选择、色彩运用、功利目的、民俗意象等，都因地域、民族、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不同而有差异，这也是傩戏面具显得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主要原因。
或许，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落后，人跟动物相处相争的时间很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部落和族团出于自身的精神寄托，往往會将一些罕见的鸟兽或在争斗中有助于有恩于本部落和族团的鸟兽作为本部落和族团的图腾，因而视为神圣。有的则把几种鸟兽（例如：狮虎、鱼龙）的长相融合在一起，以求怪诞，达到恐怖吓人的效果。后来，兽面具被延伸到庙宇和官衙，甚至一些重要建筑的门环，旨在令人们对神灵、祭祀和官府、法律产生敬畏之心。
滑石雕刻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艺术，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汉代，因为国家富强，经济繁荣，促成了艺术的繁荣，也成了滑石雕刻的黄金时代。永州出土的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杰出作品之
根据各地的考古记载，出土滑石兽面的墓葬一般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品也非常丰富。按照常例，一座墓葬仅出土一件滑石兽面，但也有同时出土两件的。永州的零陵区是一座千年古郡，在西汉时期，这里曾建有泉陵侯国，鹞子岭一带曾发现大量的汉墓。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的出土，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仔细观察零陵古城出土的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不难发现，它至少融合了龙角、虎耳、豹眼、犬牙等多种兽形。乍看，它的外观似兽非兽，似人非人，或者说人兽兼得。因为它的鼻子、眼睛和嘴巴，是人的模样，而头上所插的三个珠纹锯齿状和两个方柱状饰物，还有耳朵、犬牙，以及狰狞的表情，却是兽的模样。因此，你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的匠心独具。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它上面有四个不对称的小圆孔，估计是滑石兽面原本钉在棺椁的一端或两档上的，其用途是辟邪、防止妖魔鬼怪侵入到棺内来，以保护死者亡灵。须知，随葬镇墓兽保护墓主人不为鬼神所侵害，这种习俗在春秋战国楚墓中就非常流行。 据说，古人制作面具时要先举行“开光”仪式，取用和存放傩戏面具要分别举行“开箱”和“封箱”仪式，还不让女性触摸，不让女性佩戴。而男人一旦戴上傩戏面具，就表示神灵已经附体，不得随意走动和说话。另外，还有许多禁忌，显得颇为神秘。由此看来，制作一件兽面，确实不易。
当然，任何艺术品的发展跟人的成长大抵相似，总是从蒙昧到萌芽，从发展到完善（成长到成熟），从完善到提升（成熟到提质）。滑石雕塑品，也不例外。即便在某个阶段，一些雕塑作品显得较为粗劣、不够成熟，但它所反映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使命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它仿佛是一个浓缩的时代，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社会生活都在这小小的器物中再现、重生，历史的舞台仿佛又一次拉开序幕。
毋庸置疑，零陵这件东汉滑石兽面具在给我们带来雕塑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俗等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材料。透过这一件颇为夸张匿诞的兽面具，似乎让我们看见了近两千年前的精彩表演。那种表演，要么在豪奢的庭院，要么在简朴的乡间，但在我眼里，他们的精彩远远胜过当今社会那些明星的走穴演出。
明代石碑
永州府治在今零陵区人民路（原名府正街）东端，也就是现在的零陵区工商银行宿舍和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东边区域。清康熙《永州府志》卷三建置篇载日：“永州府治，在城中近北，倚山，唐宋遗址。洪武十四年（1381）知府余彦诚修。正德十三年（1518）知府何诏重修。中为正堂，堂之后日穿堂、日和衷堂，为知府廨。列厅于堂东者二，日清军，日理刑;于堂西者一，日捕盗。捕盗厅右，旧有管粮厅，今废。堂左为兴济库，为经历司。右为照磨所。吏六房则列序两翼。前为仪门，仪门内左为土地祠，为经历廨，为知事廨。右为灵孚祠，为照磨廨。左右僻地为吏舍，仪门外有迎宾馆，土地祠对峙焉。前为大门，门外右越数十步，有亭日申明，日旌善。旧有狱司，今改卫前。”从记载来看，府治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零陵地处潇湘二水交汇处，在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古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也是最早建置之地，城郭周长仅次于长沙。
