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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以莫言作品《蛙》为范例，从文本、读者接受、交流角度，谈一谈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
关键词：文学文本；接受；交流；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58-02
根据马克思“生产-流通-消费”理论的解释，文学活动既包括文学创造，也包括文学消费和交流。因此，文学文本价值的实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它既包括作者创作的的文本本身，同时又必须考虑接受主体的解读。作品是以其鲜明的审美认识、价值和交流属性吸引读者的，克雷奇在《心理学纲要》中指出，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有“趋新”、“好奇”的特点，很少会对那些无新奇、无惊奇、无挑战的完全确实产生或维持兴趣的，所以，若文学创作既能够达到创作文本的新异，又可以给读者以诚恳的阅读感觉，注重生命主体体验，便正确地处理了文学文本的复杂性与广大读者阅读效果之间的矛盾，使读者从作品的“文学性”中获取深刻的生活感，达到消费、接受乃至欣赏的最终效果，从而达到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这从莫言作品和获奖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
一、文学文本本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总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1]。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家都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与目的，作家的创作从作品中来，又回到作品中去。”[2]主张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也坚持这一观点，即主张从文学文本本身出发寻找研究文学的价值、意义和效果。因此谈论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首先必须谈论文学文本本身。以《蛙》为例，它所具有的文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整体的结构安排及语言、情节等方面。小说由五部分组成，以叫作做蝌蚪的剧作家写给一个日本友人信件的方式来完成小说的叙事的。第一、二、三、四部分以小说为文本，第五部分蝌蚪不再成为叙述者回忆姑姑的矛盾悲剧的人生经历，而是成了九幕的话剧剧本中的一个角色。作家运用创造性手段，通过文本形式的创新，运用一种将信件、小说、戏剧相融合的叙事方法，变日常的司空见惯的创作体裁为一种新奇的不常见的几种体裁的融合，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一创作形式的创新无疑更新了读者的感觉。语言上，《蛙》运用了一种乡土平实的语言。情节上，《蛙》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矛盾的人生经历，她是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送子娘娘，可是在当时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背景下，她又不得不中止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发育，成了将数千名婴儿送进地狱的杀人魔王，人物前后变化鲜明、深刻。
二、文学接受主体
在接受美学看来，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的唯一对象，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将其转变为“现实的可能”，从而赋予作品以新的意义。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填充是能动的、决定性的。作品的意义等于作者赋予的意义和接受者所赋予的意义的总和。姚斯的接受理论认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的过程，总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特定阅读经验的期待视野出发的。所谓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读者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叫作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简称期待视野”[3]。接受者对于莫言最新作品的期待视野基于个人不同生活经验基础上对其以前作品的认识与理解，基于接受者在阅读莫言以前作品获得的先验知识的积淀。
首先，从文学的个体审美性和认识性来看，莫言作品以其独特结构安排，极具变化性的情节、乡土平实语言之下的直白裸露感引发读者的共鸣体验，即符合物质社会下读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通过主要人物在表达其生存体验时所迸发出的极端鲜明特异性格，观照人物所处的环境，激发人的探究意识。《蛙》这部作品从题目深蕴到人物名讳运用手法皆可讨论，我认为大多数读者被吸引的重要原因是作品主题所揭示的人性特征（作家写了人类灵魂深处最痛的东西，如《蛙》中蝌蚪为了个人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和即将降生的孩子推上手术台，最终导致母子二人的死亡），以及主人公性格所体现特定时代革命的痛苦美学，感喟于其直面痛苦、与之共始终、坚定信仰所导致的个体悲剧，并由此升华出的巨大美感。小说通过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背景，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矛盾的人生经历，她是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送子娘娘，可是在当时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背景下，她又不得不中止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发育，成了将数千名婴儿送进地狱的杀人魔王，内心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折磨和煎熬。正如黑格尔说：“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对这种神性以及其形成背景的解读，是人性升华的需求，也是促使读者全面人认知得以培养实现的途径。姑姑由最初的深受大家喜爱与敬佩的送子娘娘到最后转变为遭人唾骂的残忍的扼杀生命的魔王，人性由善到恶的转化激起了作者对于人性的人道主义思考，是荒诞环境下人的异化。
