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是在中国书道中最为普及、最具实用性的创作及表现形式。何谓楷书?翻看书史,楷书亦曾被称为“真书”“正书”,甚至“隶书”,其表现形式除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唐宋以来的正规楷书外,还包括晋楷、魏碑等。楷书是一个较之此前的甲金文字、篆书、隶书等有明显区别;在表现、书写等形式上十分复杂和丰富的书道门类。在书界言及书道的种类,至今犹说“真、草、隶、篆”,而不言“楷”,即是以“真书”作为“楷书”同义词。在唐代张怀瓘书论大家的文章《六体书论》中,张氏曾说:“隶书,程邈造也,迹皆真正,亦曰‘真书’。”且在其《书断》中,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之论述齐备,而唯独没有“楷书”名目,所论钟繇、二王、二欧、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曾有楷书作品者,亦只曰某某长于隶书或八分,未及运用“楷书”概念。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书体改造并未被予以新的名称,只是“隶书”或“八分”的变体;另一方面也说明书体的变化在“量变”时期是异彩纷呈的,创作和探索的空间开阔、宽容。据此,也可以看出“楷书”和“隶书”的起源大致相同,并非隶亡而楷生,极有可能是同步发展的,只是隶书辉煌的时代较之典型的楷书要早数百年。隋唐之时,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已相当发达,而张氏所论又极具专业性,可见“楷书”(包括“正书”“真书”等)之名应出于张氏之后,而张论中唯有“八分”所论与楷书相近。宋代的书道专集《宣和书谱》亦曰:“上谷王次仲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书’,而今之‘正书’也。”从这些貌似混乱的概念中,可以观察到,前人所说的楷书之“楷”、正书之“正”、真书之“真”等在当时皆有楷模、规范、工整、清晰、官方认可等之意。在秦篆书即楷;在汉隶书即楷;而在晋唐以后,楷书为楷,因其未变,故此沿用其概念至今。由此可见,今天所说的“楷书”是专指晋唐以后的最为规范、工整、清晰且被民间广泛使用、被官方认可的正规书体。
　　基于以上认识,楷书从名称和实质两方面看,在历史上是有过诸多模糊和错位的,作为一种典型的书体名称,至少应在中唐之后,而论及楷书的问题却不能只从中唐开始。晋《卫夫人笔阵图》有“真书”提法,王羲之《题笔阵图》亦有“真书”概念,但此二文均被疑为伪托之作,所以影响后世学界和书界的判断。在张怀瓘之前,孙过庭《书谱》亦曾用“真书”论及晋代书体,并能与篆隶章草等鲜明区别,并论及其相互关系。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初步成形应在晋代或汉末三国之时,如张怀瓘在《书断》中所指善“八分书”者就有汉末灵帝及三国时的师宜官、梁鹄、左伯等,及明确三国钟繇之“真书”、赞王献之“八分入能”,楷书之实备矣。
　　在书道史上,最初的楷书用今天的概念看应该有三大代表,也就是书界公认的现代楷书的三个主要源头。
　　一是字帖。起于汉末、魏晋,以及隋唐、宋元明诸家的名帖,首以钟繇(元常)之“力命”“宣示”“荐季直表”诸帖,王羲之父子等的《乐毅论》《黄庭经》《洛神赋(十三行)》等为可见之代表。而这些代表且多以传世的碑拓为主,墨迹几难得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界和书论界,对上述诸帖的真伪一直有不少疑义,所以,在评判当时书体及其风格时,应该全面地考虑。此一源头比较确凿的流传墨迹最早、最典型的是后人广泛认可和作为范本临摹的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元代的赵孟等楷书“四大家”。而此前由西晋开始直至隋唐之际的各代名家对楷书的创立及其实践均有巨大的贡献。楷书在唐中期前后才基本定型,所以此前为“源”,此后只能是“流”。
　　可以说楷书在逐渐成型和发展的千年过程中,“字帖”一源所起的是最为重要和主导的作用。为了强调楷书的标准、严谨、庄重等特点,在当时的书界有“法书”的概念。其中的“法”既有方法、技法的含义;更有规范、正规、标准的意思。这便是“楷书之道”的核心和最典型的标志。而此概念的确立亦对后来中国人普遍使用“书法”概念亦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后面还要细论,故在此暂且搁笔。
　　
　　二是石刻。此一源头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以洛阳“龙门二十品”(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约二十方造像的题记)为代表的工匠刻石之字的拓本,后人统称其为“魏碑”。其主要特征是:字呈正方形、隶书柔缓的飞燕和卧蚕被清秀的撇笔和硬朗的波磔所取代,使字体的表现力度相对更有冲击力和庄严感,从一个特定的实践角度为后来典型楷书的出现做了重要的铺垫。
　　尽管从清朝以前文人的书论中很难找到其对楷书影响的记载和论述(工匠们的创作自然不会被知识阶层所轻易地接纳和吸收),但这些刻在佛像旁边的文字在汉以后佛教日趋繁盛、信众日趋广大,文人亦多喜欢的状况下,定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让创造楷书辉煌的文人们从耳濡目染之间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诗经》中来自民间的“国风”对后来古风、汉赋、唐诗等的影响一样,石刻对楷书的影响不显赫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魏碑”之名是后世所定,之前,由于是出自工匠之手,所以并不为世所重,其中文人们的笔墨情趣、艺术追求、附庸风雅,等等,似乎都无从谈起。在清代“汉学”复兴之前,此一源头的作用和价值在书界并无认可,其地位也未受重视。石刻文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刻石的“蓝本”可能是文人所作,但在刻之于石过程中的“再创造”(狭隘地看是原作的“走形”或再造)则是石匠们智慧和情趣的流露和体现。
