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战略工具
观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以来的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对“规则”的强调越来越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自传《艰难抉择》中回忆了“重返亚洲”战略的出炉过程：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崛起面临三个选项：一是扩展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二是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各项同盟条约，平衡中国的权力增长；三是健全地区多边机制，“确立从保护知识产权到防止核扩散、维护航行自由的地区规则和行为标准”。最终，奥巴马和她本人决定将三个选项揉合起来实施，“使亚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焦点”。
美国国防部长说得更直白。在2014年5月底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会议）上发表的那篇激起中方强烈反应的演讲中，哈格尔针对南海紧张局势恫吓说，“当某些国家比如中国试图限制航行自由或忽略国际规则和标准，美国别无选择”；“美国反对任何国家用恐吓和威胁的办法坚持领土声索”，“作为未来主要力量，中国应当理解和遵守由美国和美国盟友订立的国际规则”。
奥巴马直接把规则问题上升到全球战略层面，而这正是他就美国该如何保持全球领导力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一部分。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表示，当全球关注的某些问题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必须拓展我们的手段”，包括外交和发展、制裁和孤立、诉诸国际法，以及“如实有必要，采取多边军事行动”。
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对秩序、规则、机制的需求不断上升，有关建构、塑造和利用力日益成为国家实力地位的突出表现，美国在此方面拥有传统优势和丰富经验。但奥巴马政府要员反复强调国际法治和规则，与其说是坚守非战主义的务实选择，不如说更像是美国在力衰势微关头做出的本能反应。具体反映到对华政策上，它完全符合对话接触与防范遏制两手并用的一贯思路，并且可以在美国保持对华绝对竞争优势的信心开始下降之际，继续高举一柄自己仍能控制的“权杖”，在对话接触与防范遏制的两手间架起一座桥，最大限度动员盟友伙伴采取集体行动，以有别于全面遏制的办法制约中国。
整合中国
自比尔·克林顿时代起，将中国纳入国际规则体系就已经成为美国对华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是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一大焦点。“红队”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帮助中国融入世界催生中国的民主，一个与外界全面接触的中国不会趋向于同美国及其亚洲盟友进行安全竞争；“蓝队”相信，中国不可能采用美式政治制度，也不会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这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必须准备予以进攻性的回应。美对华政策的实际发展脉络则是“超越接触”的“融入”与“整合”——美国将中国整合进国际社会，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同中国开展合作，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所谓“负责任”就是接受华盛顿定义的国际秩序。
“亚太再平衡”的推进及奥巴马政府对国际法治和规则的强调表明，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经历着重要的心态变化和调整：一是将中国视作更加现实和强劲的竞争对手；二是担心对中国的进一步整合会导致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三是不再幻想能在短期内借整合改变中国的道路和体制；四是认定“向北京叩头”未必能换取中国在美方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上提供实质合作。端坐“道德山头”的华盛顿正试图对“超越接触”进行再超越，在网络、海上、外空安全等双方利益分歧十分严重的问题上对华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以国际司法制度和区域准则的进攻性对冲所谓中国在对外战略上的“进攻性”。
人们已经看到美国以强势多边主义应对中国崛起的具体行动：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巩固美国领导下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强化一旦有事情况下针对中国的军事快速反应能力；在危言恫吓、军事准备的同时开展密集交往，将中国军队纳入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安全合作外围，与中方商谈两军舰机近距相遇时需要共守的行为规则；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否认“九段线”的法律效力，鼓动有关国家将与中国的海洋争端闹上国际法庭；修改亚太地区贸易规则，更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渠道对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发起诉讼。
美国是在领导一场针对中国的“道德孤立运动”，还是要以国际法治和舆论的力量推进对中国的“整合”，目前不好下结论，但可以确信这一切是在不与中国斗破的前提下操作的。对于来自美国的“规则”压力，中国同样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强硬抵制；二是钻进笼子；三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中国的处境、利益、实力看，简单的三选一不可行，中国同样需要将三个选项“揉合起来”，实施综合性的应对。
共立规则
习近平主席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国际关系法治化问题，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这就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国际法治和规则观，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相一致。
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规则问题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正式议题。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强调中看到其欲编织“制度牢笼”对中国的挑战，但也可以视之为中美真正迈向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中国步入国际法治和规则体系的进程早已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市场运行正是有关实践在经济上的先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也有目共睹。做世界强国，不全方位提升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是不行的。中国已从国际法治的适应者、学习者成长为运用者、改革者，终将作为共同规则的制订者活跃在大国政治舞台上。