新中国成立后，零陵行署就设在万石山以东、东山以西。行署坐西朝东，原来的大门比零陵地委的大门还要气派，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地委行署为解决东风大桥的交通瓶颈问题，决定将行署搬迁到几百米外的东山东麓，从大桥东端劈开万石山经行署原址，修建一座立交橋跨越中山路再修建一座有楼台的隧道穿越东山，经行署新大门往东外延。行署搬迁新址后，一条新路（今潇水中路）开始动工兴建。1987年的一天，施工人员在原零陵地区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今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北侧的万石山推土时，发现了一块石碑，它为明代石刻，石质，灰白色，长255厘米，宽105厘米，高35厘米。碑上所刻文字，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刻天启元年（1621）湖南按察使副使兼布政司参议分守上湖南道张孝所撰的题名记序言，500多字，介绍了朝廷设立上湖南分守道的由来及题刻此碑的原因、意义。下截刻了自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至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之间的104年里，历任上湖南分守道的道员名单，共43人，约有1200多字。石碑出土后，为了不影响施工，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它运到了零陵文庙内进行保管。若干年后，经专家鉴定，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零陵古城的宝贝。
新世纪之后，我曾多次去零陵文庙参观。当我在零陵文庙大成殿前左边台阶下看见这块被玻璃罩呵护着的石刻时，心里不禁感慨万千。追溯它的前世今生，也有这样那样的喟叹与惋惜。
永州地处湘南，是荆楚至岭南的水路要道，也是湘桂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这里水清石秀，历代流寓者甚多，因而形成了遗存完整、数量丰富、成线成片的摩崖石刻群。至于活碑石刻，为数也不少。关于官员题名，文献上也有些许记载，比如康熙《永州府志》就载有永州知府赵儒（号渭北，华阴人）于明嘉靖年间写的《永州府职官题名记》。对比赵儒和张孝的题名内容，应该说，赵儒的文采不输于张孝，遗憾的是，尽管当时有勒碑的习惯，但我们不知道赵儒有没有叫人将该文刻成石碑。所以，到目前为止，永州境内出土的题名碑刻仅有张孝的上湖南分守道题名记这一块。
分守道是明代的一种官职。明朝把全国划分成10多个省份，每个省划分成为若干个府和直隶州，州府下辖若干数量的县。每个省份又建立了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相互制约的模式。明朝的道台非常复杂，分为很多类型，例如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等等。在所有的道台中，分守道、分巡道和兵备道最常见，它们介于省、州之间，分别隶属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一个布政司（相当于省政府）里要划分出好几个监察区“道”来，而一个“道”有可能要管辖与监察好几个府。通常来说，凡是由布政使司里的左右参政、参议等佐官分管与监察几个“道”的钱谷粮税之类的，这类专业的“道”叫“分守道”，凡是由提刑按察使司（相当于现代省检察院或省法院）里的副使、佥使等佐官分管与监察几个“道”里的刑狱之类的，这类专业的“道”叫作“分巡道”。由于是监察官员，而不是行政官员，对于道台的选拔有很高的标准，一般选择清流进士担任。此外，在地位上，监察官员也高于行政官员。这种设置，有点儿像上世纪50年代初，湖南设立的湘南行政区，介于省、地之间，一个区管了衡阳、郴州、零陵三个地区。
文献记载，湖广按察司下辖十六个府，其分守道一般要分管几个州府，手中的权力也可想而知。
张孝的这块题名碑，在下半截题名处还给我们透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四川巴县人，甲辰（1604）进士，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任升本省武昌道。根据这段记载，我竭力查询当时与他打交道的永州官员，从康熙《永州府志》卷四秩官篇查得：永州知府林士标，福清人。进士，万历四十五年（1617）任;同知沈续科，云南临安人，四十七年（1619）任;通判杨世华，云南人，四十七年（1619）任;推官黄克俭，仁和（今杭州）人，四十七年任。之后的官员都是天启三年才接替的。由此可见，作为分守道员的张孝来永州视察指导工作时，是由林士标、沈续科、杨世华、黄克俭等人陪同的。 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天启年问又是一个很悲催的年代。