　　一般人认为魏碑是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的特有书体,即所谓“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其实其自有独特的“石刻”效果。仅在这点上看,其既有早期甲骨、钟鼎等文字的非毛笔效果,又有隶书的明显影响。从石刻文字的角度看,可以说石鼓文、秦汉刻石等的影响是魏碑刻字的直接渊源。在石材上刻字,笔画既是割裂的,也是统一的。一笔一划多由正反两刀刻出,基本保证了笔行中锋的绝对效果,并能从容地通过修整来完善笔画的艺术效果。这与中国绘画、书道注重表现过程一以贯之、随机善变的挑战与追求似乎不能同日而语,但在魏碑著名帖中,也的确拥有极具性格、极有感染力的创作群像,像《始平公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就具有极为突出的夸张装饰和典型的稚拙表现,也使魏碑的整体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接近书道的基本创作原则。
　　
　　与盛于两汉的隶书相比,魏碑的典型笔画又有了省减,从扁形向方形过渡,表现的自由度和空间都超过了前者。便于书写者将注意力更多地关注文字的整体表现,而不是更多地将表现力、平衡点寄托于“卧蚕飞燕”等典型的笔画之上。另外,字体以正方型为主,便于排列,过长的横画、竖画等都被化解于正方的框架之内。书写速度较之隶书又有极大的提高。自清代“汉学”勃兴以来,有名士包世臣、康有为等力挺,魏碑渐受尊重,尤其是康有为力陈魏碑“十美”,对清末民初魏碑、隶书,以及篆书的复兴提供了社会文化方面的支持。在常人的经验中,用毛笔书写和在金石上镂划的刻法相去甚远,二者之间虽有相互影响,但方法难以互鉴。对魏碑的继承也似乎有一个严重和明显的错位,就是在纸张上用软性的毛笔书写追求着的是刀刻的硬实效果,使笔写之天性被刀刻之追求硬性地扭曲了。其实,学习魏碑的价值并非要完全遵照魏碑的原样进行模仿,诸多的碑帖给予今人的是魏晋工匠们的淳朴精神,后人之所以愿意继承之,就是从中找到了那些能给人灵感和启发的触动,而不仅是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笔画。在清代最能得魏碑精神的书家唯有赵之谦一人,其书写的“魏碑体”中已经不是魏晋时的铁笔刀痕,而是对古今刀刻笔耕传统的集大成。较之能惟妙惟肖地模仿魏碑的书写诸匠,赵之谦基于深厚文化底蕴的探索可谓独得书道之奥。
　　
　　三是写经。所谓写经,主要是指在19—20世纪出土的隋唐敦煌写经,内容以抄写佛经为主,也有部分儒家经典和道教经典,多用当时的小楷书写,风格有略像钟繇书特色、带有少许隶味的字体,也有比较纯粹的典型唐楷。与魏碑一样,写经并非文人的创作,而是如刻石工匠一样的另一类专职写手的作品。这些写手可能是朝廷的书写官吏,也可能是富人专聘的书工,抑或是有书写专长的佛教信徒,在印刷术未通行以前,抄书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在写经书写的价值未被充分认识之前,其对书坛时代风格和发展走向的影响与魏碑一样,也是一条潜在的主流。因为,在佛教几乎成为国教的唐代,抄经的宗教文化影响也是极为广泛和深入的。与碑刻不同的是,抄经是用毛笔书写的,载体除了少数在绢帛之上,多为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纸张。和晋唐宋明诸大家抄经的碑与帖不同,如王羲之的《黄庭经》、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和《阴符经》、柳公权的《金刚经》、钟绍京的《灵飞经》、赵孟頫的《道德经》等,今人有福分看到的是当时更为丰富并更有普及效果的楷书书写实物。从文化表象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上看,抄经的价值并不明显,实用性要远大于文化艺术方面的追求。但由于抄经者多带有虔诚、敬畏之心书写,所以从内容到心态都是与楷书的表现要求相吻合的。以至流传至今的抄经实物虽因抄写速度较快而缺少变化,但从整体上看,其肃整庄严之态依然可动人心。按照常规推理,各类抄经者多本当时的书道经典作品习学而成,所以应该是碑与帖的流变。但因“书经”流传数量远大于前两者,所以对现代书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与后来广泛用之于科举考试的“馆阁体”相当,虽在传统的书学领域不被认为有其品位和档次,但在今天仍有其历史价值、实用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在晋唐以至后来人们最初的书道探索中,有着明显和广泛的影响。
　　
　　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上述三个楷书源流均与儒佛道三教的争衡,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道”概念的复兴,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做铺垫的。在文人的帖学传统、工匠的凿刻传统和写手的书写遗篇的楷书交汇点上,书道的灵光是长明不灭的。三者虽不同源,但流有交叉与融合。随着书道资源的挖掘和大量面世,随着人们对书道传统认识的深入,这三种源流的共同价值和源流影响才被后世书家逐渐接受,被视为具有同样文化艺术价值、可以互鉴互补的共同传统。
　　在上述三大楷书源流中,前者有江南富庶的经济文化为基础,在清雅悠闲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创造出优美、典雅的文字表象;中者在中原丰厚的文化积淀之上产生,虽出于工匠之手,却也能脱俗创新,有可贵的风格与气象;后者在北方的大漠风沙之中,有佛教文化艺术的熏陶,在平淡中亦显庄重和清寂;三者既殊途同归,又异彩纷呈。随着文人、工匠和书者不断地丰富和创造,随着人们经济文化生活的更加安逸、书写条件的更加便利,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受到文学、宗教、哲学等多方面的影响,楷书的发展承载了不断丰富的形式与内涵,在书道巨大深厚的文化沃土之中,逐渐形成了其千年不衰的独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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