中美之间的规则对话应当着眼于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和平相处的基本、共同需要。它不应是超级大国单方面制订规则来让上升大国服从，而是由两个真正意义的全球大国共同制订公平合理的规则。它可以在双边层面上讨论以避免摩擦碰撞和相互误判为目标的行为规范，也应就如何在多边场合确立核、网络、外空、海上安全等国际法准则交流看法、寻求共识。 美苏冷战时期，双方军用舰机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对峙情况，相互阻挠和骚扰行为频发。1972年5月，美苏签署《关于防止公海水面和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该协定为避免冷战升级为热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当长时间来，美军舰机在中国近海针对中方的抵近侦察活动就密度和频率而言都已超过当年的对苏行为，在中美之间设立危机防范、预警和处理机制实有必要。2014年4月哈格尔访华期间，中美防长达成七点共识，其中就包括“推进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启动商谈空中和海上军事安全行为标准”，这是两军为构建新型军事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必须看到，1972年的美苏协定适用于公海，是两超全球争霸的底线性游戏规则，而中美军事舰机碰撞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及上空，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国家尊严，按照国际法原则美军舰机无权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擅入中国专属经济区及上空。
机会来了
在美国介入下，南海纷争已进入司法化和规则战的阶段。7月11日，就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久，奥巴马政府开始了新的叫阵，由其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富克斯在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题研讨会上公开提出争端各方“冻结”加剧南海紧张局势挑衅行动的“三不建议”，即“不再夺取岛礁与设立前哨站，不改变南海地形地貌，不采取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
助卿帮办这个职级不算高，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主管副司长，其借学术场合发表的言论恐怕只能看作美方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向中方内部提出有关要求遭拒后作出的反应，也是进一步试探。但“三不建议”首次以公开形式具体化了美国的“冻结”主张，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当下在南海地区的维权特点。当除中国以外的南海争端直接相关方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不受约束地采取了足够多的夺礁设哨单边行动而已纷纷转入守成期之后，“三不建议”把中国强推到国际道德审判的烧烤架上，要约束的就是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自由。以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7月为应对所谓中国在南海“搞过了头”的“展示肌肉行为”而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发表声明为起点，美国的南海政策调整一步步越过“恪守中立”的中线，进入一手调动单边和集体军事力量、一手召集国际法治和规则力量与中国相抗衡的阶段。
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刻意贬低中美双方围绕南海问题的沟通效果，加大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要求白宫寻找新的策略，对中国的“战略扩张”和“军事野心”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金融时报》7月15日一篇报道评析，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正在南海实施“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即挑起小规模冲突——这样不会引发美方激烈反应，但会让美国的盟友们明白美国在防务上不可依赖——从而逐渐取得对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该报道判断，中美两国正被慢慢拖入学者们所称的“安全困境”，而在此情境中，一方的军事举措必定引起另一方的反制行动，从而增加冲突风险。
奥巴马不打算因南海问题同中国闹翻，但也不准备在阻止中国维权行动方面无所作为。“三不建议”的见光正是其“反制行动”向前迈进的一小步。中国的战略文化很讲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面对美国新迈出的“一小步”恐怕也要有自己的“一小步”相对应。诚然，美国不是南海直接争议方，还轮不到它来评判是非、提供方案，更何况美国一直拒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完全排除美国的利益和影响不太现实，建设性管控中美分歧也有必要。
可考虑用中方的“三不”回击美方的“三不”。中方“三不”可在一大一小两个范畴提出。“大三不”面向直接争议方，应当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相一致，突出缓解亟待开展的工作，比如：坚持对话谈判和平处理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稳定的行动；积极探索共同开发，不在南海海上合作项目中采取歧视或排除特定一方参与的态度。“小三不”针对美国，应当与国际海洋法原则和中方对美方在南海地区行为方式的关切相一致，体现给美国立规矩的意识，比如：不在南海海域及上空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舰机抵近侦察活动，不在未事先通报中方的情况下擅入中国专属经济区，不向直接争议方出售可用于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武器装备。
在当前南海局势和利益格局下，此“三不”与彼“三不”自然难被相关方接受，但未必不能触发具有积极意义的规则互动。在“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一时难以达成的情况下，中方“三不”可为达成某种管控性的过渡安排提供政治基础。中方的建议触动美方作出新的思考，与中方形成一定默契，给自己的言行设定一些边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规则问题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处理南海问题无法回避的焦点和难点，中国固然缺乏经验，但仍要试着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
（作者邮箱：steelan2000@sina.cn）