公元1620年，明神宗两腿一伸而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即光宗。无奈明光宗是一个短命的皇帝，仅在位一个月，八月二十九日，他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于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岁的朱由校即明熹宗仓促继位，改元天启。朱由校继位后，曾想好好治理一下国家，便大量启用东林党人。无奈党争加剧，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闹得他也失去了耐心。1622年，山东爆发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各地民变、兵变、抗租斗争频繁爆发。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人，导致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借坚城固守抗敌，最终击败金军，并击伤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后，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即位。好消息传到京城，朱由校十分高兴，不料他第二年不慎落水病重，不久驾崩。朱由校死后，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来被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所以说，这块天启年间的石碑，是颇为珍贵的。只是它的边缘有些许残破，少部分字迹漫灭。不过，努力辨认，基本上还能识别。其中，前半部分的内容是：
国家分建藩臬之臣以资弹压，而于楚独称备员，毋亦以其延袤之，寥阔有鞭不及腹者乎。若衡永郴一跖，地阻三湘，山连百粤，蠢尔猺人，实倡处此，与吾民共尺寸之壤也，其寥阔更有甚焉。
世庙初猺贼称乱，始征兵增饷，移藩司一员专驻于永，自时厥后，民狎其野，商樂于涂，无复有奋角距，以介我衣裳者，不可谓非弹压之效矣。时经百年而题名犹然未设，姓字渺矣无传，余甚惑焉。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自有专设以来，岂无丰功美节，足光纪秉，懿政深仁，犹经感慕而概令淹没，使追故实者致憾于摭拾之无从也。倘一时事之阙如，而有待者乎。余公余稍暇，寻讨遗迹，既稽传志，亦采旧闻，始捐俸割石，勒而纪之，树之愿治堂之右，于以吊古续今，聊补典故之阙制也，抑余因是而重有感焉。山缘玉辉，泽由珠媚，地以人重，岂人以地重，而何膴仕者之薄言永也。夫为可为于治办之地易，为可为于凋敝之域难，士君子业已秉洼曳组，专制一方，即东西南北，惟其所命，升沉显晦，惟其所遭，要之，断有裨于地耳，焉问地哉。矧此间风气近璞，公道如存，试与之谭及过事，而是是非非，犹井然其不紊也，斯亦千秋之炯鉴已。夫惟思建置之自，则知阙系之匪轻;稽善败之林，则知景行之有在。毋以獠夷之戢眼也，而忘桑土之防;毋以地处之寥阔也，而怀传舍之念。庶其无负于兹土乎，斯余勒碑之美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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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冬十月朔日湖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参议分守上湖南道巳谕张孝题
应该说，这段文字的意思很好理解，第一段讲了国家分建藩臬和衡永郴的地理位置及民族状况;第二段讲了自己勒碑的动机及意义。至于下半部分的历任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前一职务（有的还注有后任职务）、上任时间，等等，就是很珍贵的资料了。因为这些官员的资料在清代以前的地方文献中是找不到的。只是，在落款前面有一行仅有一字，难以辨认，既像“呈”字，又像“贵”字被磨去了下面贝字两撇，不知是何含义。
当然，如果仅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块碑的价值似乎不大，它出自非名家之手，特别是最后一行七个人的姓名，不但大小不一，而且排列也欠整齐。但是，它对研究明朝湖南地方建制和官职设置，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后来康熙《永州府志》的编撰者，也把这些官员的资料照录进去，并延伸到清代。
就好比，它恰似一级级的青石台阶，从中国历史大厦明朝天启年间的楼层铺设下来，一直铺到清末中国封建王朝寿终正寝，供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仰望或追寻。
作者简介：洋中鱼，本名杨中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陶铸传奇》《见习记者》，散文集《梦的窗帘》《鱼眼观柳》《李商隐与永州》、新闻作品集《潇湘风流》《中瑜访谈》等。
责任编辑：青芒果
美术插图：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