其次，从文学文本的宏观文化价值来看，无论读者是中是外，无论其是否具有对文本中所体现文化具有直观感觉，当一部作品以鲜明的形式以及人性的内容呈现在受众面前，都会引发或大或小交互参差的接受浪潮。对任何一个接受主体来说，因地域、时代、环境的限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与文本无法对话或对话不到位的现象永远存在，但生命主体的精神力量却是真实可感的。正如《蛙》的瑞典版本翻译家陈安娜所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读者，读他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虽然很中国化，但同时他里面讲的那个爱和恨我们都可以接受。”虽然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但人类有着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那个爱和恨”即为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为人类的普遍情感下的共同情感表现。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促使受众去了解各种相异的未知文化，从而使各类人群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阅读者的阅读会赋予作品作者没有想象到的意义，同时读者的阅读也有助于对文本价值的深刻挖掘，从而推动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 三、文学交流属性
正如莫言在获奖后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所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的作品足以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依然没获得诺贝尔奖组委会的青睐，有很多因素。
1.翻译。语言作为文本的第一要素，它是文本的第一层面，对文学文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众所周知，语言是讲求艺术性的，一国文学作品对另一国的接受与传播离不开翻译。一种语言在翻译为其他的语言的时候会失去原有的艺术性，译作失去了原作的特色或者译作比原作优秀的例子也是存在的，“接受者所赋予作品的意义能”“溢出”原来的意义框架，使作品出现作者所意想不到的意义来”。作为特殊的阅读者的翻译在对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对文本的解读，从而赋予作品没有想象到的意义。据说歌德在读了涅瓦尔的《浮士德》译作后，才完全明白了他写这部作品里的全部内容。
2.文化差异。社会生活环境、思维习惯造成了不同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阅读者会因文化的差异曲解文本的意义。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谈及《京华烟云》时所说：“这部小说虽然是用英文写成，却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不会体悟出来。”[4]
3.影视作品的影响。莫言文学文本价值的实现除了文学文本本身、接受者之外，与《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舞台上的大获成功不无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就将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搬上了荧屏并且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电影以其直观的影像、特殊的结构方式、特殊的画面和声音的运用，吸引受众。电影《红高粱》对于莫言作品吸引的不仅是来自中国的接受者，还包括世界各地的接受者。这无疑扩大了莫言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影响力的扩大随之而来的不仅是阅读者的增多，还包括翻译莫言作品的翻译者的增多，这也有助于莫言著作译作质量的提高。诸多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莫言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
因此，文学文本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文学文本本身的结构、文学文本的语言特点、接受者的阅读，同时也离不开文学的交流属性。以上诸种因素都多多少少对莫言获奖具有推动作用。
有人说，莫言是用《蛙》这部作品向诺贝尔奖曲意逢迎，作品中的收信人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即是影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第五部分剧本写作的参照对象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萨特，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写信人蝌蚪的同学陈鼻一家人具有俄罗斯血统，作品中的一个场景——堂吉诃德饭馆取材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堂吉诃德》，作品中充满了向西方评奖人、读者“献媚”的元素。莫言本人说“蝌蚪写信给杉谷义人，这是为了增强小说的故事性，是小说结构的需要，是作家的小小‘阴谋’，并不意味着真实生活中的书信往来，而杉谷义人也绝非大江健三郎”。我认为，文学接受本身是真诚、忠实、亲密与自由的，它能使人们摆脱时空限制，达到碰撞、融合与沟通乃至共鸣，使文化与文化彼此拥抱。文学接受的过程作为一种生活体验进入作品更是自由个性之间的际会与确证，也更能吸引受众去理解支持。