观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以来的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对“规则”的强调越来越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自传《艰难抉择》中回忆了“重返亚洲”战略的出炉过程：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崛起面临三个选项：一是扩展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二是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各项同盟条约，平衡中国的权力增长；三是健全地区多边机制，“确立从保护知识产权到防止核扩散、维护航行自由的地区规则和行为标准”。最终，奥巴马和她本人决定将三个选项揉合起来实施，“使亚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焦点”。
美国国防部长说得更直白。在2014年5月底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会议）上发表的那篇激起中方强烈反应的演讲中，哈格尔针对南海紧张局势恫吓说，“当某些国家比如中国试图限制航行自由或忽略国际规则和标准，美国别无选择”；“美国反对任何国家用恐吓和威胁的办法坚持领土声索”，“作为未来主要力量，中国应当理解和遵守由美国和美国盟友订立的国际规则”。
奥巴马直接把规则问题上升到全球战略层面，而这正是他就美国该如何保持全球领导力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一部分。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表示，当全球关注的某些问题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必须拓展我们的手段”，包括外交和发展、制裁和孤立、诉诸国际法，以及“如实有必要，采取多边军事行动”。
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对秩序、规则、机制的需求不断上升，有关建构、塑造和利用力日益成为国家实力地位的突出表现，美国在此方面拥有传统优势和丰富经验。但奥巴马政府要员反复强调国际法治和规则，与其说是坚守非战主义的务实选择，不如说更像是美国在力衰势微关头做出的本能反应。具体反映到对华政策上，它完全符合对话接触与防范遏制两手并用的一贯思路，并且可以在美国保持对华绝对竞争优势的信心开始下降之际，继续高举一柄自己仍能控制的“权杖”，在对话接触与防范遏制的两手间架起一座桥，最大限度动员盟友伙伴采取集体行动，以有别于全面遏制的办法制约中国。
整合中国
自比尔·克林顿时代起，将中国纳入国际规则体系就已经成为美国对华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是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一大焦点。“红队”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帮助中国融入世界催生中国的民主，一个与外界全面接触的中国不会趋向于同美国及其亚洲盟友进行安全竞争；“蓝队”相信，中国不可能采用美式政治制度，也不会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这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必须准备予以进攻性的回应。美对华政策的实际发展脉络则是“超越接触”的“融入”与“整合”——美国将中国整合进国际社会，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同中国开展合作，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所谓“负责任”就是接受华盛顿定义的国际秩序。
“亚太再平衡”的推进及奥巴马政府对国际法治和规则的强调表明，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经历着重要的心态变化和调整：一是将中国视作更加现实和强劲的竞争对手；二是担心对中国的进一步整合会导致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三是不再幻想能在短期内借整合改变中国的道路和体制；四是认定“向北京叩头”未必能换取中国在美方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上提供实质合作。端坐“道德山头”的华盛顿正试图对“超越接触”进行再超越，在网络、海上、外空安全等双方利益分歧十分严重的问题上对华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以国际司法制度和区域准则的进攻性对冲所谓中国在对外战略上的“进攻性”。
人们已经看到美国以强势多边主义应对中国崛起的具体行动：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巩固美国领导下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强化一旦有事情况下针对中国的军事快速反应能力；在危言恫吓、军事准备的同时开展密集交往，将中国军队纳入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安全合作外围，与中方商谈两军舰机近距相遇时需要共守的行为规则；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否认“九段线”的法律效力，鼓动有关国家将与中国的海洋争端闹上国际法庭；修改亚太地区贸易规则，更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渠道对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发起诉讼。
美国是在领导一场针对中国的“道德孤立运动”，还是要以国际法治和舆论的力量推进对中国的“整合”，目前不好下结论，但可以确信这一切是在不与中国斗破的前提下操作的。对于来自美国的“规则”压力，中国同样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强硬抵制；二是钻进笼子；三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中国的处境、利益、实力看，简单的三选一不可行，中国同样需要将三个选项“揉合起来”，实施综合性的应对。
共立规则
习近平主席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国际关系法治化问题，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这就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国际法治和规则观，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相一致。
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规则问题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正式议题。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强调中看到其欲编织“制度牢笼”对中国的挑战，但也可以视之为中美真正迈向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中国步入国际法治和规则体系的进程早已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市场运行正是有关实践在经济上的先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也有目共睹。做世界强国，不全方位提升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是不行的。中国已从国际法治的适应者、学习者成长为运用者、改革者，终将作为共同规则的制订者活跃在大国政治舞台上。
