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日钓鱼岛争端虽看似趋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日本右翼代表人物安倍晋三重新上台，延续了野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暂时放弃此前宣称的公务员常驻钓鱼岛计划，但依然坚持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没有交涉的余地”。日防卫省派遣军机对我正常巡航进行拦截，并开始针对中国着手制定综合防卫战略，海保厅也宣称要集全国之力维护其在钓鱼岛的权益。而美国在此问题上再次给日本撑腰打气，其参议院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附加条款，再次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种种迹象表明，中日钓鱼岛争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持续，且引发摩擦冲突的风险不断加剧。这要求我们解决争端时，既要有坚强的战略意志，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战略耐心。
　　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持续升温并非偶然。从大背景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因素使这一矛盾更加凸现、斗争更加激烈。从具体内容看，中日钓鱼岛之争，不仅关系到领土主权、海洋权益、资源开发等现实利益，更掺杂着中日两国之间百年未了的恩怨。这些因素造成两国在处理争端时战略回旋空间较为有限，双方将围绕钓鱼岛等问题展开持久角力，可能给中日关系乃至未来亚太安全局势发展带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争端，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将极大考验我战略智慧与胆略。
　　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需要坚强的战略意志。当前中国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安全环境，但这种安全不是守出来、也不是等出来的，需要综合运筹多种手段，主动化解争端、维护安全。一方面，我应实行积极务实的对日政策，逐步完善中日战略协调机制，向日明确传递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与意志。目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和贸易伙伴国，对日本的经济复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将不断上升。在中日经济交流合作中，我应让日本切实感受到，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一意孤行，其不但无法分享中国发展而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同时还将在安全上承受更大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我须针对中日争端提前做好战略预置，选准时机主动作为，展示我维护主权权益的决心和意志。虽然日本依托日美同盟，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我步步紧逼，致使争端持续升温，给我经略周边带来较大压力，但中日实力对比已从过去的“日强我弱”逐步变为两强并存，且中日实力对比逐步拉大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实力的此消彼长增强了我抵御风险、抗击压力的能力。我应合理配置国家的战略资源，即便承担一定的压力、风险，在必要时也须果断出手，打消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以拖待变或逐步蚕食的幻想，使其正视中日之间存在的争端分歧，有效维护我国家利益。
　　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也需要足够的战略耐心。当前中国正处于“将起未起”的发展瓶颈期，其周边环绕诸多热点问题，半岛问题、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境问题等，和平崛起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就中日而言，钓鱼岛地理位置特殊，不仅事关东海海洋划界，还影响到台海问题的解决，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钓鱼岛问题一旦操之过急，不但不能得到妥善解决，还将会影响到我整体的战略布局。此外，中国和日本作为同处东亚的两个大国，对地区局势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随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利益交织、相互依存的状况将愈发明显，彼此的牵制和倚重效应同步增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所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灾难性的，也是双方难以承受的。因此，解决钓鱼岛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立足长远、长期斗争。同时，美国因素的存在，增加了解决争端的难度，如何抵消美国对中日争端的影响，也极大考验着中国的战略耐心。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双方在东海乃至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和博弈，不仅具有长期性，而且其全面性和深刻性、复杂性和敏感性都前所未有。从根本上讲，日本扭转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中国实力增强日本相对衰弱，是一种历史趋势，且这种于我有利的趋势在不断加强。中国实力增长的扩散效应终可转化为对日本的绝对优势，与我合作将是日本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处理中日争端时，在坚持不与日本全面对抗的总体战略下，我既要有坚强的战略意志，也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不断积累优势，争取战略主动，才能最终实现争端的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