总之，文学文本价值是否实现并不能单纯以是否获奖为评判标准，但我们决不能忽视获奖对于文学价值实现的意义。重视这种意义，遵循客观规律，加强文学交流互动，有利于中国文学的良性发展乃至于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1.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文学文本；接受；交流；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58-02
根据马克思“生产-流通-消费”理论的解释，文学活动既包括文学创造，也包括文学消费和交流。因此，文学文本价值的实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它既包括作者创作的的文本本身，同时又必须考虑接受主体的解读。作品是以其鲜明的审美认识、价值和交流属性吸引读者的，克雷奇在《心理学纲要》中指出，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有“趋新”、“好奇”的特点，很少会对那些无新奇、无惊奇、无挑战的完全确实产生或维持兴趣的，所以，若文学创作既能够达到创作文本的新异，又可以给读者以诚恳的阅读感觉，注重生命主体体验，便正确地处理了文学文本的复杂性与广大读者阅读效果之间的矛盾，使读者从作品的“文学性”中获取深刻的生活感，达到消费、接受乃至欣赏的最终效果，从而达到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这从莫言作品和获奖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
一、文学文本本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总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1]。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家都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与目的，作家的创作从作品中来，又回到作品中去。”[2]主张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也坚持这一观点，即主张从文学文本本身出发寻找研究文学的价值、意义和效果。因此谈论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首先必须谈论文学文本本身。以《蛙》为例，它所具有的文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整体的结构安排及语言、情节等方面。小说由五部分组成，以叫作做蝌蚪的剧作家写给一个日本友人信件的方式来完成小说的叙事的。第一、二、三、四部分以小说为文本，第五部分蝌蚪不再成为叙述者回忆姑姑的矛盾悲剧的人生经历，而是成了九幕的话剧剧本中的一个角色。作家运用创造性手段，通过文本形式的创新，运用一种将信件、小说、戏剧相融合的叙事方法，变日常的司空见惯的创作体裁为一种新奇的不常见的几种体裁的融合，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一创作形式的创新无疑更新了读者的感觉。语言上，《蛙》运用了一种乡土平实的语言。情节上，《蛙》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矛盾的人生经历，她是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送子娘娘，可是在当时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背景下，她又不得不中止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发育，成了将数千名婴儿送进地狱的杀人魔王，人物前后变化鲜明、深刻。
二、文学接受主体
在接受美学看来，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的唯一对象，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将其转变为“现实的可能”，从而赋予作品以新的意义。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填充是能动的、决定性的。作品的意义等于作者赋予的意义和接受者所赋予的意义的总和。姚斯的接受理论认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的过程，总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特定阅读经验的期待视野出发的。所谓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读者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叫作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简称期待视野”[3]。接受者对于莫言最新作品的期待视野基于个人不同生活经验基础上对其以前作品的认识与理解，基于接受者在阅读莫言以前作品获得的先验知识的积淀。
首先，从文学的个体审美性和认识性来看，莫言作品以其独特结构安排，极具变化性的情节、乡土平实语言之下的直白裸露感引发读者的共鸣体验，即符合物质社会下读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通过主要人物在表达其生存体验时所迸发出的极端鲜明特异性格，观照人物所处的环境，激发人的探究意识。《蛙》这部作品从题目深蕴到人物名讳运用手法皆可讨论，我认为大多数读者被吸引的重要原因是作品主题所揭示的人性特征（作家写了人类灵魂深处最痛的东西，如《蛙》中蝌蚪为了个人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和即将降生的孩子推上手术台，最终导致母子二人的死亡），以及主人公性格所体现特定时代革命的痛苦美学，感喟于其直面痛苦、与之共始终、坚定信仰所导致的个体悲剧，并由此升华出的巨大美感。小说通过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背景，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矛盾的人生经历，她是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送子娘娘，可是在当时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背景下，她又不得不中止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发育，成了将数千名婴儿送进地狱的杀人魔王，内心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折磨和煎熬。正如黑格尔说：“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对这种神性以及其形成背景的解读，是人性升华的需求，也是促使读者全面人认知得以培养实现的途径。姑姑由最初的深受大家喜爱与敬佩的送子娘娘到最后转变为遭人唾骂的残忍的扼杀生命的魔王，人性由善到恶的转化激起了作者对于人性的人道主义思考，是荒诞环境下人的异化。