中美之间的规则对话应当着眼于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和平相处的基本、共同需要。它不应是超级大国单方面制订规则来让上升大国服从，而是由两个真正意义的全球大国共同制订公平合理的规则。它可以在双边层面上讨论以避免摩擦碰撞和相互误判为目标的行为规范，也应就如何在多边场合确立核、网络、外空、海上安全等国际法准则交流看法、寻求共识。 美苏冷战时期，双方军用舰机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对峙情况，相互阻挠和骚扰行为频发。1972年5月，美苏签署《关于防止公海水面和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该协定为避免冷战升级为热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当长时间来，美军舰机在中国近海针对中方的抵近侦察活动就密度和频率而言都已超过当年的对苏行为，在中美之间设立危机防范、预警和处理机制实有必要。2014年4月哈格尔访华期间，中美防长达成七点共识，其中就包括“推进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启动商谈空中和海上军事安全行为标准”，这是两军为构建新型军事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必须看到，1972年的美苏协定适用于公海，是两超全球争霸的底线性游戏规则，而中美军事舰机碰撞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及上空，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国家尊严，按照国际法原则美军舰机无权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擅入中国专属经济区及上空。
机会来了
在美国介入下，南海纷争已进入司法化和规则战的阶段。7月11日，就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久，奥巴马政府开始了新的叫阵，由其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富克斯在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题研讨会上公开提出争端各方“冻结”加剧南海紧张局势挑衅行动的“三不建议”，即“不再夺取岛礁与设立前哨站，不改变南海地形地貌，不采取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
助卿帮办这个职级不算高，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主管副司长，其借学术场合发表的言论恐怕只能看作美方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向中方内部提出有关要求遭拒后作出的反应，也是进一步试探。但“三不建议”首次以公开形式具体化了美国的“冻结”主张，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当下在南海地区的维权特点。当除中国以外的南海争端直接相关方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不受约束地采取了足够多的夺礁设哨单边行动而已纷纷转入守成期之后，“三不建议”把中国强推到国际道德审判的烧烤架上，要约束的就是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自由。以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7月为应对所谓中国在南海“搞过了头”的“展示肌肉行为”而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发表声明为起点，美国的南海政策调整一步步越过“恪守中立”的中线，进入一手调动单边和集体军事力量、一手召集国际法治和规则力量与中国相抗衡的阶段。
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刻意贬低中美双方围绕南海问题的沟通效果，加大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要求白宫寻找新的策略，对中国的“战略扩张”和“军事野心”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金融时报》7月15日一篇报道评析，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正在南海实施“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即挑起小规模冲突——这样不会引发美方激烈反应，但会让美国的盟友们明白美国在防务上不可依赖——从而逐渐取得对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该报道判断，中美两国正被慢慢拖入学者们所称的“安全困境”，而在此情境中，一方的军事举措必定引起另一方的反制行动，从而增加冲突风险。
奥巴马不打算因南海问题同中国闹翻，但也不准备在阻止中国维权行动方面无所作为。“三不建议”的见光正是其“反制行动”向前迈进的一小步。中国的战略文化很讲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面对美国新迈出的“一小步”恐怕也要有自己的“一小步”相对应。诚然，美国不是南海直接争议方，还轮不到它来评判是非、提供方案，更何况美国一直拒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完全排除美国的利益和影响不太现实，建设性管控中美分歧也有必要。
可考虑用中方的“三不”回击美方的“三不”。中方“三不”可在一大一小两个范畴提出。“大三不”面向直接争议方，应当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相一致，突出缓解亟待开展的工作，比如：坚持对话谈判和平处理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稳定的行动；积极探索共同开发，不在南海海上合作项目中采取歧视或排除特定一方参与的态度。“小三不”针对美国，应当与国际海洋法原则和中方对美方在南海地区行为方式的关切相一致，体现给美国立规矩的意识，比如：不在南海海域及上空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舰机抵近侦察活动，不在未事先通报中方的情况下擅入中国专属经济区，不向直接争议方出售可用于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武器装备。
在当前南海局势和利益格局下，此“三不”与彼“三不”自然难被相关方接受，但未必不能触发具有积极意义的规则互动。在“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一时难以达成的情况下，中方“三不”可为达成某种管控性的过渡安排提供政治基础。中方的建议触动美方作出新的思考，与中方形成一定默契，给自己的言行设定一些边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规则问题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处理南海问题无法回避的焦点和难点，中国固然缺乏经验，但仍要试着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
（作者邮箱：steelan2000@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