其次，从文学文本的宏观文化价值来看，无论读者是中是外，无论其是否具有对文本中所体现文化具有直观感觉，当一部作品以鲜明的形式以及人性的内容呈现在受众面前，都会引发或大或小交互参差的接受浪潮。对任何一个接受主体来说，因地域、时代、环境的限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与文本无法对话或对话不到位的现象永远存在，但生命主体的精神力量却是真实可感的。正如《蛙》的瑞典版本翻译家陈安娜所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读者，读他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虽然很中国化，但同时他里面讲的那个爱和恨我们都可以接受。”虽然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但人类有着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那个爱和恨”即为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为人类的普遍情感下的共同情感表现。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促使受众去了解各种相异的未知文化，从而使各类人群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阅读者的阅读会赋予作品作者没有想象到的意义，同时读者的阅读也有助于对文本价值的深刻挖掘，从而推动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 三、文学交流属性
正如莫言在获奖后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所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的作品足以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依然没获得诺贝尔奖组委会的青睐，有很多因素。
1.翻译。语言作为文本的第一要素，它是文本的第一层面，对文学文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众所周知，语言是讲求艺术性的，一国文学作品对另一国的接受与传播离不开翻译。一种语言在翻译为其他的语言的时候会失去原有的艺术性，译作失去了原作的特色或者译作比原作优秀的例子也是存在的，“接受者所赋予作品的意义能”“溢出”原来的意义框架，使作品出现作者所意想不到的意义来”。作为特殊的阅读者的翻译在对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对文本的解读，从而赋予作品没有想象到的意义。据说歌德在读了涅瓦尔的《浮士德》译作后，才完全明白了他写这部作品里的全部内容。
2.文化差异。社会生活环境、思维习惯造成了不同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阅读者会因文化的差异曲解文本的意义。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谈及《京华烟云》时所说：“这部小说虽然是用英文写成，却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不会体悟出来。”[4]
3.影视作品的影响。莫言文学文本价值的实现除了文学文本本身、接受者之外，与《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舞台上的大获成功不无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就将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搬上了荧屏并且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电影以其直观的影像、特殊的结构方式、特殊的画面和声音的运用，吸引受众。电影《红高粱》对于莫言作品吸引的不仅是来自中国的接受者，还包括世界各地的接受者。这无疑扩大了莫言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影响力的扩大随之而来的不仅是阅读者的增多，还包括翻译莫言作品的翻译者的增多，这也有助于莫言著作译作质量的提高。诸多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莫言文学文本的价值实现。
因此，文学文本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文学文本本身的结构、文学文本的语言特点、接受者的阅读，同时也离不开文学的交流属性。以上诸种因素都多多少少对莫言获奖具有推动作用。
有人说，莫言是用《蛙》这部作品向诺贝尔奖曲意逢迎，作品中的收信人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即是影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第五部分剧本写作的参照对象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萨特，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写信人蝌蚪的同学陈鼻一家人具有俄罗斯血统，作品中的一个场景——堂吉诃德饭馆取材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堂吉诃德》，作品中充满了向西方评奖人、读者“献媚”的元素。莫言本人说“蝌蚪写信给杉谷义人，这是为了增强小说的故事性，是小说结构的需要，是作家的小小‘阴谋’，并不意味着真实生活中的书信往来，而杉谷义人也绝非大江健三郎”。我认为，文学接受本身是真诚、忠实、亲密与自由的，它能使人们摆脱时空限制，达到碰撞、融合与沟通乃至共鸣，使文化与文化彼此拥抱。文学接受的过程作为一种生活体验进入作品更是自由个性之间的际会与确证，也更能吸引受众去理解支持。
总之，文学文本价值是否实现并不能单纯以是否获奖为评判标准，但我们决不能忽视获奖对于文学价值实现的意义。重视这种意义，遵循客观规律，加强文学交流互动，有利于中国文学的良性发展乃至